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父親：尋找兒童文學失落的一角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杜明城 博士

成為父親：尋找兒童文學失落的一角

研究生：鐘尹萱 撰

中華民國一Ο五年六月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

成為父親：尋找兒童文學失落的一角

研究生：鐘尹萱 撰 指導教授：杜明城 博士

中華民國一Ο五年六月

誌 謝 辭

感謝臺東大學榮譽教授林文寶老師在忙碌的講學行程中，願意擔任口試委 員，並提出寶貴的建議。陳儒修教授對於論文的諸多指正，幫助我更能釐清問 題意識與理論建構。游珮芸所長總是以熱情的研究態度分享她對論文的意見，

常於討論中啟發其他更多元的想法。王友輝副教授寫滿一張 A4 紙的問題與提 供的思考方向，使得書寫脈絡更為清晰。

一路走來，指導教授杜明城老師總以身教帶著我，讀書之外，多有做人、

處事的圓滿，何其有幸。也感謝杜明城老師提攜得以進入高等教育實習的機 會，英美語文學系溫宏悅主任其後堅持讓我繼續開課的美意，與時任通識中心 主任的黃雅淳副教授為我開啟文學寫作課程的教學經驗。難忘遠赴美國建立家 庭的郭建華老師，在當時竟然願意與博士生共同開課，並指導我諸如課程規 劃、內容與評量等編排。

感謝洪文瓊老師一直以來對我的關心與鼓勵。

感謝的人總也不少。謝謝通識中心沈怡君、李家婕、顏慈瑩等人的協助，

尤其怡君經常為學生加退選問題而辛苦不已，很感謝她總是盡力維護博士生兼 任講師的權益。感謝兒文所前任助理林芊貝的照顧，財產盤點、知本遷校工 程、臺東縣推動兒童文學閱讀計畫等回憶，都成為我最美好的部分。謝謝英美 文學系助理曾姜怡儀在生活與課務等許多方面的支援，我們能一起愛上帝真 好！謝謝上帝讓我認識劉婉琳、劉育汝、劉品均等劉家學妹，還有小Ｑ學妹車 通妮兒、愚蠢國眾子民和楊杰龍，以及笑靨如花、駕著紅色快馬的葉慧真。

能在臺東擁有彼此相攜，甘苦與共踏過生命浪花的朋友，幸福。

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完成的時候，我的妹妹曉青肚子裡都懷有可愛的孩 子，上帝必賜福生養眾多。感謝妹夫和妹妹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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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父親：尋找兒童文學失落的一角

鐘尹萱

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摘 要

在兒童文學的創作與論述等領域裡，父親經常是為人所忽略的角色。男性 研究者注意到父親是經由社會建構而生的概念，強調自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後，

父親必須外出工作、兒子因此無法看見父親工作的情形，兒子與父親(包含替代 父職)的縱向連結從此轉為同儕的橫向連結。

討論父親「不可見」的起點根植於十九世紀，而此時已然發展成形的兒童 概念卻從未被提及。本研究即從此闕漏之處作為論述起點，重新探究父親的可 能；尤其注意到十九世紀兩項重要技術發展(攝影、電影)的技術性特質「可複 製性」，影像創作上的複製特點使得過往父親研究從神話而來的永恆價值產生了

「斷裂」，電影的可修正性因而在此處承載了多重意義。主要研究文本從《尋子 遇仙記》、《木偶奇遇記》，論其轉化十九世紀兒童文學裡的父親形象，改寫影像 時代「父親」的定義與內涵，揭示了此一新父親形象與照顧責任、家務處理與 情感表現等面向連結。

再從父職與家務處理的連結基礎上，探討「瑪麗包萍」女性角色如何透過 不同語言衍異的文本，如《歡樂滿人間》、《窈窕奶爸》與日本漫畫《天才保姆 阿銀》系列等，透過父親與變裝結合的角色形象與性向意識，討論在文化演譯 過程中所突顯父職角色的意義。最後以 1980 至 1990 的十年間台灣與好萊塢同 時大量產製一種新議題電影──兒童被「遺棄」（abandonment）的主題，以《小 逃犯》(台灣)、《小鬼當家》(美國)討論父職角色被設定為缺席者，但有關「一 家之主」的性別權力移轉機制卻未受影響，家場域裡的父權空間依然以各種形 式有效地被運作著。

研究發現為影像時代的父親與「被遺棄的兒童」議題息息相關，尤其早期 電影裡更是以此高舉童年神聖化的情感，此時期家庭的完整被視為值得努力 的，然而隨著家庭故事越來越侷限於父母關係的破裂和親職角色的令人失望，

兒童因為追尋父母經歷而來的個人成長成為 20 世紀晚期以後兒童文學的焦點。

關鍵字：父親研究、童年、兒童電影、變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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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ing of a Father:

Searching for the Missing Piece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Chung Yin-Shuan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no matter creation or criticism, father is very often neglected. Men's Studies researchers indicate that father is a socially constructed concept. They emphasize that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19th century, fathers have to be away working, and therefore the scene of working fathers is out of reach to their sons.

This bring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 and father (including father substitute) changing from vertical connection to lateral peer connection.

The “absence” of father, as discussed above, was originated from 19th century, by which time the concept of children was developed and formed but not raised by anyone yet. In this thesis, researcher chooses this absence as beginning to rediscover the possibilities of father. Two important technical developments in 19th century, photography and film, also contribute to it. Reproducibility,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 of both photography and film, has brought fatherhood study a "fracture" to the timeless value of “father” in the myths. The trait of revision of film fills in the fracture with multiple meanings. The main research materials are The Kid (1921) and Pinocchio (1921). Researcher discuss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ther’s image in the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19th centuries, and how the definition and connotation of “being a father” in Image Era is revised. The new father are connected to aspects like taking on responsibilities, doing housework, and showing his true feelings.

Secondly, researcher discussed Mary Poppins, the classical feminine

character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its derivative texts, such as movie

adaptation Mary Poppins (1964), Mrs. Doubtfire (1993), and Japanese

Comics Series Supernanny Kinn (1998-). In the combination of father and

cross-dress, the image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are

iii

revealed. Researcher discussed the meaning of father’s role that stood out the process of culture interpretation.

In the end, researcher discussed the theme of “abandonment” of children, which was a popular theme during 1980 to 1990 period in both Hollywood and cinema in Taiwan. Researcher used Teenage Fugitive (1984, Taiwan) and Home Alone (1990, USA) as examples to see how father’s role was absent; however the power of “man of the family” was not affected by this absence. Instead it worked efficiently in many different forms in the space of home.

Researcher found that the father in the Image Er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ssue of “the abandoned children.” In the early movies we see in especial the sanctification of childhood. Family well-being was esteemed as something to be worked on. However, when the themes of family stories became more and more limited on the collapse of parents’

relationship and the disappointment with parents, the focu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changed to how children grew up in the search of their parents’ experience.

Keywords：Fatherhood Study、Childhood、Children's Cinema、Cross-dressing

iv

目 次

第一章 尋父之旅的新起點………..…………....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1

第二節 研究範圍………..……7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架構………..…………17

第二章 文獻探討：尋父不可得的過往………..19

第一節 女人所生，建構父親. ………..………..19

第二節 伊底帕斯情結與親職研究的困境………..………24

第三節 父親，一個次要的客體………..………31

第三章 18 世紀字裡行間的父親意識萌發………..…………...41

第一節 小說中的好父親書寫成因………..……41

第二節 購買兒童讀物的父親………..…………48

第三節 父親意識與現代家庭興起………..………56

第四章 機械複製時代的「新」父親………..…………61

第一節 重寫孤兒文學傳統…………..……..………..61

第二節 父親尋回孩子的通俗劇情感模式………....……..……70

第三節 父親意識與童年概念的神聖化……..………74

第五章 從「瑪麗包萍」的跨文化演繹談父親角色的轉變…..80

第一節《歡樂滿人間》的父親意識探討....………80

第二節《窈窕奶爸》的父親變裝意義…..………..88

第三節《天才保姆阿銀》裡的母職渴望……..………..…96

第六章 缺席的父親與家場域的建制..……..………..104

第一節 被遺棄「在家」的新童年………..……104

第二節 母職的位置………..………110

第三節 兒童恢復家場域建制………..………115

第七章 結論………..………..……120

參考書目………..………..……125

一 中文論著（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125

二 外文譯著（依作者姓氏字母排列）………..……....127

三 期刊論文（依作者姓氏字母排列）………..130

v

四 外文論著（依作者姓氏字母排列）………..…....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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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目 錄

