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印尼兩國歷史現實與《聯合報》的印尼形象 . 181

本節探討台灣與印尼兩國的歷史現實，從中分析印尼的歷史現實與《聯合 報》所呈現出的印尼形象之落差，並探究其落差形成的脈絡。

在《聯合報》的報導中，印尼華僑被迫害的背後因素看不見印尼華僑在當地 生活的歷史軌跡，未曾提及印尼華僑被視為「外來者」的歷史脈絡¹²¹，被勾勒出 清楚輪廓的只有「印尼華僑因忠貞、愛國、反共而成了印尼政府的迫害對象」。 當時我國之所以稱印尼華僑為「華僑」，乃因站在我國立場仍覺得華僑是我 國國民，只是僑居國外，但事實上，印尼華人早已不認為自己是僑居在國外的中 國人，而是生活在印尼的「華人」。被視為「外來者」的華人被壓迫有其歷史脈 絡。早在西方勢力進入印尼之前就有華人居住在此，十五世紀隨著鄭和下西洋華 人隨之移民此地，而福建人移居至印尼的歷史更可追溯至九到十世紀¹²²。唐朝與

121 印尼華僑被視為「外來者」的歷史脈絡以及認同議題請詳見雲昌耀著，邱炫元，何景榮，陳琮 淵，林育建譯（2012）《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台北：群學。

122 孔遠志 (1987) “A Study Of Chinese Loanwords (From South Fujian Dialects) in The Malay and Indonesian Languages.”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 KITLV, Royal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and Caribbean Studies, pp453.

元朝時期陸續有福建人移民至東南亞地區，福建多山面海，能耕種的土地面積不 大，因此許多居民從事海上貿易。到了明清時期，從福建、泉州、漳州、廣州、

梅縣等地移至東南亞的中國人逐漸增加，隨著中國朝代更迭，十七世紀中追隨鄭 成功反清復明的人民大舉移入東南亞，大量移民者居住在馬來亞與爪哇島等地。

根據孔遠志（KONG YUAN ZHI）的數據顯示，從 1860 到 1890 短短三十年時 間，印尼的華人移民人口數從二十二萬人增加到四十六萬人，增加了一倍之多

123，華人人口數遽增，對當地經濟、政治、文化都帶來了不少影響。華人移民來 到印尼多居住在爪哇島，以雅加達（Batavia，Jakarta）、三寶隆（Semarang）、泗 水（Surabaya）等地為主要居住地¹²⁴，當時華人與印尼當地人維繫著和諧的關 係，然而，往後的荷蘭殖民時期、日本佔領時期直至獨立時期，在政府有意地操 弄下，華人常常成為政府腐敗下的代罪羔羊。

荷蘭殖民時期從十七世紀初開始，殖民政府為了不讓族群間有團結對抗殖民 政府的機會，採用了「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政策，將荷屬東印度的居民 分為三個不同的團體¹²⁵：歐洲人（多為荷蘭人）、外來東方人（如華人、印度 人、阿拉伯人）、原住民。不同的團體居住地被分開，分別扮演著不同的經濟角 色，享有的特權亦不相同，此「分而治之」政策打破了殖民前華人與原住民原有 的和平共處關係，劃分了華人與原住民的族群界線，種下了原住民對華人「他 者」的刻板印象。在分而治之政策下，底層的原住民多為農夫，而華人則扮演

「中間人（middlemen）¹²⁶」的角色，替殖民政府向底層農民收稅，因此，華人

123 孔遠志(1987), pp454.

124 孔遠志(1987), pp457.

125 Frans H. Winarta (2008) “No Mor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Chinese” in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p.58.

126 Eddie Lembong (2008) “Indonesian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the Ethnic Chinese: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p.49.

