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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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吳志鏗博士.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研究生：郭守榮中華民國一０七年八月.

(2) 誌. 謝. 完成碩士論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回想本文題目訂的相當早，但準備時間卻比預期來得要長，這一方面是工作緣故，另一方面寫出一部論文本是研究生必須傾注心力的事，故於撰寫日子裡，一直要跟生活、工作與時間競賽；惟一意外的是，還要跟自己身體競爭。這部論文也是一份感恩的回顧，因本論文從想法到落筆，都是一個感謝的過程，必須感恩家人對我多年支持與付出，肇因撰寫這個題目來自家父於我幼年曾分享這本書籍，這開始我與「通勝」的不解之緣。首要感謝指導教授吳志鏗老師，能遇見老師是我的榮幸，這橫貫自己在臺就學所有時間；老師仿如慈父，於異國成長歲月裡，一直諄諄善誘，以身作則；除卻知識教授與論文指導外，更為人生嚮導，從未吝嗇對學生的支持與幫助。回顧十年相處過程，在臺日子總不免挫折與工作壓力，在臺最艱辛的歲月裡，老師卻總能體諒，不會進一步給學生再多壓力，並從相處過程裡啟導成長，師恩無以為報。也謹感謝給予幫忙的所有師長及朋友，蔡淵洯老師、林麗月老師、吳蕙芳老師、潘淑華老師、陳秀鳳老師、張嘉鳳老師、陳惠芬老師，他們分別啟導與鼓勵撰寫本論文研究方向，特別是陳惠芬老師、吳蕙芳老師及潘淑華老師，她們在尋覓史料過程中提供相當寶貴的啟發。另外，尚有香港的蔡伯勵先生及伍萬成先生，他們為本篇論文提供重要參考。還有與我一起同窗的 102 級同學們，你們讓我知道，能夠堅持到底，是一份福氣。最後，感謝一個人，沒有這個人，沒有今天的我，也不會走進研究所。縱使今天妳不再復返。在臺十年，我完成承諾。完成論文後，又是一個新的開始。引用詩人 T.S Eliot 的一句詩“The end is where we start from.＂，感謝為我理想而透支的身體，該好好重新與你相處了。.

(3) 摘. 要. 「通書」是廣州地區一種結合曆法及日常生活常用資訊的民間日用書籍，此種書籍淵源於曆書，並在清代已經流通於廣州地區，而持續發展至民國。本文透過清末民初廣州「通書」內容的介紹與解析，了解「通書」之淵源、其於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之建構，以及其所反映的廣州民間生活面貌的變化，進而討論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社會與政府、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係。本論文認為清末民初廣州「通書」內容偏向保守，曆法宜忌、各類占筮資訊內容仍繼續存在，而其他民間生活知識內容雖有更新，亦多為新瓶舊酒。但有關交通郵傳一類工具知識，則較能得到及時刊載。此反映清末民初廣州民間社會風氣雖仍保守，但漸有轉變。民國成立後，政府雖欲更迭「通書」內容，但未見成效，這或與政局有關，亦可見清末民初廣州大眾對所重視的資訊認識與其興趣所在。此同時反映廣州民間生活慣習具有相當穩定性，未因為國體變更、政局波動及西方文化的傳入而有所影響。關鍵詞. 通書、廣州地區、民間生活、民間日用書籍.

(4) I. 目. 次. 目次──────────────────────────── I 圖次──────────────────────────── III 表次──────────────────────────── IV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回顧──────────────────── 3. 第三節. 章節安排──────────────────── 14. 第二章. 清末民初廣州「通書」的淵源與內容面貌──────── 17. 第一節. 淵源背景──────────────────── 17. 第二節. 廣州「通書」版本分析────────────── 20. 第三節. 內容分類與面貌───────────────── 29. 第四節. 小結────────────────────── 36. 第三章. 廣州「通書」中的民間生活知識建構────────── 37. 第一節. 生活作息知識────────────────── 37 一、曆法與時間觀念────────────── 37 二、玄理術數───────────────── 47 三、耕作與自然環境────────────── 63 四、民俗醫術知識─────────────── 68. 第二節. 政經資訊──────────────────── 72 一、國旗、疆域的介紹───────────── 73 二、職官─────────────────── 77 三、通商稅則───────────────── 78. 第三節. 應世教育與社會禮儀─────────────── 81 一、蒙學與應世教育────────────── 82 二、禮儀規範───────────────── 84.

(5) II. 三、柬帖檻聯───────────────── 89 第四節. 現代交通郵傳知識──────────────── 96 一、鐵路與渡輪交通資訊──────────── 98 二、防颱知識───────────────── 107 三、電報及郵政資訊────────────── 110. 第五節. 娛樂休閒的補充──羊城八景─────────── 115. 第六節. 小結────────────────────── 116. 第四章. 結論──────────────────────── 119. 附錄──────────────────────────── 125 徵引資料────────────────────────── 167.

(6) III. 圖次圖 3-1. 「通書」，《石印通書》（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刊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圖 3-2. 「丁未年通書」，《丁未歲紅字頭通書備覽》（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刊本，筆者藏書）. 圖 3-3. 「光黑較鐘法」，《光緒貳拾陸年庚子通書》（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刊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圖 3-4. 「春牛圖」，《壬子年紅字頭通書備覽》（民國元年（1912）刊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圖 3-5. 廣州「通書」所載之大清國旗、大清北洋水師全軍將領旗，大清北洋水分軍將領旗。「中外各國輪船旗式」，《光緒貳拾陸年庚子通書》（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刊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圖 3-6. 「地理全圖」，《新通書》（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刊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圖 3-7. 「二十四孝」，《丁未歲紅字頭通書備覽》（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刊本，筆者藏書）. 圖 3-8. 「小兒論」，《新通書》（光緒二十八年（1902）刊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圖 3-9. 「文明結婚禮式圖」，《民國二年癸丑新舊曆合璧通書》（民國二年（1913）刊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圖 3-10. 「參議院議決男女服制圖說」，《民國二年癸丑新舊曆合璧通書》（民國二年（1913）刊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圖 3-11. 「粵漢鐵路幹路火車運儎貨物章程」、「新寧寧海鐵路來往價目里數時刻表」、「潮汕鐵路來往時刻價目表」，《辛亥歲紅字頭通書廣錄》（清宣統三年（1911）刊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7) IV. 表次表 2-1. 清末民初廣州「通書」各版本表. 表 2-2. 清末民初廣州各版本「通書」內容標題分類表. 表 3-1. 廣州「通書」曆法與時間觀念內容標題歸類表. 表 3-2. 廣州「通書」玄理術數內容標題歸類表. 表 3-3. 民國三年（1914）刊本《新通書》內容標題表. 表 3-4. 廣州「通書」耕作與自然環境內容標題歸類表. 表 3-5. 廣州「通書」民俗醫術知識內容標題歸類表. 表 3-6. 廣州「通書」政經資訊內容標題歸類表. 表 3-7. 廣州「通書」應世教育與社會禮儀內容標題歸類表. 表 3-8. 廣州「通書」現代郵傳知識內容標題歸類表. 表 3-9. 廣州「通書」娛樂休閒內容標題歸類表.

