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難以界定的「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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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體制所取代；在民族論述方面，首先出現以黃帝為核心的漢滿對立的民族 論述；3
第二節 難以界定的「亞洲」
此論述在革命後，又轉化為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論。同時，以黃色人 種共同合作論為基礎的「大亞洲主義」也漸次出現。另一方面，視中國為中 心的朝貢體制瓦解之後，韓國把「朝鮮」此國號換稱為「大韓帝國」而彰顯 出獨立國家的姿態，然而1910年韓國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從此韓國獨立運 動似乎也以建立共和體制，而非復辟為目標。由此觀之，這時期的中韓兩國 都可謂是處於變動時期，呈現不斷地對他者和我群認同的再界定現象。也是 因為這種片面的關懷角度，本文所討論的文明論、民族主義以及亞洲主義三 項 問 題 ， 基 本 上 侷 限 在 近 代 中 韓 兩 國 民 族 主 義 運 動 中 以 國 家 打 造 (state-making)為主軸的特定層面，這種以國家為中心的論述方式，固然有助 於本文對於龐雜的史事之勾勒與開展，而其不足與扭曲之處，自亦所在多 有。從而，本文所圖繪的文明論、民族主義以及亞洲主義三項問題，就只是 如同燦爛光彩的萬花鏡中的一小塊灰暗的碎片而已。
討論亞洲主義，首先必須遇到的一項重大問題，便是：「亞洲」這一詞 語的定義是甚麼？亞洲主義是以甚麼為基礎、以誰為中心的論述？中國與韓 國的亞洲主義究竟是源遠流長、從古至今，還是一直遲至近代，才突然發現 的特出現象？
3 參閱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第28期(台北，1997年12月)；孫隆基，〈清季民族主義與黃帝崇拜之發明〉，《 歷 史研究》，第3期(北京，2000)；Barry Sautman, “Myths of Descent, Racial Nationalism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Frank Dikötter, ed. 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 Identities in China and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pp. 7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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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些問題，19、20世紀之交號召亞洲諸國聯合的中韓兩國的知識份 子，往往表現出曖昧游移的猶豫態度。其實，中國傳統上立足於中華的概念 思考問題，非但把東亞地區看作是中國主導的「天下」的一部分，並為了對
「華」的周邊表現優越性，作為整體性的一環而創造了「夷」的概念，這一 概念指的是在地理上位於天下中心「華」的周邊，且文化上以較為劣等的方 式存在。但到19世紀末，由於甲午中日戰爭而造成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 制瓦解之後，4基本上是在日本的議論影響之下，「亞洲主義」這一詞引起了 中國知識份子的關注。梁啟超比任何人都敏銳的察覺到了這樣亞洲諸國的聯 合。起初，他在〈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一文中，以對抗白色人種的人 種論為基礎，將從中國、日本、韓國、蒙古、泰國到亞洲諸國以及太平洋諸 島視為黃色人種的陣營。5對於亞洲主義論述備受關注的事例，並非只在梁啟 超身上才能瞧見，晚清的亞洲主義可以舉章太炎作代表。他亦曾經寄託希望 於日本的亞洲主義，不過章太炎對於亞洲的定義，隨著亞洲局勢的變遷，也 跟著不斷的調整。例如，在俄羅斯對中國威脅日漸增強之下，1897年章太炎 在〈論亞洲宜自為唇齒〉一文中，主張聯合日本以對抗俄羅斯的擴張政策，
他的這種亞洲聯合構想，顯然以人種論為基礎。6
4 將甲午中日戰爭中日本的獲勝看作造成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制瓦解之始的看法
，可參崔碩莞，〈日本政府的東亞秩序再編政策與清日戰爭〉，《東洋史學研究》
，第65期(首爾，1999年)(최석완, 〈일본정부의 동아시아질서 재편 정책과 청일전쟁〉,《동양사학연구》65(서울,1999년).)；朴英宰，〈清日戰爭〉，收入國 史編纂委員會編，《韓國史：清日戰爭與甲午改革》40(首爾：國史編纂委員會，2 000)(박영재,〈청일전쟁〉,국사편찬위원회편,《한국사:청일전쟁과 갑오개혁》40, (과천 : 국사편찬위원회, 2000).)。
5 梁啟超，〈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收入梁啟超著，《梁啟超全集》(北京：北 京出版社，1999)第1冊，頁54。
然而，俄日戰爭結束之後，
6 章太炎，〈論亞洲宜自為唇齒〉，收入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北京：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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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亞洲地域表現出帝國主義的擴張野心，在這樣的局勢之下，1907年4 月章太炎參與「亞洲和親會」，公然反對帝國主義和強調亞洲諸國民族的獨 立自由。值得注意的是，章氏對亞洲認知上產生相當程度的變化，原因就是 他以「文化」為基準來認定亞洲的邊界。他認為，亞洲是把儒教與佛教思想 統一並以此作為基礎的文化地域。與中國相同，亞洲主義論述經由日本思想 文化界，進入韓國思維世界。基本上是在對抗白色人種的人種論之影響下，