圖 1-1《尋子遇仙記》(1921) ……….………..12

圖 1-2《老頑童與小麻煩》(1986) ……….….……….12

圖 1-3《天生一對》(1984)……….…...…..…………..12

圖 1-4《長江七號》(2008)………..………..12

圖 4-1 赫克托式的高舉。圖畫書《喬喬的第一次飛翔》….….…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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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尋父之旅的新起點

本章闡述父親研究在當代兒童文學論述領域的重要性與其發想，包含研究 動機與問題、研究目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文本範圍等，於以下各小節分述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 於〈電玩遊戲做為性別化的遊戲空間〉¹一文談 論電玩遊戲空間所蘊涵的文化地理學意義時，相當獨特地比較了 19 世紀與當代 (包含電玩遊戲)的兒童生活空間：前者以田園為主、擁有廣大活動範圍的環 境，兒童生活在其中能建構出空間感來形塑自我；後者以住宅開發區為主，呈 現令人感到熟悉卻單調乏味、可預期等特質。詹金斯此文的重要性在指出電玩 遊戲的虛擬空間特質仍為延續 19 世紀兒童遊戲空間性別分化的特點，尤其工業 革命造成以男性為主的公共領域和女性被納於其中的私人領域逐漸分離，此後 不同性別在活動範圍、閱讀取向等方面皆受規範，影響至今(Jenkins 273)。

更進一步地，詹金斯以此基點討論電玩遊戲如何反映 19 世紀以來的男孩 文化與女孩文化。作為童書市場最初預設的讀者，女孩在當時很快的被要求能 隻身獨處(化身書本裡探索祕密花園的女孩)、學習克制衝動和承擔家庭與家 務，這些普遍都被認為是《小婦人》(Little Women, 1868)、《綠山牆的安妮》

(Anne of Green Gables, 1908)等書要傳達的訊息²。到了電玩遊戲時代，那些宣稱 為女孩所設計的遊戲場景，無疑也只是將傳統上被認為是女性生活空間的元素 予以數位化，像是常見的歌特式場景傳達了當時少女讀者從閱讀《碧盧冤孽》

(The Turn of the Screw, 1898)等小說衍生出對於秘密的著迷，或是在遊戲中強調

1 詹金斯(Henry Jenkins)著。蕭可斑譯。〈電玩遊戲做為性別化的遊戲空間〉，收錄於《WOW 效 應：流行文化如何抓得住你》(頁 256-296)。台北市：貓頭鷹。2007。

2 兒童文學發展初期，即出現性別區分的現象，十八世紀英國童書書商紐伯瑞(John Newbery)在 發行被視為以商業為目的販售童書濫觴《美麗小書》(A Little Pretty Pocket-Book, 1744)時。採取 購買此書時加送給男孩一顆球、而給女孩一個針墊的策略 (Townsend 23、Trites 3)。

2

以舒緩的步調來表現對大自然環境的喜愛，培育動植物的設定則與女性通常被 期望擁有照顧人的能力有關。

至於男孩電玩遊戲的內容，仍帶有 19 世紀至 20 世紀初男童冒險故事的傳 統敘事特點：尋求獨立和脫離父母掌控的空間(19 世紀男孩文化的特質)，反抗 母性文化，在虛擬世界中必須克服障礙、禦敵以通過關卡的冒險與勇氣，玩遊 戲時要能掌握過關技巧與自我控制(主要以手部為主)的能力。電玩遊戲同時還 將暴力、挑釁的態度(直接)置換到象徵領域(間接)，大量使用汗水、唾液、鼻 涕、糞便和血液等身體圖像；遊戲中充斥著模仿成年男性活動的角色扮演，男 孩在連線遊戲的虛擬社群中建立社會互動的管道與連結(267-70)。

儘管想要在電玩主題的討論中提出積極有效的建言是極為困難，20 世紀的 父母也不會因電玩遊戲內容與文學類型的深刻連結而反對稍減，但詹金斯仍於 文末呼籲以虛擬景觀來超越閱讀和遊戲用性別做為空間隔離的現象。雖然如 此，讀者仍能注意到在論及有關親職對兒童成長的影響時，詹金斯同多數研究 者一樣採取的是以男孩和父母關係為主的解讀視角，強調(男孩外出冒險是為)

「反抗母性文化」，又援引羅登鐸(Anthony E. Rotundo)論點，謂工業革命造成主 要勞動者的男性(父親)離家工作，孩子的生活從此與父親的工作生活分隔開 來、由母親負責來照顧，使得男孩離家走向戶外的遊戲空間、或加入半自治的

「男孩文化」作為掙開母親管教的逃離手段(265)。

詹金斯認為此「(男孩)邁向能夠自制的成年狀態」乃是以性別做為分工依 據，並因此催化厭女(misogyny)的傾向(Jenkins 265-266 )。男性研究者布萊 (Robert Bly)就曾以莎士比亞戲劇《哈姆雷特》(Hamlet, 1599-1602)為例，暗喻兒 子想要逃離母親的困難：哈姆雷特每每掙扎於逃離母親身邊，卻選擇把鑰匙放 在母親的枕頭底下(121)。母子關係的依戀難解，其中傳達的卻是男孩普遍被鼓 勵離開父母、踏上啟蒙成長之路的規訓，顯然與母親的連結過深在文化上被認 為是不適宜的；布萊還引述原型心理學家榮格(Carl G. Jung)說法謂兒子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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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母親引領來感覺世界，因此是以照顧者(女性)的角度來看父親、甚至不自 覺用以檢視自己的男性特質(Bly 45-6)。

然而，前述內容真正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父親的影響力被認為「幾乎沒對 兒子指導什麼」(詹金斯引述羅登鐸之言)，工業革命後兒子轉成從其他男孩身 上獲取有關男性的技能和價值觀，遠離自己的父親 (Jenkins 266)。布萊(Robert Bly)也注意到此種男孩之間的橫向連結，是讓男孩無法掌握內在成熟男性特質 (即「野人」角色)問題之所在，父親的力量越來越消解。羅登鐸、詹金斯、布 萊和義大利榮格學派心理學家肇嘉(Luigi Zoja)等人建構出極為相似的父親研究 脈絡體系：工業革命後，父親外出打拼，孩子從此無法看見或如過去那般在父 親身旁工作，造成「父親幾乎沒對兒子指導什麼」現象，最後結果是父親「不 在／不再」了(Jenkins 265、Bly 132、Zoja 233)。布萊(Robert Bly)和肇嘉(Luigi Zoja)因此疾呼要恢復父親的榮光，前者是為喚醒男性心靈深處的內在力量，後 者則謂尋回父親的意象終究只是徒勞。

肇嘉(Luigi Zoja)分析「父親」是由社會建構而生的概念(羅馬帝國時期出現 以法律文件宣示父親身分的情形)³，從史前史階段生物本能討論雄性動物與父 親角色的關係，到希臘神話故事裡英雄角色建構父親的神話意涵，最後從法國 大革命、工業革命後父親形象的衰落與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父子完全的分離等構 築出一種精神意象──曾經擁有卻已然失去、不可復得的父親意象，此為無意識 的、演化的發展，也是歷史有關記憶的殘餘。

一個長久以來被忽視的情況是，「父親」總是以「不見」的樣貌出現或被討 論，多數時候父親在故事裡總是被輕易地帶過，就像《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

第一章〈創世紀〉的開頭：

跟大部分人一樣，我有很長一段時間都跟父母住在一起。我父親

3 肇嘉(Luigi Zoja)著。張敏、王錦霞、米衛等譯。《父性》，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6。頁 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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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看人角力，母親愛跟人角力；不管是為了什麼而角力，都無所謂，反 正她一定站穩角力場上代表中立的白色角落，就是這麼回事。風颳得最 兇的日子，她會晾曬最大面的被單。她就是要摩門教徒來敲門。我們住 在工黨勢力大本營，選舉期間，她在窗口張貼保守黨候選人的照片。

甚至在那些寫給兒童的故事裡也是如此。19 世紀中葉格林兄弟增刪修補的 童話故事，父親不是死亡就是扮演任由孩子走向不幸的無聲者，20 世紀的女性 主義者注意到此種缺席實為操控女性的意識型態、並進而重述童話故事的內 容，如沃克(Barbara Walker)於 1996 年出版的童話故事改寫版《醜女與野獸》

(Feminist Fairy Tales)，就讓女主人翁看見父親或其他男性(丈夫、兄弟等)對其 宰制所帶來的悲劇，從而明白一味地服從只是增加自身的不幸，父親仍然是大 眾化裡最為難解的角色。面對肇嘉(Luigi Zoja)在《父性》(2006)一書中的最後結 語：「成為或擁有父親，並沒有不同，因為最後都會再度失去。」我們要問的 是，難道父親已經不可再得？

