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語能力的重視

語言是劃分族群的重要指標之一，同一族群的人，常被認為是一群 有共同語言的人群。而且，語言是人與人之間日常溝通的主要媒介，共 同的語言以及無礙的溝通往往是民族情感形成的基礎。¹更重要的是，

語言這種文化特徵，並不是定義一個人群客觀條件，而是人群用來表現 主觀族群認同的工具。有清一代，滿洲統治者即將清語視為標識旗人身 分的核心文化特徵，²時常強調清語為「滿洲之根本」，³試圖透過挖掘與 維護這種集體文化特徵，塑造「自我」與「他者」的本質性文化差異，

並保持與「他者」的界限，從而穩固統治基礎。⁴

然而，無論滿洲統治者如何強調清語的重要性，八旗子弟卻缺依然 出現清語漸荒的情形，且這種情況早在康熙年間(1662-1722)即已顯露出 一些端倪。康熙皇帝曾經預想「後生子弟漸習漢語，竟忘滿語」可能產 生的危機，故於康熙十二年(1673)命翰林院學士傅達禮「將滿語照漢文 字彙發明，某字應如何用，某字當何處用，集成一書」，「使有益於後學」，

5並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書成之時，將此書命名為《清文鑑》。此時，

康熙皇帝亦不得不承認清語已經面臨「老成耆舊，漸就凋零」的困境。

6《清文鑑》字書的問世，正反映旗人清語能力衰退的事實；而且，這

1 Pierre L. van den Berghe, The Ethnic Phenomenon(New York: Elsevier, 1981), p.34;V. Kozlov, “On the concept of ethnic community,” Soviet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Today, ed. by Yu.

Bromley(Mouton: The Hague, 1974), p.79.

2 清語，即滿語，又稱為「國語」，重視清語是滿洲統治者強化與鞏固國家體制的重要手段之 一。

3 舉例而言，乾隆皇帝曾強調：「騎射國語乃滿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務。」([清]長善，《駐粵 八旗志》(臺北：文海出版社，1999 年)，卷首，〈敕諭〉，頁 16b。)

4 孫靜，《「滿洲」民族共同體形成歷程》(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 年)，頁 121、130。

5 《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9 年)，第 2 冊，頁 9a-9b，

康熙十二年四月十二日條。

6 《康熙帝御製文集．第三集》，收入吳相湘主編，《中國史學叢書》，第 41 輯(臺北：臺灣 學生書局，1966 年)，卷 20，〈序．清文鑑序〉，頁 11-12。

種情況一旦發生，勢必會持續惡化下去。⁷降至雍正年間(1723-1735)，即 有八旗兵丁於會集值班之處以漢語交談，遭到雍正皇帝嚴斥，⁸甚至出 現八旗滿洲「以漢語互相戲謔」的現象。⁹

(一)乾嘉道三朝對旗人清語能力的強調

乾隆朝以降，旗人清語漸荒的情況並未好轉，反而有愈加惡化的趨 勢。面對這種文化危機，乾隆、嘉慶以及道光三位皇帝曾先後致力於八 旗子弟清語能力的強化，時常藉著各種機會重申清語為八旗根本的祖宗 家法。乾隆皇帝對屬於滿洲舊俗的清語極為注重，時時以滿語作為激勵 旗人士氣、凝聚旗人族群意識的手段。¹⁰嘉慶皇帝即位之後，承襲乾隆 皇帝的做法，仍然相當重視八旗子弟的清語能力。嘉慶六年(1801)三月，

尹壯圖上奏朝廷：滿洲子弟在十五六歲以前，應該先熟讀經書，講明理 義，等到「心性融澈，精力完固」以後，再則以騎射繙譯。¹¹嘉慶皇帝 認為尹壯圖所奏實為紕繆之論，因為「滿洲國語本應不學而能，騎射亦 須同年練習」，如果按照尹壯圖所言，「必俟十五六歲以後始行學習，安 能精熟？」如此則有違統治者所謂「國語騎射為滿洲根本」的諄諄訓誨。

