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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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韓國思想文化史中所發揮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亞洲主義」論 述盛行的19世紀末和20世紀前半部，正是在東亞各類國族論述的發展和論辯 的交鋒時期，無論是中國知識界或韓國知識界，均受到「亞洲主義」論述的 影響。
總而言之，在中韓兩國近代歷史演的變過程中，我們可以觀察的不是固 定的或典型的「亞洲」，而是在歷史沿革過程中保持流動狀態的「亞洲」。值 得注意的是，在這樣流動狀態中，我們可以發現，中韓兩國如何建立「我群」
與「他者」(Other)的某些關鍵環節。
第三節 研究回顧
如果仔細研究近代中韓兩國思想文化史，我們不難發現，亞洲主義論述 是中韓兩國近代歷史演變過程中，無疑佔有一席之地的思潮。二次大戰之 後，在冷戰體系之下，東亞知識份子難以把「東亞
」當作
討論主題。至1990 年代，隨著冷戰體系崩潰，關於東亞(文明)的談論開始吸引了日本、韓國學 界之不同尋常的關心。按照韓國學者白永瑞的解釋，這種文化現象是受到許 多因素作用而產生的結果，其中包含了1980年代末期社會主義國家解體而產 生對其代替體制的要求、因後現代主義之引進而產生的抗拒西歐中心主義的 心理、以及造就東亞經濟發展而滿懷自信的儒教文化等等因素。除此以外的 原因，即是相對民族主義而采取的開放姿態。14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韓國與 日本進入了中國社會的視野，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韓國與日本學界累積至今 的東亞研究，以及韓國與日本的各種基金會推動的東亞研究專案，對中國的 東亞論述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5
14 參見白永瑞，〈世紀之交再思東亞〉，《讀書》，第8期(北京，1999年)，頁7-8。
15 孫歌，〈東亞視角的認識論意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0期(台北，2008年6 月)，頁215。
要言之，關於東亞論述，至今已經有了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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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累積，以至於一提到「東亞」，人們就會無意識地感受到某種既定的 對象。
在這樣氛圍之下，歷史學界開始關注19世紀末、20世紀前半期亞洲主義 的論述。Prasenjit Duara指出，20世紀前半期中國的亞洲主義論述，基本上是 在「亞洲主義」和「國家中心的思考方式」之間的競爭中產生的。16雖然，
亞洲連帶論和民族主義皆同樣對抗帝國主義，但兩者間具體的構想不一定相 同。換而言之，亞洲主義論述盛行的 19世紀末和20世紀前半期，正是在中韓 兩國社會各類國族論述的發展和論辯的交鋒時期。因此，起初的亞洲主義論 述之焦點，不只在亞洲的問題，也在亞洲各民族自己的問題上。17韓國學者 白永瑞針對20世紀前半期韓國亞洲主義論述，而點出日常生活中民眾的經驗 和知識份子理想的亞洲主義論述兩者之間的脫節，浮現出國家中心的亞洲連 帶論構想之局限性。18此外，孫江把近代中國的亞洲主義分為三層面：一、
以中日兩國為中心之亞洲國家間的聯合；二、亞洲被壓迫的弱小民族之間的 聯合；三、李大釗的新亞洲主義。尤其是，孫江深討以民族自決為基礎的李 大釗的新亞洲主義，並循線發現建立亞洲聯邦的可能性。19
16 詳細的內容，見Prasenjit Duara, “Transnationlism and the Predicament of Sovereignty:
China, 1900-45,”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2, No.4( 1997)；Prasenjit Duara,
“The Discourse of Civilization and Pan-Asianism,” Journalof World History, Vol.12, No.1 (Spring. 1996).
17 參見黃東淵，〈亞洲主義與民族主義之交叉〉，《中國現代史研究》，第7期(首爾，
1999年)。(황동연,〈아시아주의와 민족주의의 교차〉,《중국현대사연구》7(서울, 1999년).)
18 白永瑞，〈韓國人歷史經驗裡‘東洋’〉，《東亞的歸還》(首爾：創批，2000)。(백영서,
〈한국인의 역사 경험 속의 ‘ 동양’ 〉,《동아시아의 귀환》,서울 :창비, 2000.)
19 孫江，〈中國人的亞洲自畫像〉，《書城》，2004年8月(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8 月)，頁32-33。
總而言之，從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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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末開始的亞洲主義論述，難以避免被國家中心的思維方式包納之結局，
因而各國的亞洲主義論述中均展現出不同的意向。
但本文所討論的問題——即，在中韓兩國社會內進行討論亞洲主義過程 中涉及的文明論與民族主義的關係，而探討這些思考方式如何建立「我群」
與「他者」(Other)互相對立的局勢，以及差別主義的階序格局。但令人感到 可惜的是，迄今針對課題之相關專著研究並不多。就目前所知，研究中國近 代史的韓國學者裴京漢2007年所出版的《孫文與韓國：中華主義與事大主義 之交叉》，20可說是討論這些問題的專門著述。然而，基本上裴氏對於近代中 韓關係研究的焦點，是中國國內韓人的獨立運動團體與中國，所以時間斷限 也是1910至1920年代，不僅如此，裴氏亦沒有討論到「文明論」這一問題。
其實，在韓國學界，對於1910至1920年代此時期中韓兩國之間的「連帶」研 究，也不是那麼廣泛。最初關於中韓兩國之間「連帶」的相關研究，就是以 申圭植初期流亡中國時候的研究成果。21之後，韓國歷史學界才以此研究成 果為基礎，延伸至對於中國國內韓人團體同濟社與新亞同濟社的研究。22
20 裴京漢，《孫文與韓國：中華主義與事大主義之交叉》(首爾：Hanul Achademy，
2007年)。(배경한, 《손문과 한국 : 중화주의와 사대주의의 교차》, 서울 : 한울 아카데미, 2007.)