依此，如果工業革命影響父親意象如此之大，那麼重新檢視這個時期、甚 至在此之前造成父職角色產生變化的重要影響，或許能釐清並描繪出我們的文 化仍然對父親感到陌生、迷戀、怨恨甚至更複雜的情感。在兒童文學領域尤其 如此，父親身為故事裡的被書寫者，它的書寫者身分、書寫時代抑或是書寫的 媒材，都可能是重新尋回父親的重要路徑。

另一方面，兒童文學評論自 1970 年代以來浸潤於女性主義乃至心理分析學 派等剖析脈絡之中，甚少父親研究的區塊更是亟需擴展。很長一段時間裡，女 性主義研究視角為兒童文學帶來了拓展閱讀方式、角色重探、挖掘過去不為人 所知的文本等貢獻，如《小婦人》便是經由女性主義者的重新詮釋，從而豐富 了其中女性彼此互助的情感精神，不再視女性角色為居於操持家務和等待父親 歸來的被動位置。因而女性主義與兒童文學在解讀文本上的緊密黏合，讓我們 不禁好奇：重探父親，是否也有另一種詮釋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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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努力的是，將過往研究以大歷史為框架、溯源神話人物為本和終結父 親意象於工業革命的論述重心，轉為關注父親的概念與父職內容在工業革命後 產生的改變與影響。前者在建構「父親」從神話譜系的建立到意象消逝的關係 網絡時，強調後者導致了許多文化上的災難現象。以《鐵約翰》(Iron John: A Book About Men)為例，布萊(Robert Bly)至少提及了幾種現象來說明父親「不在

／不再」的影響：十九世紀童話故事裡是懦弱的父親角色，「讓邪惡的力量進了 家門」(Bly 158)，1920 年代大眾文化塑造出如「瑪姬和吉格斯」(Maggie and Jiggs)、「布朗黛和達格伍」(Blondie and Dagwood)等虛弱、愚蠢的男性角色(Bly 43)，並謂「許多年輕的好萊塢編劇，不敢真正去面對父親，只是藉著將所有成 年男性寫成笨蛋來報復他們遙遠的父親。」(Bly 44)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有關父親的討論其實是忽略了現代家庭結構與型態的 流動、或其他如兒童觀的發展等影響因素。研究舊制度時期家庭和兒童概念著 稱的歷史學者阿利埃斯(Philippe Arès)認為現代家庭型態(以核心家庭為主)、家 庭情感與兒童的概念等都是近代以來才有的現象，不同時期的教養方式與親子 情感互動皆有差異。儘管肇嘉(Luigi Zoja)指出工業革命時期的童工生態影響了 長久以來務農社會獨尊父親的傳統，卻未有對此時人們對待兒童的方式進行討 論，尤其「童年的觀念本身是一個社會性與歷史性的建構」(Buckingham 7)，童 年的定義和看法隨時間和各種社會文化因素而有變異。

熊秉真在《童年憶往》裡，指出兒童「不是一個固定、恆常的區分，而是 一個會隨時間蛻變、消逝的角色、身分狀態[…]一個暫時而不斷變化中的階段 性構成。」（331）阿利埃斯(Philippe Arès)認為今日習以生物年齡區別於成人／

兒童的概念在中世紀以前並不存在，兒童的概念萌發於 17 世紀時並經由社會長 時間的建構， 17 世紀晚期已有育兒著作的內容批評當時已經出現能和下一代 玩樂、享受親子時光的父親，反映彼時人們逐漸顯露珍視兒童的態度。而此兩 種對待兒童的不同態度至今仍有影響力：一是家庭成員對兒童的溺愛，二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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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社會上道德人士和教育家等對育兒提出的意見(Arès 198)。

及漸，兒童概念到 19 世紀才普遍為人接受。因此，工業革命固然催生了對 童工的需求，然而社會上對於兒童需要照顧、愛護和教育的聲音也未曾停歇。

由此窺知男性研究者在討論經濟生產方式造成父親意象消失的過程裡，常是排 除了工業革命以來的階級流動、家庭生活事務的處理、親子陪伴等議題，而這 些都是兒童文學領域的重要內容。

本研究旨從 18 世紀中期兒童概念與童書市場發展等層面探討父親的意義，

冀能提供過往將此時期視基督新教興起帶動地方教區與家庭禮拜風氣而逐漸建 立的父親權威採取不同的研究面向；同時爬梳工業革命後經由產製技術而生的 新書寫工具（攝影機）如何重塑父親的形象與意涵。依此，研究問題如後：

一、自 18 世紀兒童概念萌發以來，男性面對此時期新興的養兒育女態度，如何 表現內心所感受到為人父者的自我察覺與對父職的自我關注、乃至自我形象的 塑造？

二、19 世紀晚期電影技術發展(包含無聲電影時期、以非短片形式為主)以後，

如何刻劃父親角色與階級流動、家庭生活事務的處理、親子陪伴等議題的關係?

三、迪士尼自 1937 年《白雪公主》(The Snow White)首次獲得成功後，持續製 作「迪士尼化」(disneyfication)的電影，就產量與收視來說，迪士尼都是影響當 代兒童接收與解讀童話故事的重要來源之一；而電影自 1950 年代開始出現青少 年角色 (Keena、張曉凌 369) ，此時迪士尼公司也產製了為數可觀的家庭電影 類型。迪士尼是否從童話故事或家庭電影類型中產製了特別的父親角色？

四、有關父親的討論，不論是男性研究或女性主義皆甚少論及生育對男性的意 義、甚至男性本身渴望生養下一代的身體迷思。從生育到養育兒童文學(包含影 像文本)如何刻劃父親的身體意象、男性生殖的意義，甚至表現男性想要成為父 親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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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

在家庭史的研究中，家庭肖像畫裡的兒童或以兒童為主的肖像畫常為論及 兒童概念發展過程的重要現象。歷史學家杭特(Lynn Hunt)討論法國大革命後期 約 1795 年興起以孤兒為主角的小說出版熱潮時，謂這些以真實兒童為形象的描 寫與當時西歐社會逐漸視兒童為獨立個體的發展有關，家庭成為撫育兒童的情 感功能中心，1791 年為家中孩童繪製肖像畫成為當時流行的風氣(Hunt 49-55)。

史東(Lawrence Stone)在討論 18 世紀中葉英國家庭的親子關係時，指出在當時 日漸受歡迎的家庭肖像畫中，兒童的位置、姿勢和神情等都不再如過往是類畫 像中的拘謹、不自然，反而顯示與父母親關係的親和感(Stone 328)。

阿利埃斯(Philippe Arès)則認為法國貴族或富裕家庭聘請畫家為兒童畫肖像 畫始於 17 世紀，其中不乏魯本斯(Rubens)、凡代克(van Dyck)、哈斯(Franz Hals)等著名畫家，影響所致越來越多的家庭開始為自己的孩子留下畫像，最重 要的特點是畫裡的孩子身影為可辨識的兒童，同時又將過去為成人作畫的習慣 沿用在兒童肖像畫，在畫作題跋中註記孩子的姓名與年齡。阿利埃斯在研究兒 童的概念時，經常使用繪畫作品來佐證其論述，尤其以中世紀以來「裸嬰」形 象意涵的轉變來闡釋人們對兒童的情感。13 世紀時出現了比較接近現代人對兒 童普遍會產生的感覺之畫作，包含了幾種孩童的類型：

一、外表如少年、令人聯想到教堂侍童的天使形象。人物所屬的年齡層次範圍 較廣，身形較為豐滿也帶有些許女性化的特徵；阿利埃斯認為在此時期的天使 少年形象已擺脫 11 世紀奧托風格 細密畫中身材縮小的成年人特徵，15 世紀時 仍可在波提切利(Botticeelli, 1445-1510)、基爾蘭達約(Ghirlandajo, 1449-1494)等 畫家筆下看見。

二、是童年耶穌或童年聖母的形象。尤其童年耶穌從在此之前僅只是幼小型成 年人的樣貌，此時期漸被描繪成接近兒童身形的寫實感，同時還出現與聖母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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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互動，充滿情感；因而儘管當時的人們對兒童的喜愛仍侷限於童年形象的 耶穌，但是阿利埃斯認為「伴隨聖母的母愛，兒童進入到圖像世界中。」(Arès 53)