(8)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第一章. -1-. 緒論. 第一節研究目的本論文旨在分析二十世紀清末民初的廣州「通書」所反映的民間生活情形，以了解清末民初廣州民間生活、變遷及其意義。在進行研究以前，必需先定義研究對象「通書」。「通書」本名為「曆書」，1 為廣州地區綜合擇吉（挑選「好日子」進行活動）、授時及生活資訊的書籍。由於廣東通行語言粵語，忌諱（書通「輸」音），故在口語改稱「通勝」。現可考「通勝」一詞，最早可見傳教士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於 1866 年所編撰的《英華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上，2並在後來直接作為書面用詞，指涉該種民間日用書籍。3 「通書」作為配合四時作息的日用書籍，在傳統廣州地區社會生活中佔重要位置。如王爾敏在〈傳統中國庶民生活〉4一文中，認為清代民眾一年的生活秩序規律皆順應四時，並以「時憲書」或同樣性質的通書為依，行事生產，起伏作息，俱以為憑；而葛兆光認為，「曆法在古代中國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古代所謂的『敬授民時』，是非常莊嚴的活動，不僅是具體指導民眾的生活，而且是象 5. 徵來自話語權力，正是因為它的重要，才會在古代中國成為一種思想和線索」。. 根據人類學家許舒（James Hayes）在香港新界地區的研究，發現不論在鄉村還是城市，家中都會置備「通書」，而這些書籍主要在廣州、香港及佛山印刷並流通使用。6可見近代廣州乃至廣東地區，「通書」都是當地居民重要的生活參考 1. 蔡伯勵，〈庚寅年《通勝》〉，《廣經堂庚寅年包羅萬有》（香港：廣經堂，2010 年）。 Lobscheid, Wilhelm(羅存德）,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Hong Kong: The Daily press office, 1866-1869), pp. 296. Retrieved from: nd http://mhdb.mh.sinica.edu.tw/dictionary/image.php?book=1866&page=296 at 2 July, 2018. 3 現時直接將「通勝」作為書面語，寫於封面標題者，最早可見民國十二年（1923）出版之《癸亥英文堂機器通勝》；見《癸亥英文堂機器通勝》(民國十二年刊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4 見王爾敏，〈傳統中國庶民日常生活情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1 期（臺北，1992.6），頁 149-178。 5 葛兆光，〈《時憲通書》的意味〉，《讀書》，第 1 期（北京，1997 年），頁 43。 6 James W. Hayes,“Specialists and Written Materials in the Village World,”in edited 2.

(9)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2-. 書籍。清末民初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乃至思想文化都發生了重大轉變，如張灝就曾指出，1895 年至 1920 年代初，是中國思想文化從傳統過渡到現代、承先啟後的「轉型時代」。7而廣州是中國最早開放的通商口岸，作為廣州民眾重要的生活用書，「通書」將有助了解廣州當時的民間生活，以及其面對時局變遷下的反應。有關社會生活的課題，在近年倡導新社會史之研究，8「開始從生活史出發，重建歷史理解的新嘗試」，9而其研究成果不斷出現；而有關社會史探討的主題也日新月異，並在研究方法及史料運用上取得進展。臺灣學者吳蕙芳認為民間日用類書，「在傳統文獻中，以往較被史學界忽略，其實具有高度價值的重要新社會史研究材料，即為各式各樣的民間日用類書，亦即民間生活必須參照的生活日用手冊」。10吳氏亦從民間生活所使用的各式民間日用類書著手，對其「發展、演變及內容進行分析，從而觀察民間生活的實際情形」。11吳氏既為學界蒐尋大量史料，也透過民間日用類書的淵源、演變及發展情形，描述明清時代社會生活的特色。對了解明清時期生活及社會相關情況，其成果不容忽視。吳氏觀察民間日用類書於清末民初的變化，發現自光緒二十四年（1898 年），民間日用類書開始有續卷增加，及至民國，有更多新的內容增補而產生改變。12其後，吳氏繼續通過有關民間日用書籍，並運用民間日用類書中的「萬寶全書」，以及另一種民間日用書籍「雜字書」，敘述民間日用書類書、雜字書於明清時代扮演了建構及傳遞民間 by David Johnson, Andrew J. Nathan, Evelyn S. Rawski,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75-111. 7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二十一世紀》，第 52 期（香港：1999.4），頁 29。 8 杜正勝，〈什麼是新社會史〉，《新史學》，3:4(臺北，1992.12)，頁 95-115；常建華，〈中國社會史研究十年〉，《歷史研究》，第 1 期(北京，1997.2)，頁 164-183；趙世瑜，〈20 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收入氏著，《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北京：三聯，2006），頁 3-33。 9 王鴻泰，〈社會圖像的建構〉，收入胡曉真、王鴻泰主編，《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臺北：允晨，2011），頁 50。 10 吳蕙芳，〈新社會史研究：民間日用類書的應用與展望〉，《政大史粹》，2:2（臺北，2000.6），頁 5。 11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上）》（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頁 4。 12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下）》（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頁 353。.

(10)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生活知識的重要角色。. -3-. 13. 然而，民間日用類書及相關日用書籍的內容，在面對環境變化而有所改變的情況下，其原有刊載知識的建構，會否因近代歷史發展而出現變化？以及地域因素會否對內容造成影響？面對相關課題的研究，美國學者柯文（Paul Cohen）的主張相當具有啟發性。柯文在其著作《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一書中所提出的區域性的研究，有助解答上述問題。14這種運用基層史料，從下而上觀察區域內社會生活的方法，無疑能夠對中國歷史有更深入的了解，此類區域社會史研究方法及成果也因此被日加重視。15故本論文將以清代廣州城為中心，通過二十世紀前期的廣州民間日用書籍「通書」為研究對象，分析廣州「通書」之民間生活知識建構，並觀察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眾在生活層面上所使用的資訊及其變遷，從而了解晚清以降廣州民眾的日常生活，以及探求民眾日常生活變遷所具有的意義。. 第二節研究回顧關於近代廣州地區的歷史研究著作多不勝數。就廣州近代史研究中，早期多以「近代化」，即臺灣及香港學界之「現代化」來形容近代發展的現象。所謂「近代化」，根據中國學者虞和平的說法：所謂中國近代化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從現代化的一般含義來講，資本主義工業化和民主化是它的核心內容。但由於中國的近代化是在半殖民地的社會狀況下展開的，因此，它的核心含義還應增加一個民族. 13. 吳蕙芳，《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頁 193。［美］柯文（Paul Cohen）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7），頁 211。 15 這方面的成果，如趙世瑜，〈敘說：作為方法論的區域社會史研究〉，《小歷史與大歷史：區域社會史的理念、方法與實踐》（北京：三聯，2006），頁 1-11；程美寶，《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北京：三聯，2006）；程美寶、黃素娟主編，《省港澳大眾文化與都市變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7）。 14.

(11)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4-. 16. 化—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爭取民族獨立。. 這種「近代化是半殖民地的社會狀況下展開，爭取民族獨立」，實乃「中國式社會主義」或所謂「中共史觀」的論調，而且在從事廣州近代發展研究的中國著作中頗為常見。如張富強以廣州經濟轉型的現象，探討廣州面對西方經濟、文化滲透而出現的改變，並因為「西勢東漸」令廣州這個以「嶺南文化」為代表的城市於近代出現轉型，同時在城市風貌、人民生活、經濟生產模式的表現中得到展現；17樂正的〈廣州與中國近代化〉、18劉聖宜與王燕軍的《抵抗與吸收：廣州近代開放史話》，19以及研究廣州近代史的趙春晨，也是上述論調特色的代表。趙春晨介紹了廣州城市近代化的發展歷程，並同時歸納廣州城市近代化的成就與不足。趙氏認為：廣州到了晚清民國時期，由於近代中國走上了近代化的發展歷程，廣州由於主客觀多種因素的推動，在城市近代化方面，也較國內大多數城市起步為早，發展亦較快。同時，由於歷史傳統上的差異和所處環境的不同，廣州城市近代化與上海等新興城市相比，又頗具個性特點。因此，對於這百餘年間廣州城市近代化的發展歷程、利弊得失，實有認真研究的必要。20 其次，概述近代廣州城市歷史的通論性文章，開始進一步從經濟、港口、新聞發展等方面對近代廣州進行研究。如丘傳英主編的《廣州近代經濟史》、21程浩的《廣州港史（近代部分）》等書；22儘管這方面的研究在突顯廣州近代化發展的成就顯著，然而其不足主要在於缺乏對近代廣州社會文化發展的探討；劉聖宜的. 16. 虞和平，〈試論中國近代化的概念涵義〉，《社會學研究》，第 2 期（北京，1991.2），頁 111-117。張富強，〈西學東漸與嶺南文化的轉型和發展——以中心城市廣州為例〉，收入廣東炎黃文化研究會編，《嶺嶠春秋：嶺南文化論集（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頁 593-609。 18 張仲禮主編，樂正著，〈第五章，廣州與中國近代化〉，《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1996）。 19 劉聖宜、王燕軍，《抵抗與吸收：廣州近代開放史話》（廣州：廣州文化，1989）。 20 趙春晨，〈晚清民國時期廣州城市近代化略論〉，《廣東社會科學》，第 2 期（廣州，2004.2），頁 89-96。 21 丘傳英主編，《廣州近代經濟史》（廣州：廣東人民，1998）。 22 程浩，《廣州港史（近代部份）》（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 17.