21 可參辛勝夏，〈睨觀申圭植與中國革命派人之間的關係─以流亡初期為中心〉，收 入中國學論叢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學論叢：金俊燁敎授華甲紀念》(首爾：中國學 論叢刊行委員會，1983)，頁593-620。(신승하, 중국학논총 편찬위원회 편,〈예관 신규식과 중국 혁명당인과의 관계– 망명 초기를 중심으로-〉, 《중국학논총 : 김준엽교수 화갑기념》(서울 : 중국학논총 편찬위원회, 1983), pp. 593-620.)
然
22 可參姜英心，〈申圭植的生涯與獨立運動〉，《韓國獨立運動史研究》，第1集(
天安：獨立紀念館韓國獨立運動史研究所，1987)，頁225-255(강영심, 〈신규식의 생애와 독립운동〉, 《한국 독립운동사 연구》1(천안 : 독립기념관 한국 독립운동사연구소,1987).)；金喜坤，〈同濟社與上海地區獨立運動的胎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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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些研究成果，因為缺乏史料的因素而落入難以深入探討中韓連帶關係 的困局，並且透過單純的實證部份即可發現不少誤謬。而史料如此缺乏的問 題，直至韓國獨立運動家安昌浩的子孫，把安昌浩與1910年代海外獨立運動 家之間的書信都捐贈給獨立紀念館之後才獲得解決，且在其公開刊行其書信 資料以後，研究學者才得以逐漸勘證1910年代中國關內韓國獨立運動家的具 體活動情況。
而韓國的中國史研究者裴京漢，就是這些史料公開之後的受益者。他以 這些史料為佐證，又輔以中國報紙資料(以《民權報》與《民立報》為主)，
才得以繼續深入探討1911年末至1913年韓國獨立運動家和孫中山、中國革命 派之間的交流情況。但是，裴京漢將1912年中韓兩國的民族主義者皆依照「同 胞」與「黃帝」的符號，作為確認彼此共識依據的情況，來視為其依恃著「中 華主義」與「事大主義」而形成的中韓兩國間的共識。裴京漢更進一步以「韓 國獨立運動家朴殷植對孫中山、中國革命派批判的認識」與「徹底批判孫中 山的大亞洲主義演講的韓國言論」為例，把1912年以後的中韓關係看作「克 服事大主義」的過程，且從「獨立的、自主的立場」摸索出看待中國的新視 角。23
然而，筆者認為，裴京漢所提出的結論具有一定的局限存在。即，裴氏 並不以「歷史化」(historicize)的研究取徑，討論中韓兩國之間的「連帶」，而 中國關內韓國獨立運動團體研究》(首爾：知識產業社，1995)，頁31-73(김희곤,
《중국관내 한국독립운동단체 연구》(서울:지식산업사,1995),pp. 31-73.)。
23 可參裴京漢，《孫文與韓國：中華主義與事大主義的交叉》(首爾：Hanul Achademy，
2007年)。(배경한, 《손문과 한국 : 중화주의와 사대주의의 교차》, 서울 : 한울 아카데미,2007.)；裴京漢，〈從周邊看的孫中山〉，「近代中國國家的形塑：領導 人物與領導風格國際學術研討會」，台中、南投埔里：東海大學歷史學系、中正文 教基金會、國立國父紀念館、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孫中山紀念圖書館文教基金 會，2007年12月15-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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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依據假象的整體性來研究，因而充斥著本質主義論述模式的謬誤。如此本 質主義論述模式，從裴京漢所提出的「韓國人的視角」中即可顯示出，其內 容如下：
「韓國人的視角」，指的不是在中國國內而是在中國周邊觀察中國的 視角。所謂周邊的視角，其周邊不是指的單純地理位置上的周邊，而 是指同樣具有殖民地乃至半殖民地經歷，也同樣有過試圖從這種狀態 下擺脫出來為實現自主獨立而努力的經歷，並且不是中國對自己的，
而是將中國和韓國都看作為第三世界的一環的，這樣來看中國的，包 含了所謂「第三世界的視角」的「周邊的視角」。不僅如此，韓國人 的周邊的視角包含了許多與其他國家其他地區相比更加有利於理解 中國的多種觀點。從傳統時代開始，韓國就持續接受了中國文化乃至 中國歷史的影響，且較諸中國給予其他任何周邊國家的影響，都更加 強大而深遠，因而韓國在理解中國方面有許多有利條件。24
但是，這種「韓國人的視角」，並不是真正的韓國人的視角，而是假象 的韓國人的視角。例如，雖然他強調過去的韓國接受了中國文化的影響，可 是，他卻忽略了現在大部分韓國人不懂漢字的事實，以及現代韓國人與傳統 時代韓國人之間存在的情緒上或思考方式上的差異。這樣來看，裴京漢所謂 的「韓國人的視角」，實際上是其透過「模擬韓國人的視角」來提出看法，
而這只存在於中國與韓國雙方經由互相比照之下才能夠彰顯出的說法。換言 之，他雖然聲稱韓國為與中國最接近的他者而提出評判，但是透過如此非實 際性且受限的前提之下而被評論的中國，只能視為裴京漢個人單方面的狹隘
而這只存在於中國與韓國雙方經由互相比照之下才能夠彰顯出的說法。換言 之，他雖然聲稱韓國為與中國最接近的他者而提出評判，但是透過如此非實 際性且受限的前提之下而被評論的中國，只能視為裴京漢個人單方面的狹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