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意識與童年概念的神聖化

《尋子遇仙記》為電影原文 The Kid 的中文譯名，其中「仙」字可指男子(卓 別林)失去小男孩後回到住家門前、卻因為傷心欲絕而昏倒進入夢境的場景，在 夢中所有人都做天使的打扮；或者，「仙」字也可以指小男孩的生母那般善良如 仙子一般的女性。只不過兩種解釋都與仙子無關，有趣的是，此一沒有於電影 中出現的仙子卻在另一個父親的故事扮演重要的角色，即迪士尼動畫《木偶奇 遇記》(Pinocchio, 1940)中的藍仙子(Blue Fairy)。

《木偶奇遇記》裡的父親是滿頭白髮、埋首鐘錶工藝、生活有些孤單寂寞 的喬佩脫(Geppetto)，他向星空許願自己手工製作的懸絲木偶(皮諾丘)能成為真 正的小男孩；這個願望因為喬佩脫的勤奮和善良得到藍仙子的幫助，皮諾丘成 為一個「可能」成為真正的男孩──只要他能夠做到勇敢、誠實、無私和分辨對 錯，喬佩脫的願望才能成真。

喬佩脫的父親形象最初是義大利作家柯洛迪(Carlo Collodi)1882 年以木偶故 事(Storia di un burattio)為題、發表在兒童週刊雜誌《兒童新聞》(Il giornale per i bambini)的角色，後於 1883 年編輯成書《木偶奇遇記》(The Adventures of

Pinocchio)，其後經過許多不同語言的轉譯，包括迪士尼於 1940 年改編成的動 畫(Zipes:2006 129-30)。

《木偶奇遇記》受到歡迎的情形，可從伍德林區(Richard Wunderlich) 撰寫 的《皮諾丘目錄》(The Pinocchio Catalouge)詳盡蒐集《木偶奇遇記》上百種不 同語言的譯本與種種如戲劇、廣播、電影和電視製作、錄音、漫畫書、遊戲等 改寫形式的書得知，伍德林區認為文本改編形式的多樣化傳達了有關兒童的概 念如何在北美社會隨著時間而產生變化，而此又與譯語文化密切相關。

深究此一兒童讀物至今魅力仍然不減的原因，首先需要瞭解的是影響兒童 文學文本成為經典的要項，儘管經典的認定並非恆久不變，但是要能持續不斷

76

地被重印與製成各種大小與品質的書籍系列，道德、社會價值與兒童的內在形 象等影響甚大，美學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因素(O'Sullivan 147-8)。從此點來看，童 書的翻譯某種程度上受到更多文化因素的影響，包括不同的文學和教育標準，

對兒童文學傳統的期待和意識形態等。以《木偶奇遇記》為例，柯洛迪用帶有 諷刺性的筆調描述一個悲觀的成長故事：一塊木頭終於成為小男孩，但是他和 他的父親仍然會繼續過著貧窮的生活。

而當這本童書被帶到其他國家的時候，卻被大幅度地更動了喬佩脫和皮諾 丘的互動內容，最後每個版本很可能只有維持一個「木頭、鼻子會因為說謊而 變長的男孩」設定，許多內容都被翻轉成譯語國家的文化情境。以出版於 1908 年的德國版《木偶奇遇記》(Zäpfel Kerns Abenteuer)為例，譯者畢爾包姆(Otto Julius Bierbaum)將科洛迪原著中的諷刺筆法與對權力人物的挖苦用來諷刺當時 德國的君主政體，畢爾包姆的改寫放大了原著中吸引自己的部份，呈現的是

「德國化」(Germanize)的面貌(O'Sullivan 150)。

比德國版本更早出現的美國版本(1892)，則以十九世紀後期的工業改革為 主要背景，它將主角描寫得自制自律、勤勞而尊重權威，要求小木偶皮諾丘成 為一個能自我約束、自我犧牲、勤奮不已和尊重權威的男孩，也因此翻譯中增 補了處罰和遵守社會規範的分量，原有的「長大成人」故事基調自此被反轉成

「如何成為好小孩」，並於結尾處一改柯洛迪不會花心思描寫的親子團圓和溫暖 融洽的家庭氣氛(O'Sullivan 154)。

在經過不斷被重新解讀與工具化的過程中，《木偶奇遇記》與原本的面貌漸 行漸遠，迪士尼的版本，不僅讓皮諾丘成為真正的男孩，同時也讓動畫成為一 種文類，皮諾丘成為行遍全球的「教養故事」。這不是迪士尼第一次翻拍童話故 事，早在 1937 年他就拍攝了《白雪公主》，但這部動畫成功的形塑了喬佩脫渴 望擁有兒子的父親意識，並且幾乎是在皮諾丘被藍仙子賦予生命的同時就產生 身為父親的自覺，承繼了《尋子遇仙記》的父親議題──經濟情況不佳的男子，

77

與(無血緣)孩子組成家庭，並且從中培養出身為人父者的強烈意識。

與《尋子遇仙記》在意外的情況下被迫成為養育者情形不同的是，喬佩脫 從自己雕刻、製作懸絲的木偶身上產生了一種對家庭養育功能的想望，有些藝 術創作者的確會把作品比喻成自己的孩子，但是喬佩脫的許願卻是超乎「現 實」的真實欲求，在沒有女主人與僅有一隻貓和一隻金魚的家庭組成情況下，