(12)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5-. 23. 〈近代廣州風習民情演變的若干態勢〉與《近代廣州社會與文化》就屬於該時候較針對社會文化的研究著作。24劉氏集中分析清末民初的廣州，以及西方各項嶄新文化、制度、事物如何傳入廣州，並相當強調廣州在近代化進程的主動性，即廣州在近代一直「追趕世界潮流」，25而廣州原有風習民情，在西風東漸、政治變革、商業發展及社會動盪等方面影響下，逐漸走向近代的變遷。回顧上述各人對廣州地區的研究成果，多以現代化進程作為討論主軸。然而廣州近代發展，是否如此順利及毫無保留地去除原有傳統生活習慣？傳統生活習慣在面對時局變動的背景下，又有怎樣的變與不變？針對廣州社會於傳統與現代關係的課題，至 2012 年，楊秋開始在《變革時期的生活：近代廣州風尚習俗研究》通過對社會習俗、教育文化等方面變遷的探討，專門研究近代以來廣州城市的發展，以及其所反映的近代廣州風習民情及社會風尚的變化。26楊秋透過文獻及田野材料，探討在清末民初社會急劇變化的時期，大量出現於廣州的新觀念和新事物，及其反映的當時廣州的社會時尚，並提出廣州當地民俗在民國時期「新舊並存」的看法。楊氏的論點，較趙春晨、樂正、劉聖宜等前輩學者強調「近代化」的研究，更多地談及傳統習俗及社會風尚，在近代發展過程中的影響及扮演的角色。楊氏雖同意「沒有現代化，就沒有傳統」，27但兩者在廣州並不必然完全對立。楊氏同時提出，傳統習俗縱使要面對民國以後政府提倡「移風易俗」的情況，只要民眾需要，這些傳統習俗仍會繼續存在，並會在民眾反對政府決策、或習俗積極自行適應、或取得妥協的情況下繼續存活。而在 2013 年出版的《近代廣州研究》，28開始運用城市史的角度，對近代廣州的歷史作更細部的討論。主編王美怡回顧二十世紀中國城市史研究，提出「城 23. 劉聖宜，〈近代廣州風習民情演變的若干態勢〉，《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第 1 期（廣州，2001.1），頁 76-83。 24 劉聖宜，《近代廣州社會與文化》（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5 劉聖宜，《近代廣州社會與文化》，頁 10。 26 楊秋，《變革時期的生活：近代廣州風尚習俗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3）。 27 楊秋，《變革時期的生活：近代廣州風尚習俗研究》，頁 166。 28 《近代廣州研究》截至 2017 年，共出版三輯，分別為：王美怡主編，《近代廣州研究（第一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王美怡主編，《近代廣州研究（第二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王美怡主編，《近代廣州研究（第三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6）。.

(13)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6-. 29. 市史在中國改革開放以降，現代化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王氏對收入的各篇文章以「城市政治與公共事務」、「城市經濟與商業貿易」、「城市社會與公共空間」、「城市文化與教育」、「城市生活與微觀歷史」及「他者的觀察」等標題，予以分類，並於前言指出要通過更廣泛的史料，如報刊、軼事記載、近代西方人士對廣州的記錄，以及城市管理制度與文化教育的探討，更全面地考察廣州近代化進程的期待，「還原一個多元立體、具體而微的近代廣州」，30以及能突破過往對「歷史規律認識簡單化」的困境。縱觀「近代化（現代化）」、「城市－現代／農村－傳統」一類近現代城市史研究重點及範式，香港學者潘淑華曾質疑，這些過往研究「經常強調現代與傳統 31. 的對立，以及城與鄉的對立」的觀點，並認為值得進一步討論。近年針對城市面對近代變遷的研究，皆對上述範式有所反思，並出現轉向及突破。早於 2000 年，海外學者錢曾璦（Michael Tsin）的著作 Nation, Governanc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Canton 以「現代性」（modernity）的角度，通過廣州探討二十世紀初城市中國家政權與社會的關係。錢氏通過廣州商人及工人群體，這兩個被過往認為是「現代」的社會階層，與當地政治菁英之間的角力關係的角度，研究廣州的「現代性」。錢氏發現廣州商人、工人等群體的社會意識，實形成於他們與當地政府之間的往來和對抗當中，而非來自其社會階層本身。相較於中國強調「近代化」的研究，錢氏的研究中最重要的特點，就是能夠不預設國家與社會這些「現代」的東西，為當時理所當然地存在的概念。錢氏指出，正如民族國家的觀念於近現代才誕生，與之相對的社會，應該也是一個新概念。32 2010 年，臺灣的巫仁恕、林美莉、康豹（Paul R. Katz）主編之《從城市看中. 29. 王美怡，〈「活在歷史中」的城市──近代廣州城市史研究芻議〉，收入氏編，《近代廣州研究（第一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頁 14。 30 王美怡，〈「活在歷史中」的城市──近代廣州城市史研究芻議〉，頁 15。 31 潘淑華，〈英靈與餓鬼：民國時期廣東地區的盂蘭節與萬緣會〉，收入蔡志祥、韋錦新、潘淑華編，《「迷信話語」：報章與清末民初的移風變俗》（香港：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2013），頁 i-xvi。 32 Michael Tsin（錢曾璦）, Nation, Governanc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Canton, 1900– 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76..

(14)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7-. 33. 國的現代性》，就開宗名義以「現代性」的觀點出發，進一步以更細緻的分析面向著手，即「從現代性的角度出發，更著重在城市裡人們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他們通過討論城市社會結構及公共政策等層面，在現代城市旅遊業、西方新式文化的傳入、新式宗教團體及傳統信仰於城市發展中，重新思考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他們發現不少以往被視為「現代性」的事務，實為傳統的延續。這些也是因視野革新而取得的新成果。34 運用「現代性」角度的研究提供了相當重要的啟發，特別是時間斷限對本論文的影響。畢竟同一研究對象在不同的時間中，理應具有程度不同的「現代性」；而從身處同一時間下的同一研究對象身上，亦會反映其具有「現代性」的複雜性。誠如《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所述：「現代性有很多不同層次、更複雜的現代性，甚至還有許多擺在現代社會裡非現代的動作、活動與追求在裡頭」。35這或許有助啟發後來的研究者運用「現代性」角度，探討二十世紀初中國各地，如廣州地區的民間生活，所反映的更完整的社會面貌。甚至中國在近年亦開始出現，這一種通過「現代性」角度研究廣州近代變遷議題的著作。如蔣建國的《消費意象與都市空間（1827～1919）──廣州報刊廣告研究》，36運用清代及西方出版有關廣州報刊廣告內容和報刊廣告行業的出現，探討近代廣州都市消費文化的興起和社會轉變；海外學者包利威（Xavier Paulès）也通過分析廣州出版的小報《越華報》，觀察廣州地方政治與媒體的關係，並強調報刊史料作為研究城市史與社會史的重要性。37 此前提及，對過往「現代化」研究強調「現代／傳統」對立關係提出疑問的潘淑華，更有兩篇論文以「現代性」的角度探討近代廣州歷史，分別為“Cholera, 33. 巫仁恕、林美莉、康豹（Paul R. Katz）主編，《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 34 巫仁恕，〈導論〉，收入巫仁恕等主編，《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頁 xiv。 35 巫仁恕，〈導論〉，《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頁 iv。 36 蔣建國，《消費意象與都市空間（1827~1919）──廣州報刊廣告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 2013）。 37 包利威（Xavier Paulès），〈細審新聞記事：《越華報》與廣州日常生活（1927-1938）〉，收入連玲玲主編，《萬象小報：近代中國城市的文化、社會與政治》（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13），頁 335-366。.

