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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章 尋父之旅的新起點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章 尋父之旅的新起點

本章闡述父親研究在當代兒童文學論述領域的重要性與其發想,包含研究 動機與問題、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文本範圍等,於以下各小節分述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 於〈電玩遊戲做為性別化的遊戲空間〉1一文談 論電玩遊戲空間所蘊涵的文化地理學意義時,相當獨特地比較了 19 世紀與當代 (包含電玩遊戲)的兒童生活空間:前者以田園為主、擁有廣大活動範圍的環 境,兒童生活在其中能建構出空間感來形塑自我;後者以住宅開發區為主,呈 現令人感到熟悉卻單調乏味、可預期等特質。詹金斯此文的重要性在指出電玩 遊戲的虛擬空間特質仍為延續 19 世紀兒童遊戲空間性別分化的特點,尤其工業 革命造成以男性為主的公共領域和女性被納於其中的私人領域逐漸分離,此後 不同性別在活動範圍、閱讀取向等方面皆受規範,影響至今(Jenkins 273)。

更進一步地,詹金斯以此基點討論電玩遊戲如何反映 19 世紀以來的男孩 文化與女孩文化。作為童書市場最初預設的讀者,女孩在當時很快的被要求能 隻身獨處(化身書本裡探索祕密花園的女孩)、學習克制衝動和承擔家庭與家 務,這些普遍都被認為是《小婦人》(Little Women, 1868)、《綠山牆的安妮》

(Anne of Green Gables, 1908)等書要傳達的訊息2。到了電玩遊戲時代,那些宣稱 為女孩所設計的遊戲場景,無疑也只是將傳統上被認為是女性生活空間的元素 予以數位化,像是常見的歌特式場景傳達了當時少女讀者從閱讀《碧盧冤孽》

(The Turn of the Screw, 1898)等小說衍生出對於秘密的著迷,或是在遊戲中強調

1 詹金斯(Henry Jenkins)著。蕭可斑譯。〈電玩遊戲做為性別化的遊戲空間〉,收錄於《WOW 效 應:流行文化如何抓得住你》(頁 256-296)。台北市:貓頭鷹。2007。

2 兒童文學發展初期,即出現性別區分的現象,十八世紀英國童書書商紐伯瑞(John Newbery)在 發行被視為以商業為目的販售童書濫觴《美麗小書》(A Little Pretty Pocket-Book, 1744)時。採取 購買此書時加送給男孩一顆球、而給女孩一個針墊的策略 (Townsend 23、Tri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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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舒緩的步調來表現對大自然環境的喜愛,培育動植物的設定則與女性通常被 期望擁有照顧人的能力有關。

至於男孩電玩遊戲的內容,仍帶有 19 世紀至 20 世紀初男童冒險故事的傳 統敘事特點:尋求獨立和脫離父母掌控的空間(19 世紀男孩文化的特質),反抗 母性文化,在虛擬世界中必須克服障礙、禦敵以通過關卡的冒險與勇氣,玩遊 戲時要能掌握過關技巧與自我控制(主要以手部為主)的能力。電玩遊戲同時還 將暴力、挑釁的態度(直接)置換到象徵領域(間接),大量使用汗水、唾液、鼻 涕、糞便和血液等身體圖像;遊戲中充斥著模仿成年男性活動的角色扮演,男 孩在連線遊戲的虛擬社群中建立社會互動的管道與連結(267-70)。

儘管想要在電玩主題的討論中提出積極有效的建言是極為困難,20 世紀的 父母也不會因電玩遊戲內容與文學類型的深刻連結而反對稍減,但詹金斯仍於 文末呼籲以虛擬景觀來超越閱讀和遊戲用性別做為空間隔離的現象。雖然如 此,讀者仍能注意到在論及有關親職對兒童成長的影響時,詹金斯同多數研究 者一樣採取的是以男孩和父母關係為主的解讀視角,強調(男孩外出冒險是為)

