第三章 廣州「通書」中的民間生活知識建構
第一節 生活作息的知識
第三章 廣州「通書」中的民間生活知識建構
第二章揭示廣州「通書」是廣州地區一種結合曆法及日常生活常用資訊的民 間日用書籍，此種書籍於清代已流通於廣州地區；同時通過表格呈現，分析清末 民初廣州各版本「通書」的內容概況，發現其標題內容可分為四大知識領域：以 生活作息知識為主要基礎，另外為政經資訊、應世教育與社會禮儀，以及現代交 通郵傳知識，形成清末民初廣州「通書」的面貌。
本章以第二章為基礎，進一步分析清末民初廣州「通書」上述四大知識領域 的內涵，以及其如何反映廣州「通書」對廣州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從而瞭解當 時廣州社會面貌，以及廣州民間社會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係。
第一節 生活作息的知識
如第二章所述，源於曆書的清末民初廣州「通書」具備曆法及傳統玄理術數，
而廣州民間社會對順應四時與「趨吉避凶」的需要，亦促成了民間曆書的流行。
本節主要分析與民間生活息息相關的知識內容，同時討論相關政權政策，及其對 清末民初廣州「通書」在面對時局的影響。本節以第二章表 2-2 為基礎，將廣州 各版本「通書」所載的生活作息知識，進一步分為曆法與時間觀念、玄理術數、
耕作與自然環境，以及民俗醫術知識四個類別，以分析廣州「通書」所載生活作 息知識的特質。
一、曆法與時間觀念
清末民初廣州各版本「通書」所載之曆法與時間觀念相關內容標題，主要以
「光黑較鐘法」及「通書」為主。其內容如表 3-1：
如表 3-1 所見，「通書」、「光黑較鐘法」乃清末民初廣州「通書」的必備內 容。故將針對曆法及「光黑較鐘法」，探討與清末民初廣州社會間之關係。
清季廣州「通書」的曆法除了載有清廷頒授的「時憲書」外，更開始載有西 方鐘錶時間及西曆的日期，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 年）由廣州拾芥園出版的《大 清庚子年通書》、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由廣州鴻都閣出版的《新通書》、三 十一年（1905 年）由廣州石經堂出版的《石印通書》，以及三十三年（1907 年）
由澄天閣書局出版的《丁未歲紅字頭通書備覽》，都在「時憲書」下方附上西曆 日期。
圖 3-1 「通書」，《石印通書》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刊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圖 3-2 「丁未年通書」，《丁未歲紅字頭通書備覽》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刊本，筆者藏書）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廣州「通書」更在刊載星期的地方，用「禮拜」一詞借 代週日，而且特別標示「禮拜」一格，可見一些廣州居民對西元曆法中的「禮拜」
概念已有認識。另外，於圖 3-2 澄天閣書局出版之《丁未歲紅字頭通書備覽》所 刊載的「時憲書」下方，標記了阿拉伯數目字及相關英文詞彙，以說明西元曆法。
因此，清季廣州「通書」一方面堅持原有曆法固有的時間觀念，乃至其擇日 吉凶的參考；另一方面，對於隨西方文明而來的西曆時間，亦持開放與接受的態 度。這反映當時廣州與西方之間的交流已相當深入，乃至對中西之間不同的曆法 及時間規律，雙軌並行而有所對照，以及時間作為人們生活基礎的重要性。
刊載於廣州各版本「通書」的曆法與時間相關知識，尚有「光黑較鐘法」。
所謂「光黑較鐘法」，即以一年二十四節氣為基礎，並用西方時間標示各個節氣 當日的日出與日落時間，如圖 3-3：
圖 3-3 「光黑較鐘法」，《光緒貳拾陸年庚子通書》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刊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光黑較鐘法」的刊載，進一步強調廣州民間社會對了解現代西方時間及其 觀念的需要。這也反映了廣州作為通商口岸，與西方交流頻密，故必須了解西方 相關時間觀念，以便交流的特性。
至於廣州「通書」所依循翻刻、作為惟一官頒曆法之《時憲書》，於清末開 始也出現改革曆法的聲音，期望回應社會及政權的實際需要。即宣統元年（1909）， 由山東巡撫袁樹勛以「奏改元伊始請因勢利導以開民智隨時變通以紓民困摺」上 書朝廷，並提出《時憲書》的相關改革措施，當中強調《時憲書》的「宜忌」牽 涉迷信及不利啟迪民智的問題。85袁樹勛，提出在不妨礙《時憲書》為皇權象徵 的情況下，讓《時憲書》能夠成為配合新政、啟迪民智，同時兼容西曆的工具。
然而，曆書始終關乎清廷權威，一旦改動，牽連甚廣。故最終至宣統帝遜位，官 方印行之《時憲書》內容仍未有所更迭。然而，按第二章的分析，袁樹勛提出的 措施，無疑已在廣州民間印行的「通書」得到部份實現，如郵傳交通所需知識、
「以中歷為綱，以西歷及每星期附註為緯」，以及前述之西方時間概念的刊載，
85 〈山東巡撫袁奏改元伊始請因勢利導以開民智隨時變通以紓民困摺〉，《東方雜誌》，6.4（上海，