三、裸體的嬰兒(putto)。中世紀宗教畫畫家常以全身赤裸或是包裹在襁褓之中 的嬰兒代表純淨的靈魂，如聖母的靈魂曾被畫成嬰兒模樣被耶穌抱在懷中；另 外也常見以此嬰兒形象從空中飛下來進入女子嘴巴裡的構圖，傳達夫妻已經懷 有身孕的訊息(Arès 53-4)。16 世紀末葉出現另一種中世紀未曾見過的裸體小男 孩，阿利埃斯指出此一顯然為重現希臘化時代愛神厄洛斯的形象很快受到歡 迎，除了繪畫之外還可見於掛毯的花葉裝飾中，主要被當作點綴造型之用。

裸體嬰兒的繪製從宗教或裝飾性質逐漸移轉到真實的孩童身上，而從兒童 肖像畫出現到普及的歷程中，其內容與形式說明了人們對兒童的情感日益增 加，最後「兒童繪畫的最後樂章就是將嬰孩裝飾性的裸體形象移植到真實的孩 子身上」(Arès 69)而為家裡孩童繪製肖像畫 的風氣，直到 19 世紀中葉以後才 為照片所取代，但「情感依舊」(65)。此處阿利埃斯沒繼續討論的是照片為何 能取代畫像，以及攝影行為與畫家繪製在傳達對象的「情感」各有何特殊之 處。

事實上在 19 世紀中葉時，達蓋爾(Daguerre)以塗有碘化銀並置於暗箱內曝 光的銅板照相技術所揭開的攝影工業，即是靠著這些大小如名片格式(carte-de- visite)的肖像照才成功佔有市場(Benjamin 11)。值得注意的是，攝影有著與繪畫 不同的產製方式與意義，在觀看與解讀策略上更是彼此殊異。阿利埃斯研究的 每一幅繪畫作品，皆是藝術家仔細描繪男童或女童容貌特徵、衣飾細部、場景 或流行於當時的元素而作，因此他相信畫作傳達了某種「真實」的概念，除了 肖像畫裡的主人翁家世背景、畫家身份，更為重要的是阿利埃斯相信能從中掌 握 13 世紀到 18 世紀時期歐洲地區在日常生活、社會風氣等日益增加對兒童的 重視，這種信念就使得藝術品具有類似宗教的神聖性──不下於其用來對照、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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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尚未出現真實兒童蹤影的中世紀時期宗教畫。

相反地，攝影被發明或廣為使用的初衷不為其他，是為了被複製而創造出 來的藝術品(Benjamin 68 )。班雅明認為機械複製而來的影像作品消解了繪畫的

「靈光」（aura），將其拉近／親近眾人，「就近擁有事物，即擁有事物的影像或 影像的再複製，已成為日益迫切的需求。」(34) 攝影能被複製和收藏的特性，

讓家庭相簿幾乎是在攝影技術發展不久的 1840 年代便開始流行了起來，班雅 明(Walter Benjamin)曾如此描述，「通常相簿是放在家裏最冷落的一角，比如靠 牆邊的蝸型腳桌或客房內的三角桌上：多半是皮革裝訂加上令人厭惡的金屬扣 環、指頭粗的切口塗金書頁，裡頭排列著一張張人像(以下略)」(Benjamin 28 ) 家庭生活於是以容易攜帶的方式建構起屬於其中的人像編年，而「它所記錄的 是如何的活動幾乎完全無關緊要。」(Sontag 7)

「無關緊要」，原為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論攝影》一書中用來形容相片 裡的家庭生活，但在阿利埃斯(Philippe Arès)的研究中卻是歷經漫長的演變而 來， 16 世紀中葉開始出現家庭成員圍坐在擺滿水果的餐桌旁、甚至出現一家 人因演奏而停止吃飯的繪畫題材，在此之前如凡代克等繪製家庭成員肖像畫 時，經常是讓其並列排置，表情或動作也較為刻板，這類型表現溫馨風格的家 庭畫像直到 18 世紀早期仍能於法國藝術作品中見到。此後，以家庭生活為題的 繪畫常用速寫般的構圖來表現家人各自進行手邊事物的日常時光，且通常是由 女人圍繞著嬰孩與之互動 (Arès 251)。

然而，攝影之所以受到重視是因其「觀看」的方式，與照片中的活動無 關。班雅明當肖像畫的畫中人物身分在歷經時間引不起人們探知的興趣後，畫 像最後能見證的是藝術家的技藝；而攝影在 1840 年發展之初即有高品質的表 現，原因是出自技術的掌握而非拍攝者的藝術基礎，「當達蓋爾成功地固定住暗 箱內的影像時，畫家也在此分歧點與技匠分道揚鑣。」(Benjamin 27) 尤其當時 的照相作品不論在拍攝或完成過程中，需要長時間的曝光過程，班雅明認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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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技術上的需求竟讓被拍攝者活「入」了其中，「彷彿進到影像裡頭定居了。」

(Benjamin 24)

此處，研究者與文本的關係評論者因為注意到技術而來的產製特質，透過 攝影作品自身的距離感而發展了攝影藝術的論述。班雅明評論 1845 年希爾 (David Octavius Hill)與亞當森(Robert Adamson)所拍的〈紐菲文的漁婦〉相片 時，即謂相片中的人物「不願完全被『藝術』吞沒，不肯在『藝術』中死去」

(18)照片的價值，源自技術需求的拍攝行為，靈光不再，也與真實、美學等概 念漸行漸遠。

班雅明同樣也以「可複製性」的概念來看待電影，認為其藝術特質即是經 由創作的可修正性來完成，從拍攝到後製、放映，呈現「對相當廣泛的單個形 象和形象序列進行組合剪輯的結果」(Benjamin 67)。電影之所以具有連續觀看 的效果，也是因為這些原本單格放映的圖片在視網膜中留下殘影，造成連續性 的效果形成了會動的影像，即視覺暫留(persistence of vision)現象。電影發展的 過程中，早期投入者多為科學家或實業家等身分，如研發「動物實驗鏡」

( Zoopraxiscope ) 放映機的梅布里奇(Edward Muybridge)、發明「活動電影放映 機」(Kinetoscope，源自希臘詞根 kineto「活動」和 scopos「觀看」)的愛迪生 (Thomas Edison)與盧米埃兄弟(Auguste Lumière 和 Louis Lumière)等，他們拍攝 的作品多從日常生活中取材，並不要求在作品裡表現美學的構成。

於是自希臘時代以來強調一次性、不能複製的藝術創作便與機械複製時代 的影像作品區隔開來，希臘人在創作中追求的是藝術的永恆價值，而電影的可 修正性在班雅明看來則「與它徹底的拋棄永恆價值有關」(68)。希臘時代藝術 作品追求的永恆價值與影像的可修正性特質的關係，也可用來對照說明過往研 究父親意象與本文以影像析論父親的概念。布萊(Robert Bly)從 1820 年格林兄弟 版本的〈鐵約翰〉故事裡的毛髮旺盛野人找到男性心底深處本能與性慾的原始 力量代表，謂與野人接觸是「是 1980 年代或 1990 年代的男人終究要踏出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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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22)。肇嘉(Luigi Zoja)指出神話人物赫克托耳把自己兒子高舉過頭頂的姿 勢，被視為父親永恆價值的標誌(117)。然而這些有關父親的神話都被認為終結 於工業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影像創作上的複製特點使得過往父親研究從神話而來的永 恆價值產生了「斷裂」，電影的可修正性因而在此處承載了多重意義，再現了那 些在工業革命後被傷得體無完膚，或逃離到俱樂部、殖民地等處以避開家庭責 任，或童話故事裡消失不見的父親角色，並且在其後與父親有關的文本脈絡中 持續地被複製、重組。

前述討論肇嘉(Luigi Zoja)等人謂父親意象的神聖性因著工業革命改變傳統 務農的工作型態，以致被孩子們「看不見」父親(離家工作)而瓦解了。然而，

電影作為一種新的書寫工具，卻在一開始就描述不是所有的父親都到工廠上班 的故事……在 1895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六)這一天，盧米埃兄弟於法國巴黎卡普 辛大道(Boulerard des Capncines)十四號大咖啡館地下室放映了〈工廠工人下 班〉(Workers Leaving the Lumière Factory) 等短片，其中〈工廠工人下班〉拍攝 了工人從工廠門口魚貫而出、朝著攝影機走來的的畫面。這些在鏡頭前的「演 出者」，實際上都是盧米埃兄弟自家經營工廠裡的工人，而且以女性居多，男性 身影僅零星夾雜於其中；因而過往被認為父親消逝於工業革命的論點在機械複 製時代顯然成為重要的研究基點：如果父親沒有走進工廠裡工作，那麼他們去 哪兒了？