(15)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8-. 38. Public Health, and the Politics of Water in Republican Guangzhou” 及〈「建構」政權，「解構」迷信？──廣州市風俗改革委員會的個案研究，1929-1930〉。39潘氏先後探討市政、黨政的史事，進而討論民國時期廣州的民間信仰、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潘氏另外又在 2011 年出版 Negotiating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 -- State and. Common People in Guangzhou, 1900-1937，40其研究斷限為二十世紀初到三十年代中期的廣州。潘氏運用《華字日報》、《越華報》、《國華報》、《廣州民國日報》、檔案如《廣州市政公報》乃至民國小說史料，探討清帝國結束後的民國政府，如何企圖消滅風俗習慣和迷信儀式，從而建立一個他們理想的現代國家。而大眾在面對政府和民間信仰上，嘗試與現代政府建立更良好的關係，並通過所謂的「協商」以達到和平。民間信仰及以其為生的行業，得以獲得繼續生存發展的機會，而整體形成較不劍拔弩張的局面。潘氏運用民間信仰與現代國家儀式、空間，作為解釋雙方協商過程的切入點，進而展示廣州在近代發展中社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傳統與現代之間協調的過程。此外，潘氏在其近作〈城市、避暑與海濱休旅：晚清至 1930 年代的北戴河〉， 41. 先敘述西方人如何於鐵路修築的過程中發現北戴河，並在其經營下逐漸成為休. 閒勝地，華人菁英因此對西方休旅文化有所認識。華人菁英進而關注北戴河的所屬問題，並通過政府確立北戴河的控制權，建構富中國特色的休閒文化。潘氏及後通過當代編撰河北省北戴河的旅遊指南，探討西方海灘避暑休閒的風尚如何於中國發展。最後以北戴河成為西方休閒的海濱勝地，總結西方休旅文化，如何令原為農村的北戴河，變成滿足城市居民生活的一部份。潘氏進而指出，過往現代化研究強調「城鄉對立」的局限性，並認為「民國時期海濱及海浴所承載的『現. 38. Shuk-wah Poon（潘淑華）,“Cholera, Public Health, and the Politics of Water in Republican Guangzhou”, Modern Asian Studies, 47.2 (March, 2013), pp 436-466. 39 潘淑華，〈「建構」政權，「解構」迷信？──廣州市風俗改革委員會的個案研究，1929-1930〉，收入陳春聲、鄭振滿主編，《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頁 108-122。 40 Shuk-wah Poon（潘淑華）, Negotiating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 -- State and Common People in Guangzhou, 1900-1937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x + 208. 41 潘淑華，〈城市、避暑與海濱休旅：晚清至 1930 年代的北戴河〉，《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95 期（臺北：2017.3），頁 39-75。.

(16)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9-. 代性』，可以讓我們反思『現代性』並非局限於城市。作為現代產物的海濱『原始感』，令城市人的現代生活變得完滿」。42這結論明顯超越過往「城／鄉」分別代表現代及傳統二元對立的視角。概括而論，過往關於近代廣州歷史的研究，已牽涉多個領域。惟該類研究成果，以往多以「現代化」為核心，同時大多強調「國家與社會」及「傳統與現代」二元對立的模式，卻較少探討傳統面對近代時局變動之發展脈絡。近年新社會史，以及審視「現代性」的研究興起，能以較廣闊的視野及更細緻地觀察近代廣州的發展，進而對「中國的現代性」能有更深刻了解與討論。然而反思上述的各項研究，無論是以「現代化」為主軸，抑或以「現代性」為角度的研究，多探討自西方傳入的事物及概念，或在社會具備相當實力，能夠扮演主動或被動「現代化」角色的團體。如「現代化」研究主要探討的廣州港口、制度、經濟及城市發展；以「現代性」觀點探討的「小報」、「廣告」、「旅遊指南」，乃至商人、工人等社會團體研究。作為廣州民間傳統的生活資訊書籍「通書」，相較港口、市政制度乃至小報、廣告等研究對象，其現代內涵值得商榷，而且其內容更為複雜；另一方面，廣州「通書」作為出版書籍，背後僅為少數的出版商及編撰人，其社會實力也無法與商人、工人、民間信仰等相關群體相比。換言之，廣州「通書」不像前述某些研究對象中，如商人、工人、民間信仰等群體，具備與當地政府往來、對抗或「協商」的能力。故本論文期望通過廣州「通書」的內容分析，既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廣州民間生活的面貌，亦可從廣州「通書」應對時局或官方政策上，探討現代與傳統之間的關係。上述研究回顧，對本論文進行廣州近代歷史研究提供了前提及討論空間，同時啟發了研究「通書」的重要性。「通書」研究將有助於了解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內容，以及其反映的近代廣州民間生活。目前有關「通書」的研究仍非常罕見。專門以「通書」作為對象研究，在海. 42. 潘淑華，〈城市、避暑與海濱休旅：晚清至 1930 年代的北戴河〉，頁 75。.

(17)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 10 -. 外學界，僅見 1986 年英國學者 Martin Palmer 及 1992 年美國漢學家司馬富（R.J. Smith）的著作。43Martin Palmer 僅對香港「通書」進行內容翻譯和簡介；司馬富則運用北京、香港、倫敦及臺北各地所藏之「通書」，並初步梳理古代中國曆法和通書，以及簡要探討「通書」在臺灣及香港的發展。他總結傳統中國「通書」發展具備「傳統的韌力與對流行的適應性」。華人學界方面，就更缺乏專門以「通書」為對象研究的相關著作。稍有提及「通書」的學術著作，最早為王爾敏先生於 1988 年與吳倫霓霞合著之〈儒學世俗化及其對於民間風教之浸濡──香港處士翁仕朝生平志行〉，44其中對「通書」有簡短介紹：農業社會，人民活動作息最需要依據曆書，是今日所謂之「通勝」，殆為每家每戶所必備……村裡塾師更需早備案頭，隨時查對，不可缺少。翁仕朝所存自民國二年以迄民國三十三年去世之年（一九四四），每年皆有備存。通勝之所以重要，民間活動尤其農民耕作隨時作為依據。趨吉避凶，隨時須加參考。因是又名『諏吉通書」。通勝之名，係民間諱「書（輸）」字而改。其本身出於明清政府欽天監推算頒行。是謂「通行時憲書」之簡化而來。民國以來亦出於政府所製，故簡稱「憲書」或「通書」。一般省分地區單純時憲書，並不附印其他項目，而廣東地方偏遠，則予「通書」有其重大增益。凡「通勝」均附印《百中經》，是即民間一切活動需要參考之知識，俱入《百中經》，舉凡：官制、服式、命理、雜占、驗方、禮儀、帖式、嫁娶、喪葬、風水、輿地，以至當代車船價目表，郵政電報價目表，詳閱程章，萬國國旗，無不備載，因是家家必須購備，惟塾師師儒為其解釋之顧問。廣東省流行《百中經》，北方各省，則有《萬寶全書》，與《通勝》並不合印……內容更為繁雜，不厭怪力亂神。實為中國民間風俗禮教大成，一般家庭必備，以為生活行為依據，為最活躍的社會文化通. 43. 見 Martin Palmer, ed. and trans, T’ung Shu: The Ancient Chinese Almanac (London: Century Hutchinson Ltd., 1986); Richard J.Smith, Chinese Almanacs, (New York: Oxford express, 1992), pp. x + 90. 44 王爾敏、吳倫霓霞，〈儒學世俗化及其對於民間風教之浸濡──香港處士翁仕朝生平志行〉，收入王爾敏著，《明清社會文化生態》（臺北：商務，1997）。.

(18)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 11 -. 俗經典。45 但王氏僅對「通書」作簡短介紹，其主要研究對象並非「通書」。而王爾敏之指導學生吳蕙芳，則對傳統中國常識類的「萬寶全書」進行了深刻細緻的研究，並在探討「通書」的論述上，雖同樣簡略帶過，但亦對其在民間日用類書的類別進行分類。吳氏認為「通書」在清宣統年間已有出現，而《包羅萬有》、《萬事勝意》（即「通書」）之民間日用書籍分類內容，有年度日曆，亦有各式家庭生活知識及兩者之綜合。但因其淵源於曆法，而被稱為曆書、時書、皇書、皇曆，並屬於綜合性的民間日用類書。46其內容主要為當年三百六十五天日曆，並結合吉凶說明、算命及各式家庭生活知識。吳氏的「民間日用類書」研究，較聚焦於中國社會生活史的探討。而根據學界以往對民間日用類書的研究，民間日用類書於明代後期成為一般民眾皆可運用的書籍，其內容為分門別類記載日常生活內容。如吳蕙芳所述，這種運用民間日用類書進行對中國民間生活的史學研究，早於 1930 年代起，仁井田陞、酒井忠夫等日本學者，已經開始運用民間日用類書進行探討；此後逐漸傳播至中國、臺灣及海外學界，如剛才所述的司馬富（Richard Smith）、中國學者尤陳俊、王振忠、臺灣學者王爾敏、吳蕙芳等，47都開始分別運用民間日用類書，進行各類型的史學研究。有關民間日用類書的研究當中，臺灣的吳蕙芳是中外學界對明清時期該種史料研究最為深入的學者，其著作《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及《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將明清民間日用類書的源流、演變及文本內容、外觀等都進行細緻的系統整理。吳氏在史料搜集一類基礎工作，如史料介紹，以及各地不同版本的明清民間日用類書，都做了相當多的查閱與比較，對學界日後相關課題的後續研究，助益甚大。. 45. 王爾敏、吳倫霓霞，〈儒學世俗化及其對於民間風教之浸濡──香港處士翁仕朝生平志行〉，頁 50-51。 46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上）》，頁 21-22。 47 有關他們的著作，分別為：吳蕙芳，《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上）》、《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下）》；王振忠，〈清代前期徽州民間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民間日用類書《目錄十六條》為例〉，收入胡曉真、王鴻泰主編，《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頁 389-470；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收入胡曉真、王鴻泰主編，《日常生活的論述與實踐》，頁 283-358；黃一農，〈通書──中國傳統天文與社會的交融〉，《漢學研究》，14：2（臺北，1996.12），頁 159-186；尤陳俊，《法律知識的文字傳播：明清日用類書與社會日常生活》（上海：上海人民，2013）等。.

