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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主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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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主要發現與討論

本研究提出了六個研究問題、四個研究假設。以下列出所有研究假設之 結果,並且進一步就主要發現進行討論與解釋。

H1-1:當閱聽人年齡層越高,其政治資訊辨偽行為之程度越高,不成立 H1-2:當閱聽人教育程度越高,其政治資訊辨偽行為之程度越高,不成立 H2-1:當閱聽人「政治資訊蒐集」動機越高,其政治資訊辨偽行為之程度越 高,成立

H2-2:當閱聽人「人際互動」動機越高,其政治資訊辨偽行為之程度越低,不 成立

H2-3:當閱聽人「娛樂消遣」動機越高,其查政治資訊辨偽行為之程度越低,

不成立

H3-1:當閱聽人素養程度越高,其政治資訊辨偽行為之程度越高,成立 H4-1:當閱聽人「內容查證動機」程度越高,其政治資訊辨偽行為之程度越 高,成立

H4-2:當閱聽人「來源查證動機」程度越高,其政治資訊辨偽行為之程度越 高,成立

壹、 政治狂熱者汲取相關資訊的平均時間更長

關於閱聽人獲取政治資訊的時間與社群媒體平台,事實上在415 位閱聽 人,一天中瀏覽政治資訊的時間相當分散,少至3 分鐘、多至 7 小時,平均 落在1 小時 27 分鐘左右。然而這份平均與傳播調查資料庫(2018)的調查相 差甚大。傳播調查資料庫顯示一天當中瀏覽網路新聞的時數平均為35 分鐘,

且並沒有限制新聞類型。研究者推測與本研究發放問卷的平台有關,由於本 研究將問卷發放至政論社團《蔡英文總統後援會》、《韓國瑜總統後援會》、

《柯文哲粉絲俱樂部》當中,且研究期間正逢總統大選,以至一天中的政治 資訊瀏覽時數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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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比起立場不同的對象,受訪者較高頻率地瀏覽與自己立場相同的對 象貼文

關於閱聽人的政治資訊瀏覽來源,其來源為社群媒體上的朋友、粉絲專 頁與社團,研究將其分為立場與自己相同和相異。分析發現可以發現閱聽人 多傾向瀏覽與自己立場相同的政治資訊,其中又因為粉絲專頁、社團的性質 是閱聽人自主加入其中才得以瀏覽內容,導致閱聽人容易只接觸、選擇性相 信與自己立場相似的資訊,容易形成「過濾泡泡」(filter bubble)(Pariser, 2011)、「同溫層」(Homophily)(McPherson, Smith-Lovin, & Cook, 2001)和

「迴聲室」(Echo chamber)(Sunstein, 2001)等現象。

參、 台灣民眾黨支持者與國民黨支持者的查證行為程度差異最大 本研究分析顯示,台灣民眾黨的支持者與國民黨的支持者兩方的查證行 為具有顯著差異,又以台灣民眾黨的支持者相對具有查核能力,國民黨的支 持者查核行為程度較低。

國民黨偏向右派、保守,與美國的兩黨制對比,又與共和黨較為相似

(傅榆、陳令洋,2019)。美國研究多指出,共和黨選民分享假新聞的次數最 多,Howard 等人(2017)證實社群媒體上瘋傳的虛假訊息確實有助於 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川普的當選。國內研究中,杜兆倫(2018)研究發現泛藍 民眾相對容易相信不利於民進黨的負面政治謠言。

因此回過頭檢視上述發現,當閱聽人僅瀏覽、相信與自己政治立場相同 的言論,且缺乏查核事實的行為,人們會在每一次的選舉當中憑著個人原有 的意志投票,卻可能渾然不知自己所支持的言論有誤。面對傳播科技的日新 月異,研究者認為資訊傳播的責任不再只是落在媒體身上,而是落在新聞資 訊流動中的每個人,閱聽人要為自己創造與流通的內容負責且被問責,對於 訊息的真實性保有批判與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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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查證動機與行動之間,忽略了閱聽人社群的真實使用情境

透過迴歸分析,研究發現「政治資訊蒐集動機」與查證行為呈正相關。

然而假設2-2「人際互動」與假設 2-3「娛樂消遣」與研究者所想的不同,前 者與查證行為呈現正相關;後者則沒有顯著相關性。

過去的研究並未直指使用動機與資訊查核間的關聯,研究者認為任何社 群媒體使用動機的閱聽人,在進行事實查核的行為之前,很可能還有本次研 究未能觀察到的現實情況所影響。劉慧雯(2018)認為在新舊媒體差異下,

不應該直接將使用舊媒體的閱聽人視為被動,而因為數位工具的功能性讓閱 聽人容易回嘴(talk back),便將使用者視為主動。換言之數位科技只是提供 機會,不代表讓「每個使用者」都轉變為主動行為者。在本研究中,研究者 即是誤判了將社群媒體做為「政治資訊蒐集」主要動機的閱聽人,誤以為他 們相對其他動機的閱聽人來說具有對真相的追求與渴望,卻沒有顧及每個主 體不同的社群使用情境。同樣地,以「人際互動」和「娛樂消遣」為主要動 機的閱聽人,也不代表其對資訊的真實性不夠重視,仍然要考量閱聽人與社 群媒體之間的使用結構,其交友範圍、加入的社群組織、互動的頻率高低等 行動,才能補足閱聽人使用社群媒體來接收政治資訊的完整面向。

研究者認為,在動機與查核之間,尚存有若干因素影響查核行為。根據 心理學家Daniel Kahneman(2018)提出「WYSIATI」(What you see is all there is)概念,意味著人們傾向不去找尋看不見的事物,寧可依靠直覺去理 解資訊,而不需要完整了解那些未知的訊息。同樣地應用在政治資訊當中,

不論是從朋友的貼文;粉絲專頁的圖文、政治人物的一段話,如果人們僅依 靠部分的元素去建構腦中的故事,極有可能忽略那些未知的相關事實。

伍、 藍綠鬥爭,台灣特殊的假新聞文化

本次研究中,研究者加入了不同政黨傾向的Facebook 社團,在當中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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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單一面向言論導致的片面訊息。舉例來說,在「決戰2020 深藍聚落」與

「韓國瑜總統後援會」社團當中,2019 年 12 月 24 日成員張貼新聞,表示

「民進黨已經通過毒品條例,校園內可以擁有50 克的毒品。」社團成員於留 言中紛紛表達不滿,認為國家會因此成為毒品國。而在「蔡英文總統會員會 總會」社團當中,則出現成員貼文表示「此次毒品修法是將20 克以下罰錢、

以上坐牢,調整為5 克以下罰錢、以上坐牢。」實則將範圍調整為更嚴苛的 狀態。雙方各擁一方,相互謾罵。

上述的狀況來自於雙方立場相左,對於同一件事情所分享的新聞媒體與 文章立場截然不同,而這正是台灣的政治環境所塑造出來的情景。台灣的政 治環境特殊性高,藍綠兩黨楚漢相爭,本就容易造成兩黨的擁護者各持己 執,再加上周邊最具爭議性的國家─中國的外力因素,《端傳媒》的報導曾指 出,因為「中國假新聞」這隻攔路虎,讓原先能聚焦討論的議題,形成在

「中國因素」烏雲下的「假新聞」與「假假新聞」的新戰場(何欣潔、李映 昕,2017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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