尤其在後來的電影裡，以「以女性居多，男性身影僅零星夾雜於其中」的 畫面不再，有意識地以男性作為探討工業社會中工人處境的主角，排除了女性 勞動者的故事。卓別林(Charles Chaplin)於 1936 年拍攝的《摩登時代》(Modern Times)極為如此，影片中描寫一名男性工人窮苦的生活與被老闆壓榨、埋首生 產線幾近瘋狂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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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子遇仙記》(The Kid, 1921)，內容描述一名男子與其在街頭拾獲的棄嬰相依 為命的故事，描述男性從被迫撫養棄兒到自我意識到父親責任的「成為父親」

發展過程。卓別林的圖像(icon)，因《尋子遇仙記》的出現也成為父親的聖像 (icon)，甚至生成了機械複製時代的文本特性，其敘事內容與人物造型在往後的 文本中不斷被「重述」(retold)，從文本自身建構父子圖像網絡：

華語電影中對《尋子遇仙記》的父子圖像重述

圖 1-1《尋子遇 仙記》(1921)

圖 1-2《老頑童與 小麻煩》(1986)

圖 1-3《天生一 對》(1984)

圖 1-4《長江七 號》(2008)

然而，本文若從此複製(copy)的探討父親的意義，很容易再度落入過往男 性研究視父親為原型的思考，而忽略本文前述強調電影複製技術所產生的斷裂 意義，以及注意到文本如何表現父職內容與兒童觀的概念。

卓別林飾演的父親職業為穿梭街頭、修補玻璃的工人，這部早期無聲電影 拍攝時間巧妙地夾在「真正的工人」 (〈工廠工人下班〉)與「戲劇裡的工人角 色」(《摩登時代》)，販售的是工業革命後的產物，卻尚未走進工廠體制的

「手工」技術者。這個職業上的設定重要之處在於它為影像時代的「父親」奠 定基本的調性，讓工業革命以後的工作型態與父親角色的「衣領」搭上關係(排 除了白領的可能)，父親自始有了階級上的理想(ideal)設定。

依此，則迪士尼的《木偶奇遇記》更能被納為《尋子遇仙記》父親互文的 重要討論文本，1940 年，小木偶皮諾丘經由迪士尼電影更成為全球知名的男孩 教養故事。其從義大利到美國不同語言的翻譯、再從紙本到影像的轉譯過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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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文本裡的老父親喬佩脫(Geppetto)的父親意識更為強烈。

而喬佩脫與《尋子遇仙記》的卓別林從事手工業、貧窮的設定，在 19 世紀 末、20 世紀初兒童文學文本裡早已得見。世紀末的兒童文學描寫父親開始有經 濟上的壓力，此時期常出現父親面對生兒育女所需費用錙銖必較的描寫，尤其 生兒育女一項更為父親圖像的重要內容，《彼得潘》裡得知妻子懷孕時竟先忙著 計算著每一種嬰幼兒疾病所需治療費的父親(喬治)即為一例。

以此思考《尋子遇仙記》作為本研究分析文本的起點，則電影在產製技術 (書寫方式)與戲劇內容等層面都生成了斷裂的意義，前者為機械複製的可修正 性，使其與希臘時代藝術創作追求的永和價值斷裂；後者則為意義多重的斷 裂。後者尤為文本選取策略的基底，冀能從中爬梳父親圖像以互文

(intertextuality)⁴運作於文本脈絡中，使父親的意義與父職內容產生流動、變 化、對話與抗衡等多重關係。

歐蘇利文(Emer O'Sullivan)曾從兒童文學文本來源的多變和複雜(包含口傳 的民間故事、改編成人文學改編、專為兒童寫作的文本等)，來為兒童文學的定 義增加新的詮釋面向(155-7)：

一、文本的開放性。成人文學裡的「文本」意指組織完整，封閉的(composed, complete, finished)，民間口傳文學則是將文本視為開放的有機體，蒐集各種材 料來編織內容，例如英雄史詩或傳奇的集結。

二、文本的變異。文學文本的文字書寫被視為獨特而完善的永恆體，民間口傳 文學則將整個文本所存有開放的編輯特質盡情發揮，展現於用字、語句和章節 等。

三、作者之名與權威的可辨識。文學文本高舉作者的位置，民間口傳文學則將

4 維琪絲蒂布斯(Christine Wilkie-stibbs)在〈互文性與兒童讀者〉(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child reader” )一文中以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從巴赫汀(Mikhail Bakhtin)理論延伸探討而來的「互 文性」概念，來強調文本中直接引述或間接暗示其他文學或非文學文本中內容的特點。值得注 意的是，表現互文的範圍極廣，除了「讀」的文本以外，看／說／寫／畫／想的主題甚至是語 言的使用，都可能成為取材(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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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編輯者一同納入作者群裡，是而不存在文學文中所存有「唯一作者」的 現象。

四、文本的獨特性。文學文本被認為是獨一無二的永恆存在，民間口傳文學的 存在靠的卻是連綿不絕的故事提供者。

五、文學之用。文學文本獨立於現實生活之外，無法產生與現世連結的功能。

民間口傳文學所傳述的內容關乎日常生活的每一面向：啟蒙、教育、技術、智 識、儀式和娛樂等，我們甚至可以說民間口傳文學的功用即在為人類生命提供 服務。

從前述內容看來，歐蘇利文強調了兒童文學在某個方面來說融合了口傳民 間故事和文學童話，因為本身就具有傳述的內涵，因此整個文本翻譯的歷程似 乎也傳達出同樣的脈絡──兒童文學不為一種僵化置固的文本，乃是流動、以讀 者為主的想像世界。

並且，「在當今世界，除了口傳和文本之外，意義還借助於視覺來傳播。」

(Rogoff 3)，上述討論於今日還須放在一個更多元的文本體系中表述，意即彼得·

杭特(Peter Hunt)論及兒童文學的特質時，指出一個往往為人所忽略的面向──兒 童文學特殊之處即在於其毋須固著於文學文本的「純度」，所謂的「文本」意味 著任何能夠進行交流的形式：實體書、電影、電視影集、日記或周邊商品等，

也因著這些文本不斷地被改編、再製、收編他種文化，兒童文學因而得以呈現 多重面向的經驗(Hunter:2001 7)。

依此，本研究從父親承載的經濟壓力與童年觀的概念，以經由「瑪麗包 萍」改編的小說、電影與漫畫等互文文脈絡探討兒童文學文本，呈顯兒童文學 文本歷經不同文化的詮釋而有了新的面貌。

崔維斯(P. L. Travers)的《瑪麗包萍》系列(1934-1988)──連結了起來，該系 列第一集《隨風而來的瑪麗阿姨》(Mary Poppins,1934)中提及班克斯先生(Mr.

Banks)要妻子在「一座漂亮、乾淨、舒適的房子」和「四個孩子」兩者間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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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因為「兩樣都要，他可沒這個條件」(任以奇 10)。迪士尼於 1964 年改 編《瑪麗包萍》系列拍攝成電影《歡樂滿人間》，將班克斯先生給妻子的選擇轉 為來自父親工作所屬階層帶來的難題：「白領」父親為什麼不能像個男人般被重 視？於是在《尋子遇仙記》中貧困的父親是為沒有血緣的父子情感對抗國家機 器，《歡樂滿人間》則試圖要讓孩子明白父親需要他們親情上的支持，於是見原 書中的男性奇幻角色伯特一躍成為重要的串場角色：電影開場為在公園裡賣唱 討賞的街頭藝人，接著在公園外的磚地上作畫、帶著瑪麗和兩個孩子跳入畫中 世界愉快地玩耍。

最重要的是，電影讓伯特化身為(書中沒有的角色)「藍領」掃煙囪工人，

好以「替代父職」立場引導孩子們去理解父親的工作是「冰冷如鳥籠」。儘管孩 子們年紀太小不甚瞭解其意，然而這段情節已經透露出《尋子遇仙記》以降的 文本脈絡中，父親因肩負家庭育兒責任感受到的經濟壓力是值得同情的，尤其

《歡樂滿人間》更暗喻了男性還需處理自身對資本主義世界的不適應。

《歡樂滿人間》的重要之處在於它產製了父親與保母瑪麗包萍之間的連 結，並為往後的文本圈提供了「複製」瑪麗包萍的脈絡體系。艾絲頓(Ann Alston)在研究 19、20 世紀英國童書中有關家庭描寫時，提及母親的育兒責任隨 著教養理論時有更迭，其中與保母的關係「直至 1934 年《瑪麗包萍》才得以結 束最後一瞥」，然而在兒童文學中，保母與父親的關係才正要開始！1987 年范 恩(Anne Fine)的《窈窕奶爸》(Mrs. Doubtfire)描寫父親變裝成保母、為前妻工作 賺取薪資，父親與保母角色的結合突顯了兒童文學文本在論及經濟地位時不再 是以男性為尊的設定，而此點實為延續了《尋子遇仙記》以來父親收入不穩定 的工作階層設定;同時《窈窕奶爸》還探討了兒童文學中少見連結父親與家務處 理的面向，並描寫男性在婚姻失敗後極力爭取與小孩相處時間的情感表現。