12不過，此時正當嘉慶皇帝下詔求言之際，不願以言罪人，所以並未懲

7 葉高樹，〈習染既深，風俗難移：清初旗人「漸染漢習」之風〉，收錄於《近世中國的社會與 文化(960-1800)論文集》(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7 年)，頁 260-261。

8 [清]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6 年)，卷 11，頁 13b，雍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上諭。

9 [清]允祿等奉敕編，《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 6，頁 2b，雍正六年正月二十九日，奉上 諭。

10 吳志鏗，〈清初法令與滿洲本位政策互動關係之研究—以五大政令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 年)，頁 208。

11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卷 81，頁 15a，嘉慶六年三月下 癸卯條。

1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

頁 109-110，嘉慶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奉上諭。

戒尹壯圖，僅將原摺擲還本人，並加以申斥。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般 的八旗子弟之外，皇子與宗室王公亦為統治者關懷的對象。乾隆三十一 年(1766)五月，當永琰還是十五阿哥的時候，乾隆皇帝見他所執成親王 題畫扇頭，有「兄鏡泉」三字落款，便告誡取用別號為「書生習氣」， 是「虛名相尚」，是「效書愚陋習」，並藉此重申「國語騎射」的祖訓。

13爾後，當嘉慶皇帝回想起這往事時，也再次申明「我朝家法相傳，國 語騎射尤當勤加肄習」，同時，亦申飭諸皇子：「若竟以風雅自命，與文 人學士爭長，是舍其本而揣其末，非蒙以養正之意也。」並下令將此諭 旨貼於尚書房中，希望皇子們有所警惕。¹⁴至於宗室方面，嘉慶十六年 (1811)三月，御史伯依保條奏宗室人員請添派學習行走原缺一摺，嘉慶 皇帝認為清朝家法規定甚嚴，宗室人員應以「學習清語，勤肄騎射為重，

即文學科名，尚非所亟」；而且，宗室等如果多得文職，必然導致重文 輕武，或是希圖外任。如此一來，將出現清語騎射鮮有究心之人的現象，

「於滿洲家法殊有關係」，所以下令將伯依保的奏摺駁回。¹⁵

除了不斷重申與宣示清語為八旗根本的祖訓外，乾隆、嘉慶以及道 光三位皇也透過各種實際行動來強化八旗人等的滿語文能力。首先，先 就乾隆皇帝來看，他曾規定即便是辦事妥當之員，也必須熟習清語才可 以保列一等；否則，即使辦事能力強，也不許保舉。¹⁶而且，對於滿語 不佳的旗人，乾隆皇帝也下令將他們發往東北重新學習滿語。舉例而言，

嘉慶三年(1798)三月，當乾隆皇帝還是太上皇時，正黃旗滿洲世襲恩騎 尉常安(canggan)不諳清語，且屢經訓斥，亦毫無長進。統治者認為常安

13 《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卷 760，頁 8a-9b，乾隆三十一 年五月上辛巳條。

1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38，嘉慶九年二月初七日，內閣奉上 諭。

1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97，嘉慶十六年三月初六日，內閣奉 上諭。

16 吳志鏗，〈清初法令與滿洲本位政策互動關係之研究—以五大政令為中心〉，頁 208。

之所以如此，「皆因平日只圖安逸，並不留心向學所致」，故將其發往「清 語騎射俱好」的吉林，交與秀林、吉祿等人看管，令其學習清語，三年 之後再行查考。¹⁷再者，乾隆皇帝也相當重視滿語文的鞏固與發展。例 如：透過規定滿文公文的使用範圍、改滿文中音譯漢文借詞為意譯、糾 正原有意譯漢文借詞的錯誤、新定意譯漢文借詞、確定某些漢文地名的 滿文對譯以及規定滿文人名的書寫方法等方式，規範滿語文，使之符合 固有的規律，¹⁸從另一途徑鞏固滿文，使之不至於消失殆盡。

