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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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以 面 臨 亞 洲 金 融 風 暴 的 1997 年 為 起 點 ， 東 盟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Asian Nations，ASEAN)與中國、日本以及韓國對於地域內各國家之 間的經濟合作感到相當之必要性，因而產生東盟(ASEAN)加三(韓中日)體 制，更近一步在2001年東盟(ASEAN)加三(韓中日)首腦會議時為東亞的「和 平、繁榮與發展」提出「東亞共同體」(East Asia Community)展望之後，直 至2009年5月3日，各國終於達成共識，決議將來設立亞洲各國所需求的亞洲 版國際貨幣基金(IMF)。即，東盟(ASEAN)加三(韓中日)的財政部長當天所達 成 之 共 識 ， 在 年 底 前 設 立 「 清 邁 倡 議 多 邊 化 」 (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sation，CMIM)來履行1200億美元資金互通協議。清邁倡議可滿 足參與國家的兩大主要目標，即解決區域短期資金流動困難，以及補充既有 的國際金融協議。
然而，若仔細深入思考，我們不難發現，如依照上述的「以經濟協助為 中心」的「東亞共同體」，恐怕難以擔保未來東亞地區的「和平、繁榮與發 展」。
首先，現在「和平」一詞，對於東亞各國來說是使用在不同層次上的：1
1 關於此問題詳細討論，可參白永瑞，〈和平想像力的條件與界限：東亞共同體論的 反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66期(台北，2007年6月)。
中國大陸以通過「和平發展」的說法所追求的，是其於國際秩序上的和平。
不過在中國的國力日漸增強之下，使得攻勢的民族主義高漲，因此我們也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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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注意到，當中國提出和平外交戰略的同時，如此的新民族主義也導致中國 與周邊國家彼此間的矛盾對立情形，而讓周邊國家想起「中國威脅論」；日 本保守勢力主張修改「和平憲法」來追求所謂的「正常國家(普通國家)」概 念。以21世紀初東亞局勢看來，雖然冷戰時代已經崩潰，但是在東亞地區依 然極有可能使日美兩國間的同盟以及中國等國進入互相對立的新冷戰時 代。然而，日本保守勢力謀求將日本視為支持美國的小夥伴，且進而追求成 為「正常國家(普通國家)」，甚至不惜動用武力以求行使集團的自衛權。在這 樣情況下，日本即使再號召和平，對東亞人卻也沒有辦法產生任何號召力，
反而引起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不愉快歷史記憶；處於分裂體制的韓國之 部分進步勢力所提出的「和平國家」論述，盧武鉉政府成立後，韓國政府採 納這種「和平國家」論述，因而把建立出21世紀之「和平與繁榮的東北亞時 代」如此的新構想列為四大國策之一。在盧武鉉政府如此新穎的構想中，「和 平」一詞的主要焦點，就是解決韓國問題(包括南北韓關係所產生的問題)，
以及應對東北亞周邊國家統合行動的戰略。然而，對於韓國政府所認為的東 北亞構想來說，其重心放在自主國防，也就是軍事上的自主，但就過分強調 軍事力量這點來說，其實很容易跟所謂的地域和平展望產生一定的衝突性。
總而言之，東亞三國所追求的和平，互相之間的步調不完全一致，其理由是，
各國所說的「和平」一詞裡隱藏著本國中心的思考方式，「東亞」(乃至「亞 洲」)論述也不例外。因此，對於各國的政府而言，當國家利益與地域利益產 生相互衝突的時候，大多數都極可能優先選擇國家利益。
其次，若仔細觀察一下，作為「繁榮與發展」視角的東亞論述隱含了一 個方向性的誤區：在可以把追求「繁榮與發展」看作追求「現代化」的前提 之下，將發展時間的先後順序來作為東亞地區現代化程度的依據，然而，各 國乃至地區對於「現代化」所展現出的內容差異度卻被抹滅掉，「西方模式」
則是以這種相同的整合形式被框架成一種既定的現代化樣本，也因此讓所謂 的現代化被固定成似乎只能呈現出一種型態，即靠工業化以及後工業化來完 成的「福利社會」的建設，若以這樣的角度來看，那麼我們可以得知一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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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協助為中心」的「東亞共同體」構想所隱含的進化論邏輯：無論社會發 展處於何種不同階段的東亞地區，最後終將朝同樣的現代化目標前進。2
那麼，有什麼方法將上述的互相對立的局勢以及差別主義的階序格局解 體嗎？很可惜，筆者對此問題沒有辦法回答，不過很明白，此問題是具有歷 史性的問題。本研究即是著眼於此，將以「 歷史化」(historicize)的研究取徑，
討論在中、韓兩國的具體歷史脈絡中特別凸出的兩項重大問題——在中韓兩 國社會內進行討論亞洲主義過程中涉及的「文明論」與「民族主義」的關係，
而探討這些思考方式如何建立自我與異己(Other)互相對立的局勢，以及差別 主義的階序格局。但是，由於篇幅與學力的限制，本文當然無法對中韓兩國 的文明論、民族主義以及亞洲主義三項問題，進行全面且深入的分析，而只 能針對1895年至1924年期間，略作討論。由於甲午中日戰爭而造成的以中國 為中心的朝貢體制瓦解之後，基本上是在日本的議論所造成的影響之下，「亞 洲主義」這一詞從引起了中國以及韓國知識份子關注的時期開始，迄1924年 孫中山在日本神戶舉行的〈大亞洲主義〉演講與韓國言論界對「大亞洲主義」
演講的反應為止。在本研究所設定的年限，事實上所謂的「中韓兩國」在政 治體系與民族建構論述上，都是處於巨大的變動期。在此時期，清帝國為共 在此 處，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先發達的國家與後發達國家之間「發展時間的先後 順序」，很容易成為差別的階序格局之正當化根據。反過來說，先發達的國 家以及其社會，依據繁榮(經濟力)與發展(現代化)的程度為基準來區辨他者 (Other)的地位，在如此的思考方式上又添加了人種主義，因而比較早達到一 定的經濟水準以及現代化的社會，但其卻經常忽略這一點，即外籍勞工與外 籍新娘也有資格享受和我們同等般的待遇。比如，台灣與韓國都在東亞近代 史中長期淪為差別主義的受害者，然而，當前台灣和韓國社會卻對外籍勞工 與外籍新娘，顯示出蔑視與壓迫的姿態。
2 上述的想法大體上參考孫歌的論述，參閱孫歌，〈東亞視角的認識論意義〉，《台灣 社會研究季刊》，第70期(台北，2008年6月)，頁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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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體制所取代；在民族論述方面，首先出現以黃帝為核心的漢滿對立的民族 論述；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