此外，也以《窈窕奶爸》闡述經由性別戲耍與欲望而產製的「新父親」角 色，主要以電影、現代藝術創作(含影像)等充滿後現代拼湊模仿（pastiche）、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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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模仿（parody）等特點的文本為主，討論諸如變裝者等性別多樣化的父職角 色，即以「父親」的變裝身份來傳達「成為母親」的意象，在「得見」與「不 見」之間游移輾轉、無法置固，分析父親變裝與母職勞動、男性氣概

(Masculinity)的關係。並以日本漫畫《天才保姆阿銀》(ベビーシッター・ギ ン!1998- )作為與「瑪麗包萍」互文的終章，探討男性角色以性別表演的身體踐 履(performative)表述成為母職的想望，並從性別屬性到兒童對性別規訓的表現 進行討論，探討性別議題之於兒童主體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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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架構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連結男性研究與兒童文學兩個領域中長久以來被忽視的角色──父親

──進行析論，視「父親」為一符號，討論其於圖像／影像文本中的符碼再 現、演繹與其意義翻轉的過程。出於研究目的所需，採文本分析方法，強調的 是電影的再現特質，即其「描繪真實的方式乃是透過文化中的符碼、慣例、迷 思(myths)與意識形態，以及透過媒體本身特別的符號指涉實踐來進行」(Turner 160)。並將論述植基於「在電影中沒有任何一個製造意義的系統是獨立存在 的」(Turner 69)，分析敍事結構、符碼解讀、視覺與音響研究、電影符號學、影 像美學等層面，對觀眾產生特殊效應等多層意義面向。

二、章節架構

第二章「文獻探討：尋父不可得的過往」檢視男性研究有關父親領域的內 容，並爬梳女性主義如何以閱讀方式、重探與重述文本等策略，建立母職角色 與兒童文學彼此深掘的連結，並以此檢視兒童文學中有關男性氣概研究的特 點。

第三章「18 世紀字裡行間的父親意識萌發」討論法國 18 世紀父親與書 寫、閱讀的關係，從法國大革命前 20 年小說中的好父親乃至無父的書寫氛圍，

對閱讀者產生影響而在革命中予以王權致命性的打擊，再從法國中產階級商人 杭松(Jean Ranson)訂閱包含兒童叢書的書籍的信件中，分析其對父親意識的自 我關注和自我塑造，兩者不僅表現了 18 世紀公眾與私人的父親圖像意涵，也提 供了不同於兒童文學論述領域中向來以中產階級兒童對讀物的需求而產生閱讀 市場的解讀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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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機械複製時代的『新』父親」分析《尋子遇仙記》(The Kid, 1921)、《木偶奇遇記》(Pinocchio, 1921)裡的「新」父親意涵，其中表現了承繼 自盧米埃兄弟拍攝之〈工廠下班〉)中的角色階級設定，也對 19 世紀兒童文學

「父親不在」的反思，凡此皆使父職產生意義上的斷裂，並衍生出機械複製時 代的親子議題：童年概念的神聖化。

第五章從「『瑪麗包萍』的跨文化演繹談父職角色的轉變」即以瑪麗包萍文 本圈做為論述基底，從改編自電影裡「瑪麗包萍」造型的男性變裝文本討論此 一兒童文學的經典女性角色，如何透過不同文化所衍異的各種文學形式(小說、

電影、漫畫等)而產生新的意義，並分析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設定與兒童理解父 親失落情懷的意義，探討男性角色以性別表演的身體踐履(performative)表述成 為母職的想望，並從性別屬性到兒童對性別規訓的表現進行討論，探討性別議 題之於兒童主體性的意義。

第六章「缺席的父親」指出維多利亞時期以來的父親缺席現象直至 20 世紀 晚期仍未消失，此時因為離婚率攀升、雙薪家庭讓下一代成為鑰匙兒或其他迫 使孩子必須獨立照料日常生活等造成了新的童年生活。即以被遺棄「在家」的 新童年概念，探討在父親缺席的情況下，父權空間經由兒童恢復家場域建制得 以回歸原有的建制；同時析究母職角色的處境與象徵意涵，逐步建構出移動、

流轉於家場域內部有關權力結構、乃至情感經驗等意義。

第七章「結論」論述研究成果與後續研究建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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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尋父不可得的過往

父職與母職的意義與內涵與其建構論述有關，父親研究認為父親是社會建 構的概念，母親則有生理和心理上的孕養機制；女性主義則對母職提出多樣化 的思考，深究母親角色實為社會的性別結構所致。本章以兩者對伊底帕斯情結 (Oedipus complex)的評論，延伸探討兒童文學在創作、評論親職角色上的侷 限，以及少有研究父職或其他成年男性的現象，最後以「母職再生產」論述說 明本文析論父親與家務、母職想望等面向連結的重要性。

第一節 女人所生，建構父親

相對於母職「以清楚、顯見的方式為她的後代賦予生命並提供滋養」

(16)，肇嘉(Luigi Zoja)認為父親屬於建構(construction)的概念，是基於自然(動物 生理條件)與文化(社會環境)接合之外的延伸，在討論父親的社會建構與母親的 生理孕育機能有別時，指出父子相承的血緣關係並非是「成為」父親最重要的 因素，人們常用一個似是而非的悖論(the paradox of the father)來評論父親：除了 與孩子的互動之外，做父親的成功之處還須包括其與社會的互動，像是工作上 的成就、道德勇氣的展現等(6)。

肇嘉(Luigi Zoja)並沒有探討這個只發生在父親身上的現象從何而生，但以 此探討希臘羅馬神話故事裡烏拉諾斯(Uranus)與赫克托(Hector)等神話人物、法 國大革命、工業革命到近代社會中的父親角色與其社會意義的轉變，援引文學 文本(神話)、歷史背景(法國大革命與工業革命)與自身經歷(父執輩參與戰爭的 經驗)進行父親角色的剖析，肇嘉說明了在此過程中，父親成為心理與文化的、

公眾的和歷史的集體意象，獨立於特定時期的社會規範之外。

本研究第一章論及父親研究謂當代父親做為一種意象已然消失，深究如此 近似於末世預言的悲愴語調其實是為了引出父親是「必須大寫的原型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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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的感性呼喚。從「父親的建構」到「父親原型」，其中強調的是原存於神話 故事中的神祇、英雄人物如何成為「父親神話」，在大歷史的脈絡中成為關鍵的 心理現象，父親的歷史必須建構於更深層面的意象，超越了性別、國家與時 代，屬於無意識的層面。

值得注意的是，母職在其中甚少被提及，即使提到也是強調母親與孩子在 生理和照顧需求上的連結，母親對於孩子的成長與心靈力量遠不及父親所能給 予的。即使當代如單親型態家庭裡的母親也會因為追尋父親的意象而漸顯露父 親的特質，但這些即使是帶有父親特質的母親，仍難以勝任此一親職；而其之 所以失敗的關鍵是因為孩子在青春期的變化，此時期的在孩子會與其他男孩的 橫向連結成團體，這些團體蘊涵著以挑戰父親為無意識目標的成長啟蒙儀式，

凡此在父親缺席的情況下是無法成功的。

對女性主義者而言，人們容易把母嬰關係看得比其他社會關係來得自然，

是因為兩者之間多為滿足生理、心理等需求的非語言關係，如此便造成母職通 常被認為不是社會建構的(Chodrow 92)。美國精神分析學者汀娜絲坦(Dorothy Dinnerstein)分析母親與嬰孩的關係在父權家庭的性別結構中將母親陷入困境，

一方面社會將母親形塑成供給者的角色使其成了嬰兒唯一的仰賴對象，一方面 又讓母親(女性)因此成為絕對權力的原型，佔據了孩子心中最初意志也是壓倒 性敵對者 (woman is the will’s first, overwhelming adversary)的位置(166)。

