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研究回顧
關於旗務研究，孟森於 1936 年撰寫〈八旗制度考實〉一文，48首開 八旗制度研究的風氣。此後，關於八旗制度的研究便如雨後春筍般的展 開。49在研究制度面的同時，與八旗切身相關的旗務問題亦愈來愈受學 界注意。滕紹箴《清代八旗子弟》與劉小萌《八旗子弟》兩本專書，為 早期討論相關問題較為全面者。兩者皆注意到旗人在入關以後，面臨了 清語漸荒、騎射衰弱、生計困難以及「漸染漢習」等問題，且論及滿洲 統制者為解決問題所採取的措施。50爾後，或有站在統治者整飭旗務與
48 孟森，〈八旗制度考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臺北，1936)，頁 343-412。
49 陳佳華於 1984 年回顧了 1930 年代至 1980 年代關於八旗制度的研究，他指出這段時間的研 究重點在於旗地、八旗子弟、旗人的民族與階級問題、八旗兵的作用以及關於八旗制度史 料的考證。近年來，劉小萌〈近年來日本的八旗問題研究綜述〉與定宜庄〈美國與臺灣學者 近年來對滿族史與八旗制度史的研究簡述〉兩文，仍然持續關注八旗制度研究的發展，但這 兩篇文章皆較為注重外國論著的討論。鹿智鈞〈近二十年來(1989-2009)八旗制度研究的回 顧與討論〉一文，則針對近二十年來一百多篇臺灣與中國地區關於八旗制度的建立與發展、
駐防制度與滿漢關係、八旗組織中的各民族成員以及八旗生計與旗務整飭等議題的研究成 果，進行了整體性、廣泛性的回顧與分析，彌補了劉小萌與定宜庄的不足。詳見陳佳華，
〈八旗制度研究述略〉，《社會科學輯刊》，第 5 期(瀋陽，1984)，頁 109-116；陳佳華，
〈八旗制度研究述略(續)〉，《社會科學輯刊》，第 6 期(瀋陽，1984)，頁 113-120；劉小 萌，〈近年來日本的八旗問題研究綜述〉，《八旗制度與滿族文化》(瀋陽：遼寧民族出版 社，2002 年)，頁 57-73；定宜庄，〈美國與臺灣學者近年來對滿族史與八旗制度史的研究 簡述〉，《八旗制度與滿族文化》，頁 51-56；鹿智鈞，〈近二十年來(1989-2009)八旗制度 研究的回顧與討論〉，《史耘》，第 14 期(臺北，2010)，頁 125-175。
50 滕紹箴，《清代八旗子弟》，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89 年；劉小萌，《八旗子弟》，
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年。其中，劉小萌《八旗子弟》一書於 2008 年重新出版，題 為《清代八旗子弟》，兩書內容相近，無太大差異。詳見劉小萌，《清代八旗子弟》，瀋陽：
駐防八旗的立場探討旗務問題，或有將研究焦點置於生計問題、漸染漢 習、消除滿漢畛域等主題上，亦有學者從民族共同體的角度切入思考相 關問題，這些皆開闊了旗務研究的視域。
(一)旗務整飭
佟永功、關嘉祿〈雍正皇帝整飭旗務述論〉一文為較早從統治者整 飭旗務的角度切入探討者，51然而，該文並未清楚界定旗務的範圍，亦 未對旗務下一明確的定義。葉高樹〈深維根本之重：雍正皇帝整飭旗務 初探〉與〈清雍乾時期的旗務問題：以雍正十三年滿、漢文「條陳奏摺」
為中心〉兩篇文章，於開端便清楚界定其所謂旗務的範圍包涵：語文教 育與軍事訓練、八旗生計困難的改善以及沾染漢俗陋習的革除，堪稱目 前專文討論旗務問題的佳作。〈深維根本之重：雍正皇帝整飭旗務初探〉
一文指出雍正皇帝在位期間，曾針對八旗人等廢弛本習、生計困難、沾 染陋習等病象進行整飭；但是，就成效而論，官員常不能落實皇帝的政 策，使旗人無法普遍受惠，而旗人常不能確實守法自律亦造成查緝官員 疲於奔命，進而導致這些政策淪為臨時性的救濟措施。52〈清雍乾時期 的旗務問題：以雍正十三年滿、漢文「條陳奏摺」為中心〉一文則是兩 岸清史學界首先利用雍正十三年(1735)滿、漢文「條陳奏摺」來分析雍 乾之交時期旗務問題者，葉氏主張儘管雍正皇帝在位期間曾致力於整飭 旗務，但是八旗人等面臨陞遷管道的壅滯、民族本習的廢弛、經濟生活 的困難、漢人習俗的沾染等困境，實為長時間累積的結果，並非雍正朝
遼寧民族出版社，2008 年。
51 佟永功、關嘉祿，〈雍正皇帝整飭旗務述論〉，收錄於支運亭主編，《八旗制度與滿族文化》
(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2 年)，頁 115-127。
52 葉高樹，〈深維根本之重：雍正皇帝整飭旗務初探〉，《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2 期(臺 北，2004)，頁 89-120。
短短十餘載所能徹底扭轉。乾隆皇帝繼位之初，在雍正皇帝的基礎之上，
針對旗務問題提出各種因應之道，其構思即來自於「條陳奏摺」的內容。
53
葉氏《清朝前期文化政策》一書曾將旗務問題中的「國語騎射」放 在文化政策的脈絡中探討。他認為旗人入關以後，統治者為擴大政權基 礎，刻意引進漢文化，但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卻興起了抗拒同化的文 化危機意識；此時，「國語騎射」作為滿洲本習，實可成為區隔統治者 與被統治者的文化標誌，以及保持統治優勢的有效策略。然而，儘管統 治者對此有強烈的要求，但包括滿洲王公大臣與八旗子弟在內的統治集 團成員，卻未必能有正確的認知，所以無論統治者以獎勵勸誘或是訓誡 嚴懲的方式，仍難以遏止本習日益廢弛的現象，終致無力挽回其頹勢。
