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漢字的形音義特徵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3
第二章 文獻回顧
認知心理學的理論認為，人們能夠辨認文字和語言，代表大腦有一個專門的 儲存空間被稱作「心理字典（mental lexicon）」或「內在字典（internal lexicon）」
(鄭昭明, 2006; Bruza, Kitto, Nelson, & McEvoy, 2009)。從語言學習的認知角度來 看，學習漢字的本質便是建構漢字的心理詞典，所以華語學習者在學習中文的過 程中，將逐漸建構起漢字心理詞典，提升本身的閱讀能力。文獻回顧從書寫系統 的本質出發，討論中文與拼音語言的差異、母語對第二語言學習的影響，然後回 到對外漢字教學層面討論教學、教材以及漢字學習策略，並介紹相關的實證研究，
最後引介出論文所使用的眼動實驗方法。
第一節 漢字的形音義特徵
本節以心理語言學的角度說明漢字的形音義特徵，回顧有關討論，以比較拼 音語言和中文書寫系統本質上的差別。
一、中文書寫系統：漢字
「漢字」保留了被視為文字演進過程中最古早的象形文字，亦即採取圖像對 應到意義的方式，因此一般被歸類為「表意文字」（ideographic writing system）
或者是「意符文字系統」（logographic system）。此種稱呼也帶出了漢字結構是由 具有意義和功能的部首或部件組合而成的特色，而部件又可下分為不具有實際意 義的筆畫。由於這些筆畫或部件，並沒有辦法讓我們能像拼音文字僅需記住數十 個語音和字形的對應，就能拼讀出一個全然不認識的字的讀音，所以直接的看法 認為，漢字通常必須以一字一音的方式記憶和學習。然而學者已證實漢字並非純 粹表意，而是納入表音的性質，除了發現中文也同樣有著拼音語言的形音對應特 性，更發現中文字形在早期處理過程中，對語音層次也具有很大的影響(Tsai, Lee, Tzeng, Hung, & Yen, 2004)。以往的研究中，心理語言學家對於漢字歷程提出不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4
於拼音文字的處理模型(Perfetti, Liu, & Tan, 2005; Perfetti & Tan, 1998; Tan &
Perfetti, 1998)，主要原因是來自於漢字的特殊性。中文形、音、義三個層次的訊 息之下，各自具有不同的表徵，在字形部分如：部件、筆畫、位置；在字音部分 則如：聲母、韻母、音節、聲調等；在字義部分如：部首和字義本身的關聯程度、
能夠見形知義的象形、指事字等，因此相較於拼音文字更為複雜。
漢字雖起源於象形文字，但隨著需要表達的概念增多，僅能表現具體事物的 象形文字便顯得不足。東漢許慎列出四個造字原則「象形、指事、會意、形聲」
以及兩個用字原則「轉注、假借」，是最早將漢字規律整理成「六書」原則的學 者，其分類和定義影響至今，對漢字教學方法的設計亦有相當程度的啟發。六書 分類中，與語音最為密切相關的一類便是「形聲字」。漢字由部件彼此組合而成，
僅由一個部件組成的為獨體的字，而由一個以上的部件所組成的則是合體的字，
通常包含的部件數量在兩個以上。合體字中，形聲字的發展最為迅速，數量也最 多，形聲字在現代漢字的比例約佔八至九成（黃沛榮，2011；黃偉嘉、敖群，2009）。
形聲字由義旁和聲旁組成，邢紅兵（2011）曾整理形聲字相關的統計研究，指出
「大部分的獨體字都作為聲符參與構字」，他在先前的研究也計算了「漢語水平 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的 2905 個漢字，形聲字總共使用了 842 個聲旁（邢紅兵、
舒華，2004），可見聲旁的數量極多並且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即使考量到兩岸簡 繁體字差異會致使數量上略有不同，但仍顯現了聲旁作為漢字特徵之一的重要性，
是值得再深入探討的議題。
二、中文的形音對應原則：形聲字的聲旁
現今仍在使用的語言，其文字系統可以分為幾大類型，包含：中文的意符文 字系統、日文跟韓文一類的音節文字系統（syllabaries）、以及拼音文字系統
（alphabetic）。三種類型的書寫系統中，中文顯然較為特殊，因為一個字所代表 的意義未必會是一個完整的詞，而是本身就具有意義的詞素（morpheme）。即使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5
如此，大量的形聲字顯示了漢字應該也帶有語音編碼的規則。拼音文字系統裡的 文字和語音雖然緊密連結，但對應的程度並不相等，拼音語言最小的發音單位稱 為音素（phoneme），與音素對應的最小書寫單位是形素（grapheme），描述這種 文字對應語音的規則稱為 GPC（grapheme-to-phoneme-correspondence），換言之，
若是看到一個字便能馬上得知它的讀音並且發出聲音。普遍認為，因為拼音語言 的語音和文字配對有限，所以形式簡單也比較好學。根據音素和形素的對應程度，
又能區別為透明度較高以及透明度較低的語言，前者如西班牙文，後者如英文 (Rayner & Pollatsek, 1989)。相對來看，已知漢字的本質為意符文字，所以情況與 拼音文字大不相同，漢字沒有 GPC 法則，無法單純地由字形直接對應到字音，