「反抗母性文化」,又援引羅登鐸(Anthony E. Rotundo)論點,謂工業革命造成主 要勞動者的男性(父親)離家工作,孩子的生活從此與父親的工作生活分隔開 來、由母親負責來照顧,使得男孩離家走向戶外的遊戲空間、或加入半自治的

「男孩文化」作為掙開母親管教的逃離手段(265)。

詹金斯認為此「(男孩)邁向能夠自制的成年狀態」乃是以性別做為分工依 據,並因此催化厭女(misogyny)的傾向(Jenkins 265-266 )。男性研究者布萊 (Robert Bly)就曾以莎士比亞戲劇《哈姆雷特》(Hamlet, 1599-1602)為例,暗喻兒 子想要逃離母親的困難:哈姆雷特每每掙扎於逃離母親身邊,卻選擇把鑰匙放 在母親的枕頭底下(121)。母子關係的依戀難解,其中傳達的卻是男孩普遍被鼓 勵離開父母、踏上啟蒙成長之路的規訓,顯然與母親的連結過深在文化上被認 為是不適宜的;布萊還引述原型心理學家榮格(Carl G. Jung)說法謂兒子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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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母親引領來感覺世界,因此是以照顧者(女性)的角度來看父親、甚至不自 覺用以檢視自己的男性特質(Bly 45-6)。

然而,前述內容真正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父親的影響力被認為「幾乎沒對 兒子指導什麼」(詹金斯引述羅登鐸之言),工業革命後兒子轉成從其他男孩身 上獲取有關男性的技能和價值觀,遠離自己的父親 (Jenkins 266)。布萊(Robert Bly)也注意到此種男孩之間的橫向連結,是讓男孩無法掌握內在成熟男性特質 (即「野人」角色)問題之所在,父親的力量越來越消解。羅登鐸、詹金斯、布 萊和義大利榮格學派心理學家肇嘉(Luigi Zoja)等人建構出極為相似的父親研究 脈絡體系:工業革命後,父親外出打拼,孩子從此無法看見或如過去那般在父 親身旁工作,造成「父親幾乎沒對兒子指導什麼」現象,最後結果是父親「不 在/不再」了(Jenkins 265、Bly 132、Zoja 233)。布萊(Robert Bly)和肇嘉(Luigi Zoja)因此疾呼要恢復父親的榮光,前者是為喚醒男性心靈深處的內在力量,後 者則謂尋回父親的意象終究只是徒勞。

肇嘉(Luigi Zoja)分析「父親」是由社會建構而生的概念(羅馬帝國時期出現 以法律文件宣示父親身分的情形)3,從史前史階段生物本能討論雄性動物與父 親角色的關係,到希臘神話故事裡英雄角色建構父親的神話意涵,最後從法國 大革命、工業革命後父親形象的衰落與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父子完全的分離等構 築出一種精神意象──曾經擁有卻已然失去、不可復得的父親意象,此為無意識 的、演化的發展,也是歷史有關記憶的殘餘。

一個長久以來被忽視的情況是,「父親」總是以「不見」的樣貌出現或被討 論,多數時候父親在故事裡總是被輕易地帶過,就像《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

第一章〈創世紀〉的開頭:

跟大部分人一樣,我有很長一段時間都跟父母住在一起。我父親

3 肇嘉(Luigi Zoja)著。張敏、王錦霞、米衛等譯。《父性》,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6。頁 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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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看人角力,母親愛跟人角力;不管是為了什麼而角力,都無所謂,反 正她一定站穩角力場上代表中立的白色角落,就是這麼回事。風颳得最 兇的日子,她會晾曬最大面的被單。她就是要摩門教徒來敲門。我們住 在工黨勢力大本營,選舉期間,她在窗口張貼保守黨候選人的照片。

甚至在那些寫給兒童的故事裡也是如此。19 世紀中葉格林兄弟增刪修補的 童話故事,父親不是死亡就是扮演任由孩子走向不幸的無聲者,20 世紀的女性 主義者注意到此種缺席實為操控女性的意識型態、並進而重述童話故事的內 容,如沃克(Barbara Walker)於 1996 年出版的童話故事改寫版《醜女與野獸》

(Feminist Fairy Tales),就讓女主人翁看見父親或其他男性(丈夫、兄弟等)對其 宰制所帶來的悲劇,從而明白一味地服從只是增加自身的不幸,父親仍然是大 眾化裡最為難解的角色。面對肇嘉(Luigi Zoja)在《父性》(2006)一書中的最後結 語:「成為或擁有父親,並沒有不同,因為最後都會再度失去。」我們要問的 是,難道父親已經不可再得?