宣統元年（1909）三月二十五日），「奏牘」頁 1-2。
皆是例證。
《時憲書》的官方地位，最終隨中華民國的建立而宣告消失。1911 年 10 月，
武昌爆發革命，一月間各省震動，廣東於 11 月 9 日宣佈獨立。兩廣總督張鳴岐 逃往廣州沙面租界，並由革命黨人胡漢民任職都督，成為當時廣州的統治者。南 京臨時政府亦於年底宣告成立。
在國體變革的關鍵時刻，曆法變更被當時的南京臨時政府所重視。孫中山在 擔任臨時大總統後，於 1912 年 1 月 1 日立即在南京發出通電，宣佈使用「陽曆」：
中華民國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 元年元旦。經由各省代表團議決，由本總統頒行。訂定於陽曆正月十五日，
補祝新年。請佈告。 孫文。86
同時又頒佈〈內務部編印曆書令〉，編訂新式曆書：
茲 經本院（參議院）開會議決如下：一、由政府於陰曆十二月前制定曆 書，頒發各省。二、新舊二曆並存。三、新曆下附星期，舊曆下附節氣。
四、舊時習慣可存者，擇要附錄，吉凶神宿一律刪除。87
從兩則電令可見，臨時政府對於曆法的變更及重訂，有兩方面的考量。首要 在於訂立「正朔」；另一方面在推動新曆外，亦沿用舊有曆法，保留具「授時」、
「耕作」之用的「節氣」，相信是為了確保農業活動能繼續推行。然而從該〈內 務部編印曆書令〉可見，臨時政府宣佈，一併刪除以往所訂之吉凶神宿一類撮吉 論述。
北京政府成立以後，再次發佈取締舊有曆法的政令，更要求各省都督取締舊 曆，同時銷燬未經許可而私印的舊曆曆書：
批據呈閣悉飭部核辦此批 中華民國元年十月十一日 大總統蓋印 趙秉鈞 署名
86 孫文，〈臨時大總統改曆改元通電〉，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二冊（臺北：近代中國 出版社，1989），頁 25。
87 孫文，〈飭內務部編印曆書令（附原緘）〉，收入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六冊（臺北：近代 中國出版社，1989），頁 008-009。
內務部諮各省都督、民政長請飭屬禁止私賣陰曆曆書文
為諮行事，禮俗司案呈准教育部，諮曆象事宜，案歸本部辦理，曆書自應 由部監製頒發，准商民照式翻印，以廣應用，乃近查外間私出民國二年曆 書，既未將種種迷信以及不適用於民國者刪去，甚至以陰曆為主，割裂陽 曆月日，附之面書教育部監製頒行下字樣。末附六十甲子表，不分朝代，
似此蠱惑人心，淆亂耳目，若不極早禁止，流弊滋多，應由貴部傳飭內外 城巡警總廳，將此項曆書禁止發賣，並將版片勒令銷燬，一面通令各省一 律遵行，等因到部，除令行內外城巡警總廳查照辦理外，相應諮行貴都督、
民政長，轉飭所屬地方官迅即查照來諮切實辦理可也，此諮。88
可見以建立現代國家體制自居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建立正朔的同時，正要取 締及打擊所謂「迷信」的吉凶神宿。北京政府甚至較臨時政府更為積極，直接禁 止未經許可而私行印售的舊曆通書。其實際成效如何，暫不得而知，惟當有形式 之意義。
面對前述國體的重大變動，廣州方面，亦同時遵奉「正朔」，宣佈改用陽曆。
89然而根據在當年出版的廣州「通書」，其內容仍以「陰曆」為主。如由省城守經 堂編印的《壬子年紅字頭通書備覽》，經筆者整理目錄，有關天文「授時」資訊，
如「羅更圖、春牛出行」、「行度」、「百歲圖」、「太陽出入」、「每月每日潮山長退」、
「廿四節天光天黑較鐘訣」及「中歷歲次癸丑春牛交節總圖」，皆得到保存；然 而屬「迷信」的「立命小限」、「立命」、「吉章選」、「二十八宿」、「星辰論命」、「九 星圖緣」、「逐日諏吉」一類玄理術數的內容，都未被取締。至於其在「壬子年通 書」一列上，不單具列清德宗、皇后之忌辰，而所謂代表「新曆」的「陽曆」也 未見蹤跡。90
88〈公文〉，「內務部諮各省都督、民政長請飭屬禁止私賣陰曆曆書文」，《政府公報》（1911 年 10 月 17 日一百六十九號），頁 18。
89 廣州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廣州百年大事記（上）》（廣州：廣州市文史研究館，1984），頁 132。
90 「壬子年通書」，《壬子年紅字頭通書備覽》（民國元年（1912）刊本）。
這種存在於廣州「通書」的現象，甚或延伸至廣州城內居民於過年的情況。
這可從《廣東公報》的警察廳佈告中觀察：
警察廳佈告
通告商民取締不奉正朔文
立國之初，首重正朔，今民國新歷已頒，91凡屬國民應遵守，現在一月已 過，本無復有新年，乃見街上貼有接寫新年揮春等告白，此等行為無非出 於圖利，深言之即為反對民國，既為中華國民，何可自罹於法，且此等所 為，顯為引導國民恢復舊歷，實屬有駭視聽，又其甚者，無跳之徒不難因 此相率舉行賀年之事。其時爆竹喧天，盜賊則從而劫掠，縱使呌喊警察，
必無所聞，實於治安大有妨害，除行聯嚴行制止外，用特開誠佈告，我粵 人開通最早，當不為若輩所惑也，特此通告。 一月二十二日92
從上述警察廳的佈告可見，警察廳用「妨礙治安」為由禁止民眾過年，以及
從上述警察廳的佈告可見，警察廳用「妨礙治安」為由禁止民眾過年，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