自然被原住民視為殖民政府的同黨。另外，在十九世紀末之前，一些華人被賦予 獨占特權可從事具營利性但「不道德」的活動（如包稅制〔revenue farming〕），

像是鴉片銷售、賭場和當鋪經營，華人享有的這些特權，促成了華人控制經濟的 刻板印象¹²⁷。「印尼華人作為他者、菁英階層和經濟剝削者的角色仍留存於許多 印尼原住民心中」¹²⁸，在殖民時期政策的操弄之下，經濟動物及剝削者定義了華 人的形象。

在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佔領印尼時期（1942-1945）延續荷蘭殖民時期的隔離 政策，將華人與原住民劃分開來，並忽略華人內部的異質性。華人被視作一個統 一團體（海外華人），忽略僑生華人與新客華人的差別¹²⁹。此時荷蘭學校被關 閉，所有華人被迫接受華人教育，僑生華人與新客華人在被迫視為同一團體的情 況下達到高度的團結，而這樣的團結卻使得華人未能及時回應印尼的反殖民與獨 立運動(1945-1950)¹³⁰。此外，不少華人被日本人招募從事間諜行動，這樣的情況 被原住民理解為華人與邪惡的日本人合作來欺壓原住民¹³¹，但事實上華人亦是受 迫害的對象，在中日戰爭背景下，有上千位華人被處以死刑¹³²。日本佔領時期將 華人視為同一團體，輕而易舉地將僑生華人對印尼的認同拂去，加深原住民「華 人皆為外來者」的刻板印象；另外，未參與印尼獨立運動更添加了華人「曾是新 客，永世新客」¹³³的外來者形象。荷蘭殖民和日本佔領時期的政策遺留在爾後的

127 雲昌耀著，邱炫元，何景榮，陳琮淵，林育建譯（2012）。頁 41。

128 Philip Smith (2015) “Writing in the rain: Erasure, trauma, and Chinese Indonesian identity in the recent work of FX Harsono”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46.1: 121.

129 通常把從中國南來的新移民稱為新客（Totok），在當地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華僑稱為 土生華僑（Peranakan）。詳見李學民、黃昆章（2005）《印尼華僑史（古代至 1949 年）》廣東：廣 東高等教育出版社。頁 220。一般而言，印尼華人群體中的僑生華人（peranakan）已居住在印尼 幾世代，自我認同傾向為印尼，而新客華人（totok）的身份認同則傾向中國。

130 雲昌耀著，邱炫元，何景榮，陳琮淵，林育建譯（2012）。頁 45。

131 Frans H. Winarta (2008) “No Mor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Chinese” in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in Contemporary Indone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pp.59.

132 Philip Smith (2015) “Writing in the rain: Erasure, trauma, and Chinese Indonesian identity in the recent work of FX Harsono”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46.1: 121.

133 雲昌耀著，邱炫元，何景榮，陳琮淵，林育建譯（2012）。頁 193。

獨立政府，對華人的歧視與不公直接表現在政府作為與政策當中。

「分而治之」政策所造成的社會分歧持續延續到獨立後時期，政府對於華人 國籍歸化政策的頒布可分為 1946 年、1954 年以及 1958 年，這些政策無疑更加深 了原住民對於華人作為「外來者」的刻板印象，此外，歸化政策的不公使得華人 自身亦銘刻自己身為「外來者」的角色。根據黃昆章《印尼華僑華人史（1950 至 2004）》書中所列之華人國籍政策，由於在二次大戰後荷蘭重新佔領印尼國土，

面臨威脅的印尼獨立政府需要華人的支持，1946 至 1954 階段政府採取「被動」

制國籍政策，意味只要在印尼出生、連續在印尼居住 5 年、年滿 21 歲、已婚的 非印尼族裔後裔，不聲明拒絕印尼籍者則自動歸化為印尼籍公民，免去了繁瑣的 行政過程及費用，相對鼓勵華人入籍¹³⁴。然而，在 1954 年卻改實行「主動」制 的國籍政策，頒佈了《1954 年印尼共和國國籍法令草案》，此法案不承認過去按 被動制原則加入印尼國籍者的國籍，凡欲歸化為印尼籍者皆需重新申請，使得原 已歸化為印尼籍的華人又成了「外來者」，但由於申請標準、證件及手續等過程 相當繁複，部份華人或因居住地消息封閉，或因語言不通，更因證件不足而錯過 了歸化國籍的機會，爾後 1958 年頒布的新法令雖有更動，但亦承襲 1954 年法案 的精神，繼續採用主動制，明顯阻撓華人歸化為印尼國籍¹³⁵。