依此,如果工業革命影響父親意象如此之大,那麼重新檢視這個時期、甚 至在此之前造成父職角色產生變化的重要影響,或許能釐清並描繪出我們的文 化仍然對父親感到陌生、迷戀、怨恨甚至更複雜的情感。在兒童文學領域尤其 如此,父親身為故事裡的被書寫者,它的書寫者身分、書寫時代抑或是書寫的 媒材,都可能是重新尋回父親的重要路徑。

另一方面,兒童文學評論自 1970 年代以來浸潤於女性主義乃至心理分析學 派等剖析脈絡之中,甚少父親研究的區塊更是亟需擴展。很長一段時間裡,女 性主義研究視角為兒童文學帶來了拓展閱讀方式、角色重探、挖掘過去不為人 所知的文本等貢獻,如《小婦人》便是經由女性主義者的重新詮釋,從而豐富 了其中女性彼此互助的情感精神,不再視女性角色為居於操持家務和等待父親 歸來的被動位置。因而女性主義與兒童文學在解讀文本上的緊密黏合,讓我們 不禁好奇:重探父親,是否也有另一種詮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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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努力的是,將過往研究以大歷史為框架、溯源神話人物為本和終結父 親意象於工業革命的論述重心,轉為關注父親的概念與父職內容在工業革命後 產生的改變與影響。前者在建構「父親」從神話譜系的建立到意象消逝的關係 網絡時,強調後者導致了許多文化上的災難現象。以《鐵約翰》(Iron John: A Book About Men)為例,布萊(Robert Bly)至少提及了幾種現象來說明父親「不在

/不再」的影響:十九世紀童話故事裡是懦弱的父親角色,「讓邪惡的力量進了 家門」(Bly 158),1920 年代大眾文化塑造出如「瑪姬和吉格斯」(Maggie and Jiggs)、「布朗黛和達格伍」(Blondie and Dagwood)等虛弱、愚蠢的男性角色(Bly 43),並謂「許多年輕的好萊塢編劇,不敢真正去面對父親,只是藉著將所有成 年男性寫成笨蛋來報復他們遙遠的父親。」(Bly 44)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有關父親的討論其實是忽略了現代家庭結構與型態的 流動、或其他如兒童觀的發展等影響因素。研究舊制度時期家庭和兒童概念著 稱的歷史學者阿利埃斯(Philippe Arès)認為現代家庭型態(以核心家庭為主)、家 庭情感與兒童的概念等都是近代以來才有的現象,不同時期的教養方式與親子 情感互動皆有差異。儘管肇嘉(Luigi Zoja)指出工業革命時期的童工生態影響了 長久以來務農社會獨尊父親的傳統,卻未有對此時人們對待兒童的方式進行討 論,尤其「童年的觀念本身是一個社會性與歷史性的建構」(Buckingham 7),童 年的定義和看法隨時間和各種社會文化因素而有變異。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有關父親的討論其實是忽略了現代家庭結構與型態的 流動、或其他如兒童觀的發展等影響因素。研究舊制度時期家庭和兒童概念著 稱的歷史學者阿利埃斯(Philippe Arès)認為現代家庭型態(以核心家庭為主)、家 庭情感與兒童的概念等都是近代以來才有的現象,不同時期的教養方式與親子 情感互動皆有差異。儘管肇嘉(Luigi Zoja)指出工業革命時期的童工生態影響了 長久以來務農社會獨尊父親的傳統,卻未有對此時人們對待兒童的方式進行討 論,尤其「童年的觀念本身是一個社會性與歷史性的建構」(Buckingham 7),童 年的定義和看法隨時間和各種社會文化因素而有變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