(19)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 12 -. 然而吳蕙芳的研究較少觸及的是，在幅員廣大的中國各區域下，其民間日用類書的內容差異及特殊性。民間日用類書會否因為地域不同，而其出版內容也會出現在地特色及變化？中國學者王振忠在這方面的議題有相當重要的貢獻。王氏依據徽州文書，深入研究明清時期徽州地區流傳的村落民間日用類書。48如王氏於〈清代前期徽州民間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民間日用類書《目錄十六條》為例〉一文中，49透過田野調查和相關史料，描繪當地民間生活面貌。王氏認為，地域性的民間日用類書，較全國性民間日用類書更具地方色彩。王氏這個運用特定文本，呈現出民間日用類書與社會生活的關係，並突顯中國社會地域差異的論點，無疑是一個重要的信息。廣州出版的「通書」會否有類似的情況，即其發展淵源與全國性的民間日用類書存在差異？無論相關內容比較結果若何，都值得深入探討。吳蕙芳的研究帶給本論文的另一個啟發在於，「通書」淵源於曆法，並非類書或民間日用類書系統。故此本論文應探討「通書」中曆法及曆書部份之淵源，從而明析廣州「通書」於民間日用書籍之獨特性，以及其在近代中國的轉變、影響及相關研究。目前運用曆法、曆書探討清末民初社會變遷的研究著作，首見中國學者湛曉白對近代中國關於時間制度及時間觀念變遷進行系統的分析，並觀察其制度及觀念的改變、政權對其原有曆法制度的革新，以及對人們日常生活及思想上的影響。50湛氏的研究提出，政權是如何通過頒佈新曆法和節日，建立一個所謂的現代秩序；日本的小野寺史郎則進一步運用北京及南京政府針對過去曆法的政策，探討近代中國追求建立「正朔」與國族主義的特徵。51然而，湛氏及小野寺氏的研究，主要運用官方政策，以及菁英對時間觀念的討論等面向進行探討，. 48. 王振忠，〈清代前期徽州民間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民間日用類書《目錄十六條》為例〉，頁 389-470。 49 王振忠，〈清代前期徽州民間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民間日用類書《目錄十六條》為例〉，頁 389-470。 50 湛曉白，《時間的社會文化史──近代中國時間制度與觀念變遷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2013）。 51 ［日］小野寺史郎著；周俊宇譯，《國旗．國歌．國慶：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象徵》（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4）。.

(20)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 13 -. 並沒有特別運用廣州「通書」一類民間出版的書籍討論，這為本論文提供討論的空間。作為具備曆書功能的書籍，廣州「通書」如何面對官方政策，以及其回應所反映的「通書」與社會，以及廣州社會的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係，都相當值得探討。概括而論，回顧民間日用類書的研究，吳蕙芳等學者的著作，對其研究斷限內的民間生活面貌及與社會互動的研究，都有相當大貢獻。但其考察地區則以江南及福建地區為主，其他地區相對忽略。臺灣學者涂豐恩在2009年發表之〈明清書籍史的研究回顧〉就曾提及相關問題。52而針對廣州地區，學界尚未對廣州在清末民初的民間日用書籍進行專門研究；至於廣州「通書」中的曆法、曆書部份，現時學界亦未有廣州「通書」面對時局變遷的相關研究。凡此種種，皆顯示廣州「通書」作為史料的運用及了解尚有空間，值得進行研究。總之，近年在民間日用類書的研究領域，以及有關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的研究當中，學界雖有相當豐碩的成果，然而未對廣州「通書」這一類文獻進行整理，亦未專門就廣州「通書」作為研究對象、以及通過廣州「通書」的民間生活知識建構，討論廣州地區生活變遷的研究著作。因此，本論文選擇以清末民初的廣州「通書」作為研究重心，對該斷限內的廣州「通書」內容進行文本分析，進而在上述學者建立的基礎上，擬多方運用前人研究成果，與廣州地區民間日用類書及其反映的民間生活相比較，提出見解與討論。並嘗試通過清末民初廣州「通書」，探討傳統與現代的關係。本論文欲討論的議題有二：其一為參照過往吳蕙芳的研究，運用廣州「通書」，研究其欲建構之民間生活知識，以及其所反映的近代廣州地區日常生活內容，以了解近代廣州民眾的日常生活習慣、價值信仰的轉變或維持；其二為「通書」作為廣州地區民眾的民間日用書籍，其內容的更迭與政治及社會之間的互動情況，以及其內容的主動或被動的變化。本論文希望藉由這兩個議題，能從不同的方向，. 52. 涂豐恩，〈明清書籍史的研究回顧〉，《新史學》，20:1（臺北：2009.3），頁 181-215。.

(21)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 14 -. 釐清清末民初以來民間知識在民間、社會及政府之間的作用，以及廣州社會文化與政治之間的互動模式，進而了解當地傳統與現代的關係。本論文期待一方面可以整理有關史料，供學術界有後續研究的資源，以文獻及研究回顧作為基礎，著手進行相關「通書」史料的蒐集；進而擴大至相關資料，輔以上述官方關於其政策的資訊，並綜合分析相關事件及內容變更或維持的意義，以及敘述相關過程；從而明晰廣州「通書」在清末民初這一時段內的變化，及其資訊對民間生活內容的反映，填補學術界於「通書」研究的空白。另一方面，本論文也期望通過廣州「通書」內容演變的探索，了解廣州地區社會文化面對近代變局的狀況，望為近代廣州歷史研究課題提供貢獻，從而探視傳統習俗和民間生活於近代廣州的遭遇、變化與存續。. 第三節章節安排綜上所述，本論文安排章節如下，以作探討。第一章是為緒論，共分為三節。第一節為本文研究目的，即通過具體敘述廣州「通書」建構的近代廣州民間生活知識內容，進而描述其反映的近代廣州民間生活。其後分析作為廣州的民間日用書籍，「通書」內容的更迭及其與政治和社會之間的互動，從而了解當地傳統與現代的關係；第二節為研究回顧，即探討過往在近代廣州研究課題的相關成果，並提出討論；第三節則為章節安排，即簡要介紹整份論文的章節結構。第二章為清末民初廣州「通書」的淵源與性質，共分為三節；第一節先介紹本論文研究文本「通書」與其淵源，以了解廣州「通書」在清末民初的發展源流；第二節開始對各版本廣州「通書」進行結構分析，並針對書名、出版、地點等資訊，以了解各版本廣州「通書」的性質；進而探討其內容篇幅、標題，以了解清末民初廣州「通書」內容概況；最後第三節則總結第二章對「通勝」淵源、文本結構，以及清末民初廣州「通書」內容標題概況的分析。.