對於母職的複雜感受來自上個世紀第二波女性主義(1970 年代以後)運動初 期，諸如米列特(Kate Millett)、雀朵洛(Nancy J. Chodrow)等反對彼時以男性為 中心的理論或男性的學者，她們尤其重新思考、評論像佛洛伊德、溫尼考特等 以母職角色為研究基底的學者立論內容(Clark 2006:237)。雀朵洛在《母職的再 生產》(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1978)書中就明白指出佛洛伊德的觀點是從 負面來解釋女性的成長，讓每一個女兒都視母親為剝奪者，奪去了奶水、性的 滿足，還有最重要的陰莖(1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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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這些男性理論學者認為既存社會存在著一種結構上的分裂，從 女人專司母職開始，區分了屬於女人的私密家務的領域(private, domestic world) 和男人所屬的公共與社會世界(public, social world)，後者被建構成為比較優越的 宰制位置(224)。

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論及此議題時，將男性統治視為一種信念的悖論 (paradoxe de la doxa)。布爾迪厄認為經由對男性統治得到承認與接受方式的探 討，他看到可以稱之為「象徵的暴力」、帶有自相矛盾的服從──由溫柔的、其 受害者本身不易察覺的、看不見的暴力所造成的(2)。在《男性統治》一書中，

布爾迪厄即為「恢復」觀念的矛盾特徵，試圖揭示構成歷史轉變為自然、文化 的隨意性，再轉變成為自然的原因之過程。

女性主義則直接挑戰母職、性／性別甚至異性戀家庭等為社會機制的建構 過程的非自然形成，里奇(Adrianne Rich) 在 1977 年的《生於女人》(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暫譯)一書中指出母親的存在包含 了制度化的母職和母職經驗兩個層面，前者是社會建構的外在規範，是父權社 會強加在婦女身上，後者則是婦女的自身體驗。除了母職，里奇還挑戰了異性 情欲是自然、正常的觀點。她認為女同主義的起源於女童為「女人所生」(of woman born)，對母親產生原初的同性依附(an original same-sex attachment)。

以女同聯集(lesbian continuum)的概念發展出政治的女同主義，不只是指女 人對女人曾有或自覺的產生欲望的經驗，還包含各種女人認同女人的經驗範 圍，穿透個別女性的生命與貫穿女性認同經驗的歷史等情感、性欲、政治的層 面，依此則所有女人皆為女同。

以《簡愛》(Jane Eyre, 1847)為例，一種女同閱讀方式是改變對異性戀羅曼 史發展情節的關注，轉而去感受作者所描述存在於女性之間充滿情感的教導方 式(轉引自 Selden/Widdowson/Brooker 249-250)，其中可見日常生活有關閱讀與 詮釋的經驗往往深植異性戀意識形態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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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女同聯集的概念要修正的是彼時(時至今日)性慾化女同的偏見，但如 帕瑪(Paulina Palmer)等卻認為如此便產生了去性欲化（de-sexualising）、「消毒」

（sanitised）的聯想。維蒂格（Monique Wittig）於 1980 年代時則強調沒有任何 免於社會存在的性別，男／女都是分類與政治範疇，性別乃從社會壓迫機制而 生，女人只有在異性戀思維系統和異性戀經濟體制裡才得以生存 (轉引自 Selden/Widdowson/Brooker 249)，而將女同性戀排除於女人之外，是因為女同性 戀者在性實踐上沒有受到男性的奴隸(servitude)，因此不同於女人在社會關係上 被男人所宰制的情況。

雀朵洛(Nancy J. Chodorow)的《母職再生產》(與里奇的女同聯集理論同於 1970 年代晚期提出)則從女性的經濟能力和核心家庭的型態，解釋女人較無法其 他女人建立起原初的性關係連帶，雖然女同性戀的關係確實傾向於複製母女的 情緒和緊密扣連，但是女人需要的原初關係是建立在她和孩子的關係上，並且 因為這個原初關係建立在女孩與主要照顧者(在性別分工的結構中是由獨立的母 職擔任)，男性無法提供(有關雀朵洛分析父親與女孩前伊底帕斯與伊底帕斯時 期的關係會在本章第二節內容中討論)，但女人也不會因此將對緊密原初關係的 欲望，也不太可能在和女人的關係上實現，除了經濟能力的現實條件，普遍存 在對同性戀的禁忌也是原因。

而在以往的社會裡，女人在生活上與母親、姊妹或其他女人關係較為緊 密，即使婚後仍可以維持往來互動。尼古拉耶娃(Maria Nikolajeva)就曾指出在 過去如《小婦人》、《綠山牆的安妮》等小說裡，女性作者比較願意去描寫女人 之間深厚的情感與表現支持的力量，喬就曾表示想和梅格結婚(這樣梅格就不會 離開家)，而安妮和黛安娜之間那般帶有浪漫色彩的友情也很常見，這些都不表 示這些女性角色都有同性戀的傾向(45)。

不過，十九世紀以後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加以核心家庭逐漸的孤 立化，都讓女人與其他女性之間的原初關係越來越少，致使她們在情緒與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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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方面，越來越只能依賴婚姻的家庭關係(Chodorow 257)。

依此，過往被視為與生孕、養育較為密切相關的母職，其實與父職角色同 樣都是社會性別結構下的產物，因為性別結構的穩固不傾，親職角色不若親子 關係那樣會隨著不同的社會與歷史脈絡而改變，特定時期的親子關係可能會對 其他不同的親子情感互動程度產生排他性，但是父職或母職在定義或內容上卻 很少有變化，由母親來擔任母職的情況，「對社會很好」(good for society)的情 況始終存在著 (Chodorow 95)。下一節將討論女性主義者對母職的複雜感受，

以及對男性研究和女性主義如何解釋父親缺席的文化現象進行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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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伊底帕斯情結與親職研究的困境

儘管阿利埃斯(Philippe Arès)等歷史學家論證了兒童概念的歷史並不長久，

每個時期照顧孩子的也不一定都是孩子真正的母親，然而長久以來心理分析理 論總是假定了一種無可避免的、必要的、單一的母嬰關係，例如佛洛伊德的母 嬰關係便是所謂的個體依照性器官有別進入性別化過程，經歷了內在的壓抑、

轉化，最後與另一種性別產生異性戀的標準模式化過程，這些理論最重要的影 響不是兒童的生長影響或是母職的內容，而是阻礙了人們想要鬆動、改變性別 結構組織的可能性(Chodrow 39)。

物化母職為社會組織，容易使女性因為擔任母職角色而被予以剝奪發展自 我的機會或其他受影響的區塊，西蒙波娃在《第二性》(1949)裡中即以薛西佛 斯神話(The Myth of Sisyphus)日復一日、永無止盡的磨難，描寫料理家務本身的 耗損在於家庭主婦的付出永遠只是維持現狀，在乾淨與髒亂中循環不已。

除了讓家務被用來建構與母職進行連結之外，女性因為擔任母職而受影響 的權益還包含了許多其他的部分，將這種複雜感受提升到至高點者，要屬晚近 法露迪(Susan Faludi)引領的「反挫」(backlash)思潮，巧妙地從(雜誌、報紙與電 視等一般公眾言論所掌控的)媒體現象，分析女性在面對追求平等時會受到包含 工作權、托育選擇、單身權、穿衣打扮乃至墮胎權等種種箝制。值得注意的 是，反挫指的是女性對女性的壓迫與限制，例如以包裝過後的論述(例如實驗證 明等)對女性進行洗腦，目的在使女性擔任母職角色與家居繭化(cocooning)的狀 態 (Faludi 95、Clark:2006 237)。

家庭電影就常見置母親於自我懷疑的情境，尤其 1990 年代大量產製的情況 導致被認為是當代美國家庭普遍的危機，《我家也有貝多芬》(Beethoven, 1992) 裡的母親夾處於這種事業和家庭兩難的情況，她一直積極於與丈夫共同經營的 公司，卻也時常給自己帶來母職的壓力：希望能給孩子們一個溫暖、正常(在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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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大型聖伯納犬的家庭裡指的是整齊有序的意思)的成長環境，然而真正讓她下 定決心重拾母職的情況是，看到小女兒意外掉入游泳池、正感到驚慌失措的時 候，下一秒卻看見身形巨大的寵物貝多芬竟然立即跳入泳池叼起小女兒爬上岸 邊，身為母親的她終於因此放棄內心的趨利慾求。

歐森(Tillie Olsen)於集結其 1960 到 1970 年代演講與文章的作品《沉默》

(Silence, 1978)中更進一步指出，女性（她研究的對象包括擁有創作欲望的勞工 階層婦女）除了因負擔家務等工作無法盡情書寫外，她們在所謂的文學史中常 是任意地被剔除(Clark: 2006 31-32)。與此同時，女性的閱讀經驗也引起關注，