在蘇卡諾執政期間，頒布了第 10 號總統法令，此法令制約了華僑經濟活動 的發展，目的是擠垮華僑的原有地位，以便本國的資產階級能取而代之。¹³⁶然 而，此排華政策卻影響了印尼經濟的發展，由於華僑經營的企業與零售商已成為 印尼經濟體與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尤其在華僑資金紛紛外撤印尼之後，

134 詳細法案內容請見李學民、黃昆章（2005）。頁 18。

135 詳細法案內容請見黃昆章（2005）。頁 16-21。

136 唐慧（2006）《印度尼西亞歷屆政府華僑華人政策的形成與演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頁 147。

使得印尼的經濟情況愈趨嚴重。同時，印尼政府與許多黨派發佈了一些煽動性的 言論，「在印尼的各個角落都可以發現華僑零售商這一事實是荷蘭殖民主義政府 給予『東方外國人』集團以特權以便利用他們對付印尼當地居民這一行動的結 果。¹³⁷」並且用言語煽動人民相信是華人控制了印尼經濟──為了給印尼民族的 小商販以喘氣的機會，為了擺脫那些受荷蘭者訓練畢業出來，以擊潰印尼人民經 濟為目的的競爭者，為了建立新的經濟結構，殘餘的經濟殖民主義必須首先廢 除。¹³⁸華人經濟怪物的形象自荷蘭殖民時期延續至蘇卡諾時期，在印尼人民心中 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亦頒布禁止使用漢字、禁止外僑居留及在國內旅行等限制 華僑行動之政策¹³⁹，在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等各層面制約印尼華人發展。

除此之外，在 1961 年至 1965 年間，親共的蘇卡諾與中國關係友好，亦受到 了印尼國內右翼勢力的仇視，1963 年 5 月，在西爪哇的萬隆、茂物、蘇加巫眉等 地發生了排華騷亂，華僑和華裔印尼公民的商店和住宅遭到了襲擊。¹⁴⁰華人被視 為無差異的整體，被冠上了經濟怪物、左派人士之名。

在 1965 年 930 事件發生之後，政權移轉至持反共立場的蘇哈托，華人成了 清共行動下的受害者。930 事件究竟是政變還是反政變，至今仍無法得知，不過 按照印尼政府的說法，是一場由印尼共產黨發動而沒有成功的流血政變，六位軍 方高級將領被殺，獨漏蘇哈托將軍，蘇哈托得以發動全國性的清除共產黨員運 動。¹⁴¹流產政變迅速被歸罪於印共，在 1965 年年底，印尼政府以整肅清共之名，

137 《印尼排華與反排華鬥爭參考資料》，中國新聞社編印，1959 年。頁 43。轉引自唐慧

（2006），頁 151。

138 《印尼排華與反排華鬥爭參考資料》，中國新聞社編印，1959 年。頁 45，38。轉引自唐慧

（2006），頁 151。

139 黄昆章（2005）。頁 139-140。

140 唐慧（2006）。頁 155-156。

141 Sekretariat Negara Republik Indonesia（1994）〈Gerakan 30 September Pemberontakan Partai Komunis Indonesia〉Jakarta: Sekretariat Negara Republik Indonesia 轉引自楊聰榮（2007）《新秩序下 的混亂－從印尼暴動看華人的政治社會關係》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頁 157-158。關於 1965 年清共事件詳細經過可見黄昆章（2005），頁 147-150。Robert Cribb, Colin Brown 著，蔡百銓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