(22)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 15 -. 第三章為廣州「通書」中的廣州民間生活知識建構，共分為六節。第三章針對清末民初廣州「通書」結構與文本內容的分析，呈現廣州「通書」所刊載的民間生活知識，分別為生活作息知識、政經資訊、社會禮儀與應世教育，以及現代交通郵傳知識。第一節為生活作息知識，當中包括曆法與時間觀念、玄理術數、耕作與自然環境，以及民俗醫術知識，並探討「通勝」如何反映了廣州民間生活作息、社會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係及其面貌；第二節為政經資訊的刊載，主要通過廣州「通書」刊載之國旗、地圖、職官及通商稅則，討論廣州地區民間社會對週遭環境，及對政權乃至國家概念的了解；第三節為應世教育與社會禮儀，主要內容為日常禮儀、人際交往及應世規矩，如廣州「通書」內蒙學、禮制、社會教育的勸諭文章，以及平時交往的柬帖，進而了解當時廣州社會環境的面貌；第四節為交通、郵傳、防颱知識的傳入，主要探討廣州「通書」刊載之新式交通郵傳資訊，以了解在現代化過程中，廣州地區社會面貌的變遷；第五節為娛樂休閒的補充與「羊城八景」的介紹，主要通過「羊城八景」，闡釋其內容如何進一步反映廣州「通書」的淵源所帶來的特性；最後第六節通過本章各節的觀察，總結清末民初廣州「通書」內容的變化，以及其如何反映廣州民間生活，進而推論清末民初廣州社會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係，乃至民國建立後，政局對廣州「通書」的影響。最後，第四章為本論文的結論，主要總結前述章節中廣州「通書」於清末民初的發展歷程，並說明廣州「通書」所建構的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的知識，及其反映的民間生活面貌。最後進一步敘述廣州社會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係，並與過往的研究成果進行討論。.

(23)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 16 -.

(24)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第二章. - 17 -. 清末民初廣州「通書」的淵源與內容面貌. 第一章通過研究回顧，初步說明「通書」是廣州地區一種結合曆法及日常生活常用資訊的民間日用書籍，此種書籍在清代已流通於廣州地區；本章主要探討其淵源及演變，並分析清末民初廣州「通書」的內容篇幅及標題分布，以了解清末民初廣州「通書」內容的大致情況，從而能夠對相關發展脈絡及其變化有更深刻的理解。. 第一節淵源背景「通書」書籍的淵源，根據第一章介紹之王爾敏、吳蕙芳的相關研究時已指出，是為曆書；而其本名為「曆書」。「通書」一詞的由來，現有多種說法：一說為王爾敏之觀點，認為「通書」從「通行時憲書」簡化而來；53一說為黃一農在其研究〈通書──中國傳統天文與社會的交融〉認為「或取『通天人之際』之義」； 54. 一說為萬啟盈在其所編的《中國近代印刷工業史》，認為「以其內容廣泛，包括. 諸子百家、醫卜星相等知識之義」；55至於香港「通書」編纂人蔡伯勵女兒，亦為其助手之蔡興華，則認為「通書」來自「『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包羅萬有之義」。 56. 總括各家的說法，「通書」皆有以曆書為基礎的內容，同時包含如選擇宜忌及玄. 理術數等相關民間日用知識內容之義。由於粵語忌諱（書通「輸」音），故「通書」在口語改稱「通勝」。現可考「通勝」一詞，最早可見於傳教士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於 1866 年所編撰的《英華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上，並在後來直接作為書面用詞，指涉. 53. 王爾敏、吳倫霓霞，〈儒學世俗化及其對於民間風教之浸濡──香港處士翁仕朝生平志行〉，頁 50。 54 黃一農，〈通書──中國傳統天文與社會的交融〉，《漢學研究》，14：2（臺北，1996.12），頁 159-186。 55 萬啟盈，《中國近代印刷工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頁 375。 56 蔡興華（2011），〈《通勝》之歷史背景〉，蔡興華．語理友玄。網站： http://www.look4fortune.com/main/page/introduction.htm。上網日期：2018 年 6 月 1 日。.

(25)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該種民間日用書籍。. - 18 -. 57. 「通書」的淵源曆書，是傳統中國重要的授時書籍，而頒佈曆書一事為統治權的具體表徵，曆書只能由官府印製、發行。官府藉由發佈嚴刑明令，禁止民間私印小曆，可見其非常慎重。甚至在官曆的頒佈上，清初更曾爆發「曆法之爭」。 58. 可見承載曆法的書籍，不僅是一本天文「授時」書籍，更具有深厚的政治意義。. 故此，曆書如何變成「通書」一類民間印行之民間日用書籍，應有其形成過程。本節主要先釐清曆書於清代的發展沿革，為進而討論廣州「通書」在清末民初的演變提供基礎。目前介紹清代曆書發展最為詳盡者，乃中國學者吳岩的著作《清代曆書研究》。 59. 吳岩運用清代官方頒佈的曆書《時憲書》及部份民間曆書，考察曆書在清代民. 間社會的流佈及使用情況。根據吳氏研究，民用曆書能夠流行，首要來自雍正一朝。為便利各地民用，故於雍正七年（1729）頒示，允許民間翻刻貯存公所的時憲書板，赴布政使司衙門鈐蓋欽天監時憲書印信後售賣，並逐漸形成「利用各省布政使司的時憲書板，由書商書販翻刻售賣，由鈐蓋官府的時憲書印信，到不需印信，而開始售賣時間則定於每年的十月初一日頒朔典禮之後」的情況。60 根據編纂廣州「通書」的蔡最白家族後人蔡伯勵先生（「通書」編纂人，真步堂第三代東主）口述，61由於官曆內容畢竟較為簡略，62亦未能兼顧各地的風俗習慣，且官頒曆書由於山川阻隔，往往無法及時到達各地，而難以滿足民間社會實際需要。故此廣東在乾隆年間開始出現民間刻印的「通書」；這些「通書」在刻印後，交布政使司衙門審核，但必須在每年十月初一日後，方准推出市面售賣。. 57. 現時直接將「通勝」作為書面語，寫於封面標題者，最早可見民國十二年出版之《癸亥英文堂機器通勝》。 58 黃一農，〈擇日之爭與康熙曆獄〉，《清華學報》，21:2（新竹，1991），頁 247-280。 59 吳岩，《清代曆書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2015）。 60 吳岩，《清代曆書研究》，頁 83。 61 香港電台電視部，《緣來有段故：蔡伯勵先生訪談》（香港：香港電台，2009）。另蔡伯勵先生曾於 2013 年親自致電筆者對談，提供《通勝》淵源之講解，並介紹相關口述節目內容供筆者了解，謹致謝忱。 62 筆者考證，如現時於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之《大清同治八年時憲書》，其內容除卻一年時日及節氣所在、帝后壽辰外，並沒有任何內容的增補。.

(26)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 19 -. 分析蔡伯勵的口述資料，其所指涉應為據清乾隆年間《欽定大清會典則例》裡，於雍正八年（1730）有關《時憲書》在民間印行的諭示：（雍正）七年議，準定例欽天監每年給發各衙門時憲書，外聽匠役，備紙刷印售賣，以便民用，今各省布政使司亦應照例，請自八年為始，每歳四月，由欽天監頒發考定時憲書式，令各布政使司敬謹刋刷，鈐蓋庫貯欽天監時憲書印信，凡見任文武大小官，及在籍有職官舉人貢生等，各給一本，以彰敬授人時之意。其刋刻紙墨工價，各動用正項錢糧。至於各省民户繁多，勢難遍給，應將所刻書版，發貯公所，聽匠役或書坊備紙刷印，赴布政使司鈐蓋欽天監時憲書印，發賣每本定價一分二釐，俾深山僻壤咸知時序月令，仍飭該地方官嚴禁偽造，務使官書廣布，以便民用。如有偽刻私書，及揑稱繳官，於定價外需索等弊，將該有司，從重治罪，督撫如不察究，并嚴加議處。63 綜上述可見，清廷開始同意民間通過布政使司的時憲書刻板，翻刻曆書，而承印「通書」不再違法。根據吳岩的研究，在嘉慶二十一年（1816）民間翻刻印行的「通書」更不再需要印信，只要在欽天監每年十月初一日頒朔以後，即可推出市面。64 在此以後，據蔡伯勵的口述資料、吳岩及臺灣學者陳進國的研究，65當時民間堪輿人士，紛紛樹幟出版以己名或堂號為標誌的「通書」。其「通書」內容各有差異，一方面在曆法及時間上，都力求與官曆一致；另一方面，為求滿足社會的需要，其皆會在選擇吉凶宜忌、及玄理術數的內容下功夫，並具體說明各年度從事各事項的時日吉凶，以求提高銷售量。如乾、嘉時期粵東地區，以客家人為主要族群的興寧縣，就出現了羅傳烈或以「集福堂」、「集福通書」為名出版的「通. 63. ［清］蔣溥、孫嘉淦等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六十二，〈授時、頒詔、頒賞〉，頁 1-1。 64 吳岩，《清代曆書研究》，頁 83。 65 陳進國，〈民間通書的流行與風水術的民俗化──以閩台洪潮和通書為例〉，《臺灣宗教研究通訊》，第四期（臺北，2003.10），頁 195-230。.