54蔡偉傑也從文化的角度切入探討旗務問題，他以為在滿漢接觸的歷史 過程中，滿漢之分主要是建立在身分與文化上的差異。關外時期的滿洲 文化對於統治者而言，是征服民族優勢的象徵，清朝皇帝透過復興清語、
騎射等滿洲符號以及排斥漢習的做法來重申滿洲性(Manchuness)，藉此 重新鞏固滿漢對立的二元意義結構與相應的滿洲統治地位。55
(二)駐防八旗
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從駐防八旗切入探討旗務問題，首先，
就清語漸荒與騎射衰弱的現象而論，她認為這種現象自雍正朝初年以來 便已經存在，且最早出現在南方各省的駐防兵丁，甚至在滿洲統治者的
53 葉高樹，〈清雍乾時期的旗務問題：以雍正十三年滿、漢文「條陳奏摺」為中心〉，《臺灣 師大歷史學報》，第 38 期(臺北，2007)，頁 70-141。
54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香出版社，2002 年)，頁 351-408。
55 蔡偉傑，〈論清朝前期的滿洲文化復興運動〉，臺北：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故鄉—東北地區，駐防官兵的滿語、滿文的水平也急遽下降。56其次，
從駐防旗人的生計問題來看，定氏以為此問題首先出現於京師，然後波 及內地各省駐防，最後危及邊疆，嚴重動搖八旗的根基，致使統治者採 取漢軍與開戶人出旗的方式來解決問題。57再次，就旗人「漸染漢習」
而言，定氏認為駐防旗人受漢文化影響的途徑除了直接透過與漢人的交 往之外，還間接透過那些樂於此道的駐防將領。而且，旗人意識到自己 在經濟、文化各方面都落後漢人，且不得不依賴漢人，故產生一種自卑 的心理，並由此產生對漢文化乃至對漢人的仰慕。58
同樣從駐防八旗的角度切入，林承誌〈分鎮巖疆．駐衛內裏—清朝 駐防八旗問題研究〉一文討論了駐防八旗官兵的清文教育與騎射訓練，
此為定宜庄較少論及之處。林氏認為儘管國語騎射是朝廷一體並重的政 策，但此政策推行至駐防八旗時，卻是騎射重於國語。他分析原因在於 朝廷認為駐防兵丁只能以武備為上，學習文藝會防礙武技的精進，所以 不斷強調駐防八旗官兵須以騎射為首務。59至於駐防兵丁的生計問題，
林承誌雖未專門討論，但是亦探討了與生計習習相關之駐防八旗的俸餉、
養廉銀、恩賞以及撫恤等問題。60許富翔〈清代江寧滿城的研究〉聚焦 於江寧駐防的討論，他以為儘管統治者再三提倡「國語騎射」，但駐防 當地的環境卻無法提供維持「國語騎射」的條件，且駐防旗人本身亦缺 乏危機感。61就出旗為民政策而言，許氏強調就江寧滿城來說，出旗的
56 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2 年)，頁 263-270。
57 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頁 221-243。
58 定宜庄，《清代八旗駐防研究》，頁 268-274。
59 林承誌，〈分鎮巖疆．駐衛內裏—清朝駐防八旗問題研究〉(臺中：東海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2007 年)，頁 241-258。
60 林承誌，〈分鎮巖疆．駐衛內裏—清朝駐防八旗問題研究〉，頁 141-206。
61 許富翔，〈清代江寧滿城的研究〉(臺北：東吳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頁 94-106。
對象曾經及於八旗滿洲與八旗蒙古。而且，他特別指出：導致乾隆朝與 道光朝出旗政策的因素不同，前者歸因於滿洲統治者對於旗人的認同以 及對政治利益的維護；後者則歸咎於八旗生計的困難。62
(三)生計問題
近年來，學界針對旗人生計困難及清朝皇帝解決生計問題之辦法提 出許多見解，這部分的研究成果亦較其他旗務問題為多。在這些研究成 果中，有學者論述八旗生計困境的現象；亦有論者綜合論述滿洲統治者 解決旗人生計問題的舉措；還有研究者針對京旗回屯、出旗為民、生息 銀兩、八旗孀婦的生計照顧與清末新政時期籌劃旗人生計等議題進行探 討。
1.八旗生計困境的現象而論
韋慶遠在〈論“八旗生計”〉與〈論“八旗生計”(續)〉兩篇文章 中指出：旗人的生計問題在康熙朝中葉便已經出現，至乾隆、嘉慶時期，
情況更為惡化。韋氏分析造成此種現象的原因包括：旗丁剛領到兵餉與 口糧後便即買賣、典押兵餉與軍用裝備以及旗地的日漸流失。滿洲統治 者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採取增加旗人任官與披甲的機會、給予金錢上的 補助、回贖旗地以及仿古制推行井田等措施。但是，就施行成效來看，
由於旗人生活奢侈，且不允許無披甲機會的旗人自由轉業，所以生計困 難的問題無法得到徹底解決。63李興華〈芻論雍正朝的“八旗生計”〉
亦就八旗生計問題的產生原因予以詳細論述。他主張生計問題的產生與
亦就八旗生計問題的產生原因予以詳細論述。他主張生計問題的產生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