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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韓國的「東洋」論述

第二節 《皇城新聞》與「東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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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共同體的意識形態。39

創造新的自我稱號或重新定義族群的稱號,通常是一個人群自我界定最 有效的符號指標。隨著人群內外環境的變化,人群主觀的認同範疇也隨之改 變,因此造成了個人或整個族群的認同變遷,並且站在主觀的角度來強調某 些體質、語言、宗教甚或文化特徵。

另一方面,對於強欲實現文明開化的韓國知識分 子而言,為了達成文明開化,必須先行「脫離中華」的工程。但是,韓國已 經長期歷經中國文明的洗禮,且另一方面,韓國朝鮮王朝(1392─1910)也經 歷過以儒教文明為基礎的內部殖民化,甚至表現出「小中華」的意識形態。

因此即使他們想要「脫離中華」卻無法立刻脫離掉,想進入「開化」階段卻 難進入,只好重新定義「文明開化」和「中華文明」之間的相互關係。下一 節將對此作進一步的闡述。

第二節 《皇城新聞》與「東洋」論述

1895年以來,韓國從華夷觀的天下觀脫離,而從此進入以民族國家所組 成的世界,此時期韓國知識分子,正是在面臨來自西方先進文明的巨大壓力 下,展開了對韓國歷史文化的反省與檢討。然而,韓國知識分子在進行對本 國文化的反省和檢討時,必須面對兩難之境:一方面,韓國知識分子反省與 檢討的文化,並不是純粹的韓國固有文化,其中國文化佔有相當部份的文 化;另一方面,韓國知識分子必須「發現」的固有文化,也經過人種主義和 文明論過濾而變成為與中日兩國共同擁有的「東洋」文化。

40

39 《皇城新聞》(漢城),1904年5月6日。

40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7),

頁77。

對於19 、20世紀之交的韓國知識分子 而言,甲午戰爭是引起內外環境產生變化的事件,至此之後,韓國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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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朝鮮」此久遠之自我稱號,產生了深重的懷疑。因為,對當時期韓國民 族主義者而言,「朝鮮」此國號隱涵著「事大主義」色彩:朝鮮開國(1392─

1910)之後,在還沒確定國號以及當時以明朝為中心的朝貢體制的情況之下,

派使節對明朝朝廷請求「和寧」(朝鮮建國始祖李成桂出生地名)及「朝鮮」

兩國號選一41,最終依明朝所選定的「朝鮮」為國號。42朝鮮開國功臣鄭道傳 將「朝鮮」這一國號的正統性跟箕子朝鮮統合,而使中國和朝鮮之間得以保 有相同之理念性。因為,傳說中箕子傳授周武王洪範,並詳述洪範內容,使 其得以依照犯禁八條來教化韓半島。43所以,為了主導民族主義論述的一環,

1897年10月12日,韓國皇室把「朝鮮」此國號換稱為「大韓帝國」而彰顯出 從中國獨立國家的姿態。因此,當時韓國皇室的這種行為,已顯示出官方民 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的色彩。然而,因為當時韓國的政治制度和象徵 已經與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密切關係,所以表現出這樣獨立國家的姿態時,韓 國依然使用「祭天儀式」、「黃色龍袍」等中國傳統象徵符號,因而無法得到 近代的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狂熱反應。尤其是,《獨立新聞》曾經將東洋文 明比喻成「病毒」44,進而把這種有害的東洋文明的印象推在清朝中國身上,

而對主張學習中國的人作此酷評:「如果誰要學清國,這樣的朝鮮人就是朝 鮮官民的仇敵,就是一班要自忘其國的人。最好將這些人都裝上火輪船,送 到清國去,他們在那裡或許還可以遇到更多的朋友,對朝鮮也是一大幸事」。45

41 《朝鮮太祖實錄》,1年11月29日(丙午)。

42 《朝鮮太祖實錄》,2年2月15日(庚寅)。

43 崔然植,〈朝貢體制的變動與朝鮮時代中華─事大觀念的屈折〉,《韓國政治學會 報》,第41輯第1號(首爾,2007年春季),頁109。(최연식, 〈조공체제의 변동과 조선시대 중화─사대관념의 굴절〉, 《한국정치학회보》41-1 (서울, 2007년 봄), p. 109.)

44 《獨立新聞》(漢城),1898年9月19日。

45 《獨立新聞》(漢城),1896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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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進一步認為,文明起源和發達,只在西方,不在東洋,並且沒有復原東洋 文明的意向。在這種心態下,雖然《獨立新聞》表面上以曾經擁護過中華主 義觀念的朝鮮朝廷官僚為焦點,肯定過去親中國的官僚也為了獨立而努力的 情況,並將這樣情況視為「朝鮮逐步成為獨立國的徵兆」46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言論界對韓國的稱帝建元抱持著否定的 態度。如中國《萬國公報》因不認同韓國皇帝的正統性,因而對於韓國使用

「稱帝」這詞彙顯示出反感的態度;

,可是實際上《獨 立新聞》對韓國皇室的努力並沒有給予高度評價,後來更因為與韓國皇室維 持緊張關係,到1899年12月4日被政府勒令停刊。

47中國《時務報》將韓國的稱帝與國號 的改稱比喻成「兒童演劇」。48

根據Partha Chatterjee研究:民族主義伴隨著西方「現代性」諸價值的普 遍適用性,也因為這樣,在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者為了對抗帝國主義侵略而 推動民族主義運動的過程中,必須同時面臨巨大的壓力。即,作為抵抗帝國 主義侵略的「民族主義」的核心信念,是對於歷史文化的自我認同與獨特性 的強調,以此來強固民族內部的團結。因而,這些民族主義者不得不維持對 西方「現代性」批判的態度,陷入「現代性」與「本土傳統」之間的緊張關 要而言之,韓國皇室的稱帝建元與更改國號,