再就嘉慶與道光兩朝而論，此時的滿洲統治者用以強化旗人清語能 力的舉措大致有以下幾項：第一、 清語能力不佳者予以處罰，能力佳 者予以補缺。其中，處罰的方式又以將滿語不堪的八旗官員離任、解任、

降職、革職等為主。道光十年(1830)二月，察哈爾鑲白旗總管常德(cangde)

「不識滿洲蒙古文字」，道光皇帝認為總管有統轄一旗之責，如果不識 滿洲蒙古文字，則「於公事未能明晰，不勝總管之任」，所以飭令常德 仍回本營當差。¹⁹十二年(1832)九月，鑲藍旗蒙古副都統兼鑲紅旗漢軍副 都統吉倫泰(jiluntai)，因「滿、漢文均屬生疏」，遭皇帝下令「所管鑲藍 旗蒙古副都統、所署鑲紅旗漢軍副都統事務，均著毋庸管理」。²⁰除了懲 處不諳清語的旗人之外，對於熟諳滿語，尤其是清語繙譯能力佳者，統 治者亦優先讓其挑補額缺。道光四年(1824)三月，駐藏前鋒富森、色瑚 禮繙譯通順，統治者因而下令：「俟本旗出有升缺，與應揀選人內，一 體分別酌量揀補。」²¹另外，熱河都統衙門必須時常處理各項蒙古字來

17 《清實錄．仁宗睿皇帝實錄》，卷 64，頁 1b-2b，嘉慶五年四月下戊戌條。

18 詳見佟永功，《滿語文與滿文檔案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9 年)，頁 40-57。

19 《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卷 165，頁 20b-21a，道光十年 二月丁丑條。

20 《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卷 219，頁 5b，道光十二年九月上丙午條。

2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頁 66，道光四年三月初一日，內閣奉上 諭。

文以及各旗蒙古控案，但由於該衙門中能將蒙文譯成清文者太少，所以 松筠(sungyūn)於道光八年(1828)八月奏請添設蒙古官學。對此，道光皇 帝下令准許添設蒙古官學，以馬甲西凌阿充補教習，前鋒德克精額幫同 教讀，並以閒散旗丁二十名作為學生定額。而且，一年之後，學生中如 有能繕寫清文者，優先挑補馬甲；如遇蒙古來文暨控告呈詞，已挑補馬 甲的學生中，有能譯清文者，即作為額外貼寫筆帖式。²²由此可知，滿 文既是公文往來的書寫工具，亦可作為八旗人等補缺的條件，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再者，滿洲統治者以熟諳清語作為獎拔黜退人才的依據，獲 得提拔者，可擠身滿洲統治集團的上層；被黜退者，則可能被排除於滿 洲統治集團之外。顯示，自清中期以後，對滿洲文化的認同與否，已逐 漸取代傳統提供勞務力役或財富，成為是否被納入滿洲統治集團的新標 準。

第二、在旗人的「根本之地」——吉林省頒發官刻善本清文書籍。

道光五年(1825)二月，吉林將軍富俊發現當地衙門處理旗民交涉事件，

定擬罪名立案時，多用漢文，如此必導致清文日漸生疏。為此，他建議 朝廷頒發官刻善本清文書籍，以加強當地旗人的清語能力。道光皇帝認 為所奏甚是，故下令武英殿查照富俊單開各種書籍，裝訂齊全，預備富 俊派員請領。²³

第三、維持庶吉士內學習清書的人數保持在十人左右。按清制，自 順治朝以來，為了消弭滿、漢之間的語文隔閡，朝廷開始在庶吉士內挑

第三、維持庶吉士內學習清書的人數保持在十人左右。按清制，自 順治朝以來，為了消弭滿、漢之間的語文隔閡，朝廷開始在庶吉士內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