加上研究曾提供一些直接由字形對應到字義的證據(Perfetti & Tan, 1998)，不過隨 著國內外學者對中文詞彙辨識的研究增多，漢字並非純粹表意而是納入語音成分 的觀念也被證實了(Perfetti & Liu, 2006; 鄭昭明, 2009)。Ziegler and Goswami (2005)提出的「a psycholinguistic grain size theory」，提到語言間不同詞彙表徵以 及本身的文字差異，在成人的心理詞典中具有一定作用。該理論認為對各語言的 母語使用者來說，在習得文字系統前，語音表徵就已經先存在了，只是不同語言 在字形和語音對應的程度並不相同。所謂的語音表徵，可以分為幾個部分，以英 語為例，最底層的為語音成分，然後是從較小組成結構的音素，一直到較大結構 的音節（圖一）。
圖一 a psycholinguistic grain size theory 資料來源： Ziegler and Goswami (200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6
而經由語音所連結到的字形表徵，依照對應的程度高低也會影響孩童在閱讀 能力時序上的發展，譬如對應程度較高的芬蘭語，母語學童能很早就習得文字和 語音的連結。至於與拼音文字形貌相去甚遠的中文，李佳穎（2009）認為「中文 也是如此，只是語音表徵和文字系統對應的一致程度高低的差別」，所以芬蘭語 為母語的學童，只需要很短的時間就能掌握母語中的形音對應關係，學到新的字 時也能類推並掌握讀音，再進一步藉由口語詞彙特徵掌握詞彙意義。相對來看，
中文的字形和語音連結似乎沒有那麼緊密，因此母語學童在學習漢字的基礎知識 和形音對應關係時，應該會更為費時費力。
三、詞彙辨識理論以及詞彙處理中的形音映照關係
心理語言學的領域中，以往以拼音語言為研究主體所探討的詞彙辨識處理歷 程認為主要有兩種詞彙識別的路徑理論：1.直通理論，這派看法認為字詞在視覺 刺激所輸入的訊息能直接對應到相應的意義，而不需要透過語音介入(Wang, 1973)；2.語音轉錄理論，字形跟字義之間需要藉由字音為媒介，才能表達出語義 訊息(Weekes, Chen, & Lin, 1998)。除此之外，還有一種看法是雙向理論，亦即認 為前二者的兩條路徑同時存在，並且受到測驗方式、材料特性或者受試者能力而 彼此競爭，最後擇一路徑提取意義(Coltheart, Curtis, Atkins, & Haller, 1993)。不同 理論各有支持的研究證據，包含直接從字形對應到字義、語音在較早階段即介入 字形提取(Chen, 1992; Pollatsek, Tan, & Rayner, 2000)，只不過就漢字的特性來看，
情況似乎更加複雜。就字形的部分，漢字字形的組成單位可以劃分為筆畫和偏旁，
但是如何劃分有一定的標準需要遵照，這種結構特徵是拼音文字所沒有的，也是 漢字在視覺上顯得複雜的因素。就字音的部分，漢字具有多音和同音的特性，一 個漢字可能具有一個以上的語音，或是一個語音對應到的往往不只是一個字，聲 旁表徵除了提供字音線索，也暗示著擁有同樣聲旁字組之間的語音相似性或差異 性。就字義的部分，漢字表意的功能隨著文字的假借、意義的衍變，變得無法仰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7
賴，雖然在形聲字當中，義旁仍是一個可供意義歸類的線索，但是仍有許多例外 (Shu, 2003; 秦麗花, 2002)。這些形、音、義特徵，和其鄰近字彙的相似性以及差 異性程度的高低，都會影響我們辨認中文字詞的過程。
一般而言，在傳統的訊息處理模型中，經由字形連結到字音這條路徑來辨識 詞彙的過程稱為「形音映照」（orthography-to-phonology mapping），即一組擁有 相同聲旁的字，其讀音一致的特性，又稱之為順向一致性（feedforward
consistency），以英文為例，如：-ean 在 bean、lean、dean 讀音皆相同。相對來看，
由字音連結到字形的路徑，則稱作「音形映照」（phonology-to-orthography mapping），也就是一個語音對應的字形組成形式，如：讀做[-ip]的字音，其可能 的字形組成為-eep、-eap 等等，又稱作逆向一致性（feedback consistency）(Lee, Hsu, Chang, Chen, & Chao, 2015)。這兩條路徑反應的是語言系統中字形和字音處理先 後順序的不同觀點，以及一個語言文字系統中，字形相像詞組和語音相像詞組的 數量彼此之間的關聯，同時也與實驗所操弄的作業方式有關。
四、聲旁規則性和一致性
漢字雖然在字形和語音之間沒有直接對應，但由於以形聲字為主體，形聲字 的聲旁部件具有一定程度的表音作用，能表現出字形與字音的對應關係。關於聲 旁如何表音，文獻多以「規則性」和「一致性」這兩種指標來探討(Lee et al., 2005;
Lin & Collins, 2012; 李佳穎, 2009; 曾郁琳與李佳穎, 2012)。形聲字的「規則性」
定義，指的是當聲旁可以獨立成字時，不考慮聲調的情況下，整字發音與聲旁發 音相同，即為規則字，如：「情」，讀音為「qing2」，與其聲旁「青」讀音「qing1」
相同，僅有聲調不同，因此被稱作為「規則字」；而若是整字發音與聲旁不同，
即為不規則字，如：「笛」，讀音為「di2」，與其聲旁「由」讀音「you2」雖然聲 調相同，但讀音不同，為「不規則字」。
形聲字的「一致性」定義為，當一個字與其他擁有相同聲旁的字（其聲旁不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8
一定是單獨成字的部件，也可能是無法成字的獨立部件），有較多為相同的讀音 時，該字的一致性值較高；相反的，若是與其他字相同讀音的數量較少，或是都
一定是單獨成字的部件，也可能是無法成字的獨立部件），有較多為相同的讀音 時，該字的一致性值較高；相反的，若是與其他字相同讀音的數量較少，或是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