往往表現出曖昧游移的亞洲、黃色人種概念。因此，有時候黃色人種的定義 擴展到東亞與中亞所有的種族，韓國知識階層將蒙古帝國的征服史視為黃色 人種對白色人種勝利的歷史。7不過，更常見的情況是，當時韓國知識階層創 造的「東洋」(指的是韓中日三國)概念內包括文化的、種族的思考框架之事，
便說：「韓中日三國人同住在亞洲。因為同屬黃人種，所以(三國人的)身體和 毛髮極為近似。使用同文，甚至擁有多數的共同的文化習俗。」8
從上可知，關於「亞洲」之諸說法之間牴牾矛盾，充分流露出時人面對
「亞洲」一詞時左支右絀，無從明確定位的困難處境。誠如日本學者酒井直 樹所言，在北美英語界，「我們西方人(We Westerners)」這一句話，是向對方 表明自我認知意識 的日常用語，與此相比，所謂「亞洲人」，基本上並非亞 洲人表明自我認知意識的日常用語，而是被外部觀察者描繪的對象物。即，
「亞洲」這一詞，是在亞洲的外部誕生的。這樣外來的起源，明顯地銘刻在
「亞洲」這一概念裡。9
書局，1977)上冊，頁5。
7 韓國言論界對於蒙古帝國征服史的論述，可參《皇城新聞》，1900年1月2日。
8 《獨立新聞》(漢城)，1898年4月7日。
9 可參酒井直樹著，李圭洙譯，〈誰是亞洲人〉，《國民主義的Poiesis》(首爾：創批，
2003) ， 頁 48-49 。 (사까이 나오끼 지음, 이규수 옮김, 〈누가 아시아인인가〉,
《국민주의의 포이에시스》(서울:창비, 2003), pp. 48-49)；(原文：酒井直樹，〈誰 が‘アジア人’なのか〉，《世界》，2001年1月號 (東京，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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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Hartmut Kaelble研究，從18世紀開始，歐洲人對於自我認知的意識 上產生了相當程度的變化，即歐洲人普遍自我認為歐洲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而歐洲文明同時也是現代和文明化的標竿，除了美國之外，尚無其他國家可 與其相提並論。10
就東方學而言，把一個學術研究專業分歧作為地理「領域」來討論是 發人深思的，因為沒有人會想像出「西方學」(Occidentalism)這樣一 個與之相對應的領域。這就一下子顯露出人們對東方學的態度的特殊 性，也許甚至是怪異性。因為儘管許多學術研究學科暗含著一種，比 如說，從人類現實出發的立場(歷史學家是以特殊的當代視角處理人 類歷史的)，我們卻無法由此類推，對廣泛的社會、語言、政治和歷 史現實采取一個固定的、或多或少純從地域出發的立場。
在這種自我認知之下，歐洲不只以它的價值觀和精神氣質 與歐洲以外的文明有所區別，尤其是亞洲和非洲文明，而且這些價值觀在歐 洲人的眼中體現了歐洲或西方文明的顯著優勢。換言之，假如不存在亞洲和 非洲，那麼歐洲亦不可能存在，不僅如此，因為西方(the West)尚未考慮到其 他地區(the Rest)本身的整體性，所以，在西方中心的世界觀裡，基本上「其 他地區」只代表「非西方」的意味，並不代表「其他地區」擁有的不同整體 性。這樣來看，在歐洲人的眼中，亞洲和非洲兩者之間明顯的差別，恐怕只 有地理位置罷了，意即「歐洲以東」的他者(亞洲)與「歐洲以南」的他者(非 洲)。針對此問題，值得我們關注的是Edward W. Said的研究，他在《東方主 義》(Orientalism)中，以反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研究立場，嚴厲地批判由 複數的主體(包括國家、民族以及小小地區等)組成的亞洲以單數的形式來研 究的情況，他如此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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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哈爾特穆特‧凱爾伯樂著，柯燕珠譯，《歐洲人談歐洲：十九與二十世紀歐洲自 我認識的形成》(台北：左岸文化，2005)，頁10。
11 愛德華‧W‧薩義德(Edward W. Said)著，王宇根譯，《東方學》(Orientalism)(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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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言之，所謂「東方學」乃至「東方想像」，對於西方人而言，可以說 是建立「單數的西方概念」時不可缺少的概念。不僅如此，「亞洲」在西方 知識界沒有被真正問題化(problematized)，並予以深入的分析檢視。用酒井 直樹的話來說，在偶然的歷史情況之下，隨著歐洲與其他文明關係的變遷，
對於亞洲的定義也跟著不斷的調整。12然而，Said的關注點主要為近代西方 的「東方想像」，所以當我們試圖將「亞洲」真正問題化時，仍然需要另類 研究視野。筆者認為，Arif Dirlik所指出的「自我東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 此概念能提供給我們一種頭緒。按照Dirlik解釋，雖然，所謂「東方學」乃至
「東方想像」，是在近代西方社會的需要之下所產生的，可是，它不只從事 建立西方整體性的工程，亦在東方知識階層進行建立「我群」整體性的工程 中使用，並形成一種「自我東方化」的歷史現象 。即，為了達到維繋自我族 群內部的凝聚，有許多東方知識分子，從本質主義的西方「東方想像」中抽 取其合意的說法，來依此創造「我群」的整體性，進而以它為基礎來反擊現 存西方的「東方想像」。13
若仔細檢視從1895年到1924年之間中韓兩國的「亞洲主義」論述，在近 代中韓兩國思想文化界的歷史，將不難發現上述Dirlik所謂「自我東方化」的 現象。本論文在討論「亞洲主義」論述這一發生於100多年前的歷史現象時，
筆者所關注的焦點，除了留心於現代人對此歷史現象的現代感受 和反應之 外，亦留意此歷史現象在西方歷史脈絡中所產生的影響，並關注它在近代中 三聯書店，2000)，頁62。
12 可參酒井直樹著，李圭洙譯，〈誰是亞洲人〉，《國民主義的Poiesis》(首爾：創批，
12 可參酒井直樹著，李圭洙譯，〈誰是亞洲人〉，《國民主義的Poiesis》(首爾：創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