一方面透露了近代韓國對於以誰為中心、以什麼為基礎的族群認同存在著緊 張感;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觀察到中韓兩國所共同擁有的跨國「中華文明」

及其文化特徵,而這在創造近代的民族整體性過程中,卻成為中韓兩國之間 的衝突點。

46 《獨立新聞》(漢城),1897年10月1日。

47 Andre Schmid, Korea between Empires, 1895-1919, pp. 76-77.

48 車泰根,〈‘中國’的視角:朝鮮、大韓帝國還有‘日本的朝鮮’〉,《中國學論 叢 》, 第 16 集 ( 首 爾 , 2003 年 ), 146-147 頁 。 (차태근, 〈‘중국’ 의 시각 : 조선, 대한제국 그리고 ‘ 일본의 조선’ 〉, 《중국학논총》제16집(서울, 2003년), pp.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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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49

從此角度而言,《獨立新聞》的民族主義者,可說是依據「文明開化」

程度將按照時間的先後順序被加以「縱向排列」,而「時間性」的差異區分 高下,對中國表現出優越意識,以排除「作為文化系統的中國」。問題是,

這種作法對西方帝國主義和日本擴張主義卻行不通,因為以文明開化的觀點 來看,韓國是個還比他們落後的國家,因而加強西方和日本對韓國殖民化的 正當性。在這樣情況下,韓國為了消除與先進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產生的危機 感,以及表現對實現文明開化的自信,作為整體性的一環而創作了「東洋」

的概念。然而,這一概念指的並不是像日本知識界所提出那樣「地理上與日 本位於同一地域但文明上較為落後的地區」,而是包括韓中日三國的儒教文 化圈。

這種情形,在近代韓國企圖推動民族主義的過程中,幾乎隨處可見,

不知其數。但不可忽略的是,韓國民族主義者所面對的,不只是來自西方的

「現代性」,還必須面對(雖然具有內在的差異)中韓兩國共同擁有的「中華文 明」,因此韓國民族主義面臨了更複雜的局面。

50

49 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Zed Books, 1986), pp. 11.筆者透過沈松僑博士的論文,才注意到「現代性」

與「本土傳統」互相衝突的困局問題及Partha Chatterjee的相關研究內容,在此我要特 別向沈松僑博士致謝。可參沈松僑,〈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輪民族主義的兩 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3期(台北,2002年12月),頁85-93。

這種思路在東亞社會盛行亞洲主義論述時,可以讓韓國在中日兩大

50 按照韓國學者全炯俊的解釋,「東洋」這一概念的用法多種多樣。在現代中文上 的「東洋」便意指「日本」,這樣的用法不但隱含賤日的概念,還表現出了中國的中 心意識,即把歐美地區放在中心的西邊,把日本放在中心的東邊,然後把這些主體 看作中國所主導世界的一部分。他認為,雖然在中國有「東方」概念,但是這指的 其實就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概念。現代韓文上,「東洋」這一概念普遍指「漢字文化圈」, 但有趣的是,對中國而言,「漢字文化圈」的概念即等於「中」。如此即可印證,在 中國知識界的習語中,「東、西比較」,基本上指的即是「中、西比較」。見全炯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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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間表現出「獨立空間」。

依據現有的文獻資料顯示,這樣的「東洋」論述開始在近代韓國公共論 述中嶄露頭角,對此,《皇城新聞》應是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皇城新聞》

認為,韓國把「朝鮮」此國號換稱為「大韓帝國」的行為,是獨立國家行使 主權的一部分,51且更進一步企圖復原過去的東洋文明。而其大體上是從過 去韓國和東亞的歷史中「發現」開化的軌跡,並試圖剝奪對於「文明」西方 的獨一無二的地位。根據Andre Schmid的研究,發行初期的《皇城新聞》,為 了讓讀者(大部分是儒教知識階層)容易理解「文明開化」的概念,引用中國 經典的故事來說明其概念,甚至在這樣過程中擁護改革的儒教面貌。52具體 而言,以伏曦、神農、唐堯、虞舜以及孔子的故事為例,強調他們都是過去 東洋的開化思想家。53

嗚呼!堯舜三代致治之道,誠不外乎信,今列強做治之術,其本文,

同時,《皇城新聞》經常將這些過去東洋開化思想家所 施行的「文明開化」與西方的「文明開化」劃上等號。比如,《皇城新聞》

即主張西方文明國的統治體制基本上與堯舜三代差別甚微,就說:

〈同樣的與不同的〉,收入白永瑞等篇,《東亞人的‘東洋’認識:19~20世紀》(首 爾:文化與知性社,1997),頁285-286(전형준, 〈같은 것과 다른 것〉, 백영서‧

최원식 엮음, 《동아시아인의 ‘ 동양’ 인식 : 19-20세기》(서울 : 문학과 지성사, 1997), pp. 285-286.);此外,關於日本對於「東洋」論述詳細內容,參見白永瑞,〈“東 洋史學”的誕生與衰退──東亞學術制度的傳播與變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9期(台北,2005年9月);Stefan Tanaka, Japan's Orient :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51 《皇城新聞》(漢城),1898年9月21日。

52 對此詳細內容,可參Andre Schmid, Korea between Empires, 1895-1919, pp. 80-86.

53 《皇城新聞》(漢城),1898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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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外乎信而已矣。治本,豈有二道乎哉!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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