菲特麗(Judith Fetterly)認為女人的閱讀策略由於缺乏男性作者書寫文本裡的文化 經驗，因此常抗拒文本期望讀者能夠產生的閱讀態度或評價，這種閱讀上的抗 拒態度被視為一種主動的閱讀策略；更進一步地，非特麗指出真正的讀者是在 閱讀過程中接受文本提供的經驗，但也可能會拒絕某些被預期的經驗，女性成 為「抗拒的讀者」(resisting readers)。

有趣的是，歐森的書名「沉默」經常被喻為女性處於邊緣位置的狀態，吉 伯特(Sandra Gilbert)與古芭(Susan Cuber)在《閣樓上的瘋婦》(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中即以失語症來比喻十九世紀女性的壓抑狀態；麗莎·保羅(Lisa Paul)則 注意到除了女性之外，兒童也是無助、需要依賴的族群，同樣被驅逐於事件發 生的現場，也同樣不被看見或聽見，而在女性佔有世界人口的一半、每個人都 曾經都是孩子的情況下，兒童與女性處於長久以來無法現身、不能言語的位 置，著實令人不敢置信(Paul:2006 187)。

女性與兒童文學關係之密切不言而喻，除了書寫、編輯、銷售與評論等，

克拉克(Beverly Lyon Clark)指出兩者之間有其共同分享的區域：與世區隔的思 想內裡以及在語言使用上皆為表現特出；另一個較為現實的層面是女性在兒童 文學獎項的獲獎比例，往往遠高於諾貝爾文學獎、普立茲獎等成人文學領域 (Clark:2006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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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女性主義的確比其他領域關心兒童文學，也能夠產生影響。特瑞 茲(Robeta S. Trites)注意到過去女童角色經常落入隨著年歲漸長而逐漸沉默的設 定，《大森林中的小木屋》(The Little House in the Big Woods)裡的小女孩蘿拉 (Laura Ingalls)從該系列於 1932 年出版第一集到 1943 年的《流金歲月》(These Happy Golden Years)，便讓人感到如此；《湯姆的午夜花園》(Tom's Midnight Garden, 1958)裡，不斷回到過去與小女孩海蒂見面的男孩湯姆，也是因為意識 到她越來越沉默才發現對方已經成為亭亭玉立的少女了。

從有聲到無聲，彷彿成為女童成長的一個標誌，女性主義創作者開始為筆 下女孩保留她們的聲音，讀者甚至能感受到角色隨著情節開展變得更加願意表 達自己的心聲，另外主角們通常也具有(日記、書信、詩或故事等多種形式)寫 作上的才華 (Trites 7) 。

然而，克拉克在重新檢視(包含她自己在內的)女性主義學者立於何種位置 去看待童年、兒童、兒童文學時，卻發現源自於女性主義對「母道」(Maternal) 詮釋態度上的滑動，使得女性主義與兒童文學兩者間存在著一種不自在的關係 (the uneasy relationship)，童年也被賦予負面的聯想(Clark:2006 236)。即使像克 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如此推崇存在於女性與兒童間具有異議論述可能性的 人，也不免與其他女性主義者一樣更關注於女性肩負母職角色後的母體空間 (chora) (Clark:2006 238)。

母女關係的討論是兒童文學中少數能嚴肅看待母職的議題，通常是以伊底 帕斯作為評論的基底，很少有例外，但也因此反映以伊底帕斯做為討論母女關 係的模式其實有著相當程度的侷限性，如特瑞茲在《喚醒睡美人：兒童小說中 的女性主義聲音》(Waking Sleeping Beauty: Feminist Voices in Children's Novels)一 書中討論的兩種形式，其一是允許女兒以典型的伊底帕斯方式取得獨立，脫離 母親並展現自身力量的敘事模式，女主角是佛洛伊德式反叛型女兒，母親則幾 乎全被描寫成控制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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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維茲提及另一種青少年小說中母女的關係，比較不傳統和佛洛依德式，

允許女兒變得成熟，母女同時在歷經事件後變得堅強，關係也更緊密(Trites 104)。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哪種形式都是以女兒為主要的視角，積極的母親或 傳統女性角色都沒有多大的差別，最重要的是她們能幫助書裡未成年的主角自 我察覺、不被傳統所侷限(儘管她可能也會做出符合社會期待的行為或選擇)，

勇敢地迎接未知的人生挑戰。

依此觀點，特瑞茲討論佛洛伊德式母女關係的最後是以里奇在《女人所 生》(Of Woman Born, 1977,暫譯)提出的女同聯集概念，說明兒童文學中的母女 關係應該是情感更為緊密、關係更為積極；她以柯尼斯伯格(E. L. Konigsburg)的

《天使雕像》(From the Mixed-Up Files of Mrs. Basil E. Frankweiker, 1967)、佛萊 施曼(Paul Fleischman)的《產房》(The Borning Room, 1991,暫譯)、漢米爾頓 (Virginia Hamilton)的《草原城》(Plain City, 1993,暫譯)和德萊根瓦根(Crescent Dragonwagon)的《下雨那一年》(The Year It Rained, 1985,暫譯)探討了兒童文學 中裡 (包含親生和比喻意義上) 的母親與女兒也可以是同志、彼此激勵(Trites 122)。因而女性通過與母親、與其他女性團結在一起，打破社會以母職制度化 來壓制女性的桎梏，而在文本中描述積極的母親形象和母女關係，特瑞茲認為 能夠修正佛洛伊德式被認為「(伊底帕斯情結)要求母女至少在心理上互相毀 滅」(255)的情節。

有趣的是，克拉克(Beverly Lyon Clark)也以姐妹團體(sisterhood)解讀女性主 義處理母職議題的困境，引述沃克(Alice Walker)描寫自己的生活處境為例，認 為能夠提供女性主義者尋求另一種母職之道的可能：非裔女性因為必須工作養 家，於是由其他女性角色(媽媽、姐妹、姨娘、祖母、甥姪女等)共同分擔母 職，所聚集而成的姐妹團體力量也試圖消減社會加諸在她們身上的經濟、情 感、種族偏見等壓迫。比較特別的是，克拉克從閱讀這些非裔美籍女作家的作 品裡，發現其中較少出現白種女作家們不經意會在字裡行間透露出輕貶兒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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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態度，而此點可能與沃克提及其身為一個非裔母親，她努力以「平等」

的方式與女兒相處的觀點有關(Clark:2006 242)。由此，不難理解沃克籲求女人 要能擁抱敵意，不管是對種族、對女性或對母親的敵意，主張以女人主義者 (womanist)取代女性主義者(feminist)(Clark:2006 241)。

在女性主義者以女人聯集、姐妹團體等概念為母職擴充其意涵(多個母親) 與內容時，兒童文學論述領域仍少見以文學、文化研究對男性／男童進行探 討，尤其是成年男性的研究更是亟待建立；誠如雀朵洛謂多數女性在性別期待 與家庭型態的社會機制下仍會選擇婚姻的情況下，異性戀家庭至少目前還是重 要的社會生活型態，本文在第一章曾提及肇嘉(Luigi Zoja)、布萊(Robert Bly)等 父親研究者將父親視為精神意象的原型概念忽視了兒童與家庭型態的影響，依 此視之，父親成為比母親還難以窺見全貌、不容易瞭解的親職角色。

史帝芬斯(John Stephens)於 2002 年編輯的《成男之道》(Ways of Being Male:

Representing Masculinities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Film,暫譯)有意識地收錄兒 童文學中有關男性氣質的論述。史帝芬斯強調在性別研究多樣化的影響之下，

「男性氣概」(masculinity)從霸權陽剛(hegemonic masculinity)的受批判位置，逐 漸延展為隨著歷史、文化、政治、社會結構的叢結影響而有不同的解讀。《成》

探討文本以少年小說為多，圖畫書與電影(迪士尼動畫)則各有一篇，其中斯里 蘭卡裔加拿大籍作家塞瓦德瑞(Shyam Selvadurai)於 1994 年出版的少年小說《搞 笑男孩》(Funny Boy,暫譯)有多篇論文的討論，內容描述一名成長於斯里蘭卡、

後移民至加拿大的少年阿爾吉(Arjie)，發現在斯里蘭卡國內原有住民僧伽羅和 19 世紀(英國)殖民統治政策下外來移民坦米爾等種族衝突並沒有因為在異鄉而 減緩，除了(移民後的)國家認同、種族衝突外，少年的同志身分也讓他面對如 何自我認同的問題。

《成》的內容還提供兒童文學研究的重要領域是它出現了討論變裝(cross- dressing)主題，如芙萊娜甘(Victoria Flanagan)的〈易框重塑男性氣概：女性變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