這個念頭顯得既奇怪又突兀。

但對喬佩脫而言，反而像前述 18 世紀家庭養兒育女概念下的「自然交 感」，是出於自然、質樸的心理欲求。在鏡頭帶往他所製作一個個精緻細膩、充 滿巧思、常見以歡樂慶典進行人物場景配置的鐘錶作品時，此一願望立刻成為 藍仙子對一個認真勤奮的手工藝者允諾可望獲得的回報。

在此之前童話故事裡的神仙教母幫助的都是兒童、甚至多為女童角色。17 世紀末到 19 世紀童話故事裡的仙子尤其如此，因而當女性主義評論家如邁爾斯 (Mitzi Myers)等重新以女性主義角度爬梳童話故事後，認為喬治王朝和浪漫主 義時期從事童書寫作的女性道德家們(lady moralists)，是以女性的書寫特色來創 作出家庭用的學習教材；如此不但以女性擔任主角同時也讓其擁有自己的欲 求。再者，這些故事裡是由母性的仁慈管教取代傳統父親的權力壓制。這樣的 解讀角度，就與以往認為是完全教條、嚴厲道學的教材文本有著不同的面向。

迪士尼版的《木偶奇遇記》，承繼了 17 世紀末仙子故事的溫柔正直與良善 的神奇魔法，但前提是因為喬佩脫內心感受到父親意識的啟發。柯洛迪筆下的 喬佩脫是為了生計才雕刻了小木偶皮諾丘，一個能跳舞、擊劍和翻筋斗的生財 工具；而在此期望下，皮諾丘也被期望去滿足父親。某次皮諾丘失去雙腳，但 喬佩脫卻不願意幫他打造一雙新的，皮諾丘只好向父親保證自己會認真學習買 賣的技巧，將來更是會奉養父親。與這些不同的是，迪士尼為童話這個文類創 造出一個願意犧牲自己生命的父親，文本最後喬佩脫幾乎被海浪淹沒時仍心繫 皮諾丘的生死，一再地呼喊著「救你自己」，此時恐怕再也沒有人會懷疑他與皮

78

諾丘間的父子親情。

至於對皮諾丘而言，要想成為真正的男孩，就必須做到藍仙子所言「做個 勇敢、誠實、無私和分辨對錯的男孩子」的要求，然而深究這些內容其實只是 為了讓皮諾丘確實地處於人類的童年時期，換句話說皮諾丘是被要求去做兒童 本來就該做的事情（上學也是）。

當皮諾丘向藍仙子提出該如何才能達到她的要求時，藍仙子的回答頗為耐 人尋味，「完全取決於你自己」；被藍仙子賦予在旁協助皮諾丘的蟋蟀(Jiminy Cricket)更直言「要聽從你的良心」，但是良心「是安靜微弱的聲音，人人往往 不理會他．所以現在這個世界這麼糟糕」。童年在此成為了一種意識形態，皮諾 丘要完成的任務其實是讓兒童(也就是他自己)不需要去面對成人的現實世界。

只是皮諾丘頭上的那對驢耳證明了他終究還是失敗了，他對於享樂放蕩生 活可謂毫無自制力，這個半人半驢的造型無疑是童話故事裡很重要的變形特 徵，用來指涉童工是把兒童變成了勞役動物，象徵著文明的退化，如阿利埃斯 (Philippe Arès)認為童工維持了中世紀社會的特徵：兒童低齡進入成人世界，他 也質疑 19 世紀前半期大量童工被迫進入紡織工業的情形，「是否存在著歷史的 倒退。」(Arès 233)。然而將皮諾丘從半人半驢的狀態下拯救出來的，是喬佩脫 始終沒有放棄與兒子團圓的堅持；而他的勇敢、誠實、無私自我犧牲，需要像

《尋子遇仙記》那樣的母性通俗劇，來證明撫育兒童不向其他的各種社會牽連 那麼複雜，這也是喬佩脫甚至被認為帶有「母性」或是婦女的表現(Zipes 145)，當男性角色擔負起父職責任後，充滿養育之愛、無私就是很重要的特 質。

依此，影像時代以卓別林、喬佩脫等父親圖象形構了父親自覺的文本脈 絡，文本中的兒童觀其實與父親的貧困、謀生型態設定有關；此點又必須從兒 童文學的書寫特質論起，自 19 世紀以來兒童文學對家庭描寫的基本設定即為理 想的(ideal)、以中產階級為不言自明的書寫立場(Alston 1)，以《尋子遇仙記》

79

為例，影片中曾出現非裔外表的童工，但主人翁(棄嬰)即使卓別林扮演的父親 很貧窮也不需要出去工作。與卓別林電影中設定年代較為相近的《木偶奇遇 記》美國版譯本成書年代(1892) 裡，皮諾丘也不需為經濟所苦，都與 19 世紀 末中產階級對兒童「價值」改變看法的新概念有關。資產階級裡的「無價的」

兒童需要受到保護，不必去面對成年人在工作領域裡的殘酷現實。中產階級的 改革人士設法把兒童是「天真」、「純潔」而且「有依賴性」的新概念(Jenkins 306-7)。

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