(27)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 20 -. 66. 書」，其功能即為前述選擇吉課、風水一類等主要內容。. 廣州「通書」與其他地區出版之「通書」，或相關民間日用書籍有所不同。例如流行於廣東興寧及在當地出版的「羅氏通書」，其主要內容多為選擇吉凶及授時曆法，而與夾雜各類生活資訊及主要流通於廣州「通書」不一樣。根據蔡伯勵的講述，流通於廣州的「通書」悉由佛山或省城廣州刻印，然後於廣州販售。而有關「通書」內容的編纂，會由蔡氏祖上負責曆法及吉凶宜忌；其他生活資訊內容，則按書商或自己的想法編入「通書」，以滿足市場需要。故此「通書」的內容基礎，是由曆書編纂人及書商共同合作完成。按蔡伯勵的講述分析，廣州「通書」會與其他地區「通書」內容不同，可說明「通書」由民間曆書的基礎，發展擴充而成流行於廣州地區的民間日用書籍。綜上所述，此可據王爾敏、萬秀盈的研究，及蔡伯勵的說法，清末廣州「通書」內容與其他地區之民間曆書內容存在差異，主要有以下數個原因：「通書」內容受市場需要決定，因此「通書」在曆法與吉凶宜忌之外，還刊載了其他民間生活資訊；由於「廣東地方偏遠，則予『通書』有其重大增益。凡『《通勝》』俱附印《百中經》，是即民間一切活動需要參考之知識」，「內容廣泛，包括諸子百家、醫卜星相等知識」；廣州地區相較於廣東其他族群地區，如以客家人為主的興寧，或潮汕地區，有不同的需要。這些因素構成了清末廣州「通書」的發展源流，以及與其他地區的民間曆書內容之間的差異。. 第二節廣州「通書」版本分析前節提及，廣州「通書」是為廣州地區獨特的民間日用書籍，而以「通勝」稱呼這類民間日用書籍，現時可考最早見於清同治五年（1866）傳教士編撰的字典內。然而直到民國十二年（1923）於廣州出版之《癸亥英文堂機器通勝》，「通. 66. 陳進國，〈民間通書的流行與風水術的民俗化──以閩台洪潮和通書為例〉，頁 195-230。.

(28)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 21 -. 67. 勝」才作為書名指涉該類民間日用書籍。其原因可能在於，書商欲以打破傳統作為銷售噱頭，故以「通勝」及強調自己利用「機器」此西方技術印刷名詞，作為出版該「通書」的書名。根據現時經筆者蒐集、考察內容，而且能提供筆者進行研究的史料，符合「通書」一類夾雜各式生活資訊及其排印方式的廣州「通書」，最早可見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 年）的版本。其時出版之廣州「通書」的內容編纂，如翻刻曆法審訂，及宜忌一類玄理術數，根據蔡伯勵的敘述，主要由廣東興寧的羅傳烈、順德的左桐軒，及蔡氏祖父，真步堂的蔡最白主持。68 隨清季面對外內的環境變動，相較原先著重授時與彰顯皇權等、內容較為簡要的官曆，以及著重選擇吉課、風水方面的「羅氏通書」，廣州「通書」的承載內容開始出現相當豐富及多樣化的發展。光緒、宣統年間，在廣東除卻由集福堂、 69. 造福堂等出版、70並流通於興寧地區的「羅氏通書」外，作為廣東省會，廣州刊. 行並流通之「通書」的版本更為繁多：如粵東拾芹園、71省城醉經堂、72廣州澄天 73. 74. 75. 閣、石經堂、正同文等等。此應與廣州地區經濟發展、商業繁盛、市場人口眾多，以及其需要有關。根據筆者現時所能蒐集的清末民初（1900～1916）各版廣州「通書」，共計 15 本，其資料如表 2-1：. 67. 《癸亥英文堂機器通勝》（民國十二年刊本）。香港電台電視部，《緣來有段故，蔡伯勵先生訪談》。 69 《大清光緒六年造福通書》（清光緒六年（1880）刊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70 《宣統元年己酉歲諏吉通書》（清宣統元年（1909）刊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71 《清光緒廿六年庚子歲通書》（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刊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72 《醉經堂加官晉爵》（清宣統二年（1910）刊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73 《丁未歲紅字頭通書備覽》（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刊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拙藏另有清宣統三年（1911）《辛亥歲紅字頭通書備覽》。 74 《光緒三十一年通書大成》（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刊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75 《正同文通書》（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刊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正同文通書》（清宣統元年（1909）刊本，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68.

(29)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表 2-1. - 22 -. 清末民初廣州「通書」各版本表. 書名. 出版時間. 出版商及地點. 印刷種類. 頁數. 《光緒貳拾陸年庚子通書》.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 粵東拾芥園（廣州）. 木刻本. 134. 《新通書》.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 省城鴻都閣（廣州）. 木刻本. 108. 《通書大成》.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 石經堂（廣州）. 石印本. 73. 《丁未歲紅字頭通書備覽》.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 廣州澄天閣書局（廣州）. 石印本. 74. 《正同文通書》.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 佛山同文堂（佛山）. 木刻本. 118. 《正同文通書》. 清宣統元年（1909）. 佛山同文堂（佛山）. 木刻本. 131. 《醉經堂加官晉爵》. 清宣統二年（1910）. 省城醉經堂（廣州）. 木刻本. 100. 《辛亥歲紅字頭通書廣錄》. 清宣統三年（1911）. 廣州澄天閣書局（廣州）. 石印本. 112. 《壬子紅字頭通書備覽》. 民國元年（1912）. 崇日堂（不詳）. 木刻本. 42. 《壬子年紅字頭通書備覽》. 民國元年（1912）. 省城學院前守經堂（廣州）. 石印本. 71. 《民國二年癸丑新舊曆合璧通書》. 民國二年（1913）. 長壽兩儀軒（廣州）. 石印本. 28. 《民國二年癸丑通書》. 民國二年（1913）. 真步堂（廣州）. 木刻本. 169. 《民國三年甲寅新通書》. 民國三年（1914）. 出版不詳（封面損毀）. 木刻本. 113. 《民國五年丙辰通書》. 民國五年（1916）. 出版不詳（封面損毀）. 木刻本. 92. 《丙辰通書》. 民國五年（1916）. 出版不詳（封面損毀）. 木刻本. 95.

(30)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 23 -. 一、「通書」釋義表 2-1 所列之 15 本廣州「通書」書名，分別為：《光緒貳拾陸年庚子通書》、《新通書》、《通書大成》、《丁未歲紅字頭通書備覽》、《正同文通書》、《醉經堂加官晉爵》、《辛亥歲紅字頭通書廣錄》、《壬子紅字頭通書備覽》、《壬子年紅字頭通書備覽》、《民國二年癸丑新舊曆合璧通書》、《民國二年癸丑通書》、《民國三年甲寅新通書》、《民國五年丙辰通書》及《丙辰通書》。依表具列之書名，可見作為粵語口語的「通勝」，於當時未見用作書名，所有版本仍以「通書」為名。廣州「通書」各版本書名不一樣的原因，主要在於出版商、本身具有的曆法與「趨吉避凶」功能、銷售宣傳，以及民間需求。廣州「通書」內容夾雜各式生活資訊、吉凶宜忌等多樣知識，並非由專人專門成書，而由曆書編纂者與書商等多方共同成書。加上，該類書籍的出版商不一樣，「通書」的書名也隨之不同。廣州「通書」的封面文字，敘述了該類民間日用書籍的主旨。如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刊本《丁未歲紅字頭通書備覽》敘其為： ……叅訂吉凶宜忌，備極周詳。比之別號所刻，迴不相同，至於內容所載，亦甚宏富，凡電碼、郵章、釐務稅則、各國旗式、官階品級、經驗內外良方、催生、達生等編，無不羅載其中，出外居家均稱適用，誠諏吉之美， 76. 本便世之要書。. 上述可見廣州「通書」在功能上的特點。由於「通書」本為民間曆書之民間日用書籍，故必需具備曆法，又需要於每年重新印行。各版本廣州「通書」的名稱，也因此添加當年年份或干支紀年，以作辨認。廣州「通書」書名亦往往以「新」. 76. 《丁未歲紅字頭通書備覽》（清光緒三十三年刊本），封面。.

(31)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 24 -. 作宣傳，並配合封面所增訂的內容，強調自身內容較過往擴充。這些皆可見廣州「通書」版本之時間性，以及庶民百姓就每年作息所作的需求，亦能觀察與其他類似的同時期之民間日用書籍，如「萬寶全書」系列民間日用類書之差異。廣州「通書」書名可見「紅字頭」、「加官晉爵」、「廣錄」一類用語。「紅字頭」是一頁通版紅色字體印刷之廣州「通書」封面，有吉祥之義；「廣錄」是為「廣泛收錄」，以突顯其內容廣收中外古今日用資訊之義。「通書」本為選擇宜忌，順應日常生活作息的民間日用書籍，本身已帶有強烈的「趨吉避凶」色彩。因此每年廣州「通書」皆以紅色封面發行，或利用喜慶吉祥及上述用語作為書名，以加強銷路，迎合顧客需要。. 二、出版印刷分析清末民初出版之廣州「通書」既有不同書名，不同版本的廣州「通書」亦有不同內容比重。由於清末民初印行的廣州「通書」並無卷數及目錄分類，書內僅於頁內側註明標題，以作鑑識。故本節先比較各版本之頁數，進而比較各版本的尺寸品質與出版，以期考察「通書」的印刷出版，以及其與社會及市場之間的互動。（一）頁數分析具列於表 2-1 的 15 本廣州「通書」中，共有 8 本的頁數達百頁以上，尤以真步堂木刻本《民國二年癸丑通書》頁數最多，達 169 頁；最少頁數的卻也是同年印行，即長壽兩儀軒石印《民國二年癸丑新舊曆合壁通書》，僅有 28 頁。於同一年出現兩本頁數懸殊的廣州「通書」，應與其發行書商有關。本章第二節曾述當時廣州「通書」曆法編纂人由左、羅、蔡三家所主持，真步堂乃蔡最.

(32)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 25 -. 白家族持有之書局。蔡最白家族出版廣州「通書」已有相當年月，出版「通書」亦為該家族主要事業；相較而言，長壽兩儀軒乃屬藥商，77其藥行廣告遍佈於其發行的廣州「通書」，或廣州「通書」本身僅作宣傳贈品之用，因此其內容與頁數相較於其他廣州「通書」則特別少。其餘清末民初發行的廣州各版本「通書」，幾乎都有 70 頁以上。其原因與曆法已佔據廣州「通書」相當比例（一般為 32 至 34 頁）。若再刊載其他資訊，勢需進一步增加頁數。. （二）、尺寸、印刷品質與市場競爭廣州各版本「通書」頁數多寡的原因，除了與刊載內容有關，亦與書籍尺寸及印刷等技術部份有關。廣州各版本「通書」的尺寸都各有差異。木刻本廣州「通書」以宣統二年（1910）刊本《醉經堂加官晉爵》最大，長 25.2 公分，寬 13.2 公分；以民國元年（1912）刊本《壬子紅字頭通書備覽》最小，長 21 公分，寬 13.9 公分。石印本廣州「通書」較木刻本小，而尺寸皆為長 19 公分，寬 12.4 公分，如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刊本《通書大成》、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刊本《丁未歲紅字頭通書備覽》、清宣統三年（1911）刊本《辛亥歲紅字頭通書廣錄》，以及民國元年（1912）刊本《壬子年紅字頭通書備覽》。相較木刻本，石印本更為方便攜帶而好用。印刷技術也影響了廣州「通書」的頁數多寡。清末民初發行的廣州「通書」，以木刻本為大宗，其次為石印本。當中木刻本品質甚為參差。如民國五年（1916）刊本《丙辰通書》，其紙質裝訂都極差。其墨色的褪色情況，甚或已無法識認其 77. 有關長壽兩儀軒之考據，見吳倫霓霞、張曉輝，〈近代中國的粵港華商成藥聯號〉，《近代史研究》，第 2 期（北京，1995.3），頁 108-125。.

(33)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 26 -. 中文字；而真步堂於民國二年（1913）刊本《民國二年癸丑通書》，則相對精良，其墨色至今甚至仍然透出光澤。石印本之石印技術，乃於道光年間由西方所傳入，而廣州「通書」發行地廣州，正為石印技術最初傳入之地區。78是以使用石印技術出版「通書」，也在清末民初成為廣州地區書商刊印的選擇。例如石經堂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的刊本《通書大成》、廣州澄天閣書局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的刊本《丁未歲紅字頭通書備覽》，其版面內容都較木刻本清晰，而且印刷更為細緻美觀，甚或成為其封面廣告的招徠重點：本局創造特別五彩紅字頭石印通書，書悉遵憲書協記，堵注洋文西曆，專請左桐軒先生叅訂吉凶宜忌，備極周詳，比之別號所刻，迴不相同，至於內容所載亦甚宏富，凡電碼、郵章、釐務、稅則、各國旗式、官階品級、經驗內外良方、催生、達生等編，無不羅載其中，出外居家，均稱適用，誠諏吉之美本，便世之要書也。加以紙精墨妙，字畫玲瓏，配色得宜，裝潢精緻，工藝務求盡善，取價格外從廉。以為士商稱許，遠近知名，如蒙購辦，函寄回商，均無欺偽。諸尊光顧，請認明本局字號，庶不致悞。此佈. 粵東省城十七甫澄天閣五彩石印書局謹識79. 廣州各版本「通書」的品質差異應牽涉其價格高低。由於年代久遠，筆者未能得悉廣州各版本「通書」的販賣價格。鑑其內容印刷品質不同，應有價格之別。品質與價格差別又與市場需求及同業競爭有關，例如應付市場中貧富財力不同的客戶需要。廣州「通書」封面的廣告能夠反映當時廣州地區「通書」的市場競爭。例如澄天閣書局刊本之廣州「通書」封面廣告，曾述「堵注洋文西曆，專請左桐軒先生叅訂吉凶宜忌，備極周詳，比之別號所刻，迴不相同」、「請認明本局字號，. 78. 萬啟盈編，《中國近代印刷工業史》，頁 22。另有關清末廣州石印業的發展，可參見：胡景文，〈廣州石印業〉，收入廣州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州文史資料（第三十六輯）：廣州工商經濟史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頁 83-90。 79 《丁未歲紅字頭通書備覽》（清光緒三十三年刊本），封面。.

(34) 通書：清末民初廣州地區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1900－1916）. - 27 -. 庶不致悞」；醉經堂於宣統二年（1910）的刊本《醉經堂加官晉爵》，也於內頁刊登廣告聲明如下：本堂所造士俗日腳通書，乃是遵依憲書協紀，及諸家斗首推算，七政四餘、一十二宮，立命流年，月將每日吉凶神煞，俱係細查參訂註明……近來各鎮墟市有射利之徒，假冒本堂招牌，發售猶多，有礙本堂名色，故特預為剖明，凡諸尊光顧者，務祈留心細察真偽，不致魚目混珠也，如假包換。省城第八甫醉經堂謹白80 兩家不同的書商，在其刊本的廣州「通書」都特別說明自己為「依憲書協紀」，同時呼籲讀書必須認定字號，避免魚目混珠。一方面此乃聲明自己出版的「通書」並無曆法私刻犯禁之虞，另一方面這反映了廣州地區「通書」具有相當市場，而致使不少人盜印謀利，其競爭亦因此變得相當激烈。廣州「通書」也因此廣泛應用於廣州民間社會的各個階層。. （三）、出版地區與出版商廣州「通書」廣告封面反映了清末民初廣州「通書」一類民間日用書籍的市場競爭狀況，而廣州各版本「通書」的出版資料，有助認識當時市場競爭情況，乃至「通書」更深入的淵源。然而，在筆者現時蒐集到的清末民初廣州各版本「通書」當中，有關其編輯、校對或發行人，除了真步堂蔡最白家族以外，其餘幾乎已不可考，惟僅可知其出版地及出版商的相關情況。根據表 2-1 所列，廣州各版本「通書」俱來自廣州府城，或府城外的佛山鎮。因此，清末民初廣州「通書」的出版地，主要在廣州城內數個書坊，以及廣州城 80. 《醉經堂加官晉爵》（清宣統二年（1910）刊本），頁內廣告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