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聽人與資訊真偽的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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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大選期間的「披薩門」事件。華盛頓一家披薩店遭傳是「希拉蕊與其 競選團隊所領導的虐童組織大本營」，數小時內該披薩店的社群網站湧入千 則辱罵與威脅訊息、更有一名男子持槍衝進店裡，企圖解放人質。該事件 不單單只是虛假資訊的擴散，更干擾了人們的認知、製造社會恐慌。

在諸多類型的訊息中，Vosoughi 等人(2018)發現在政治、商業、科學 科技、娛樂等類別中，以政治類的假新聞表現最顯著。假新聞儼然成為一 種政治手段，透過諷刺惡搞、題文不符、照片錯置、誤導言語、虛構內容 等形式出現，當中有全然虛構的訊息，也有半真半假、時間點錯置等不全 然造假的內容，導致對閱聽人而言，並不容易判斷其真偽。為人擔憂且已 成事實的是，民眾接收不實的資訊後，誤信訊息，進一步評論、分享、甚 至透過投票影響社會，對「民主完整性」造成一定的威脅。在政治場域 中，「假新聞」更有其重要意涵，Brummette 等人（2018）認為「假新聞」

一詞超越了邏輯與討論，在社群媒體中充斥不同政黨的相似環境，在當中 交流時，假新聞儼然是用以貶低、譴責反對黨的所有訊息，無論言論真實 與否。從上所述也發現，學者對假新聞的定義可廣至與閱聽人立場不符即 稱為假新聞，也能限縮於被操弄的造假訊息，定義莫衷一是，更遑論普羅 大眾對資訊真偽的判斷有多麼艱困。

面對大量的資訊，倘若被動地接受並相信送到面前的內容，小則影響 個人認知、大則影響民眾乃至國家的安危。 CNN 記者 Busari（2017）表 示：「在這個時代，我們分享資訊、分享自己的故事，我們就是出版者，所 以我們應該要承擔責任。」閱聽人的角色不言而喻。

第三節 閱聽人與資訊真偽的辨別

九合一選舉期間，許多新聞媒體紛紛以「假新聞」為題，描述台灣的 選舉戰況。日本讀賣新聞（2018 年 10 月 4 日；轉引自中央社，2018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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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5 日）認為台灣媒體為爭取新聞點閱率而作出吸睛但不真實的內容。紐 約時報（2018 年 11 月 22 日）則報導北京利用台灣的言論自由，來散播虛 假訊息，例如未經證實的中國大規模軍事演習的畫面，以及台灣政府對滯 留日本的台灣旅客置之不理的虛假報導。而上述每一則帶有不實訊息的報 導，卻在讀者瀏覽後被廣為分享、讓更多人接收到不實資訊。

面對2020 年台灣總統大選，假新聞議題持續延燒。過去研究多重視新 聞媒體如何反映事實、真實，如何查證消息來源，然事實查核的議題不僅 限於新聞工作者如何佐證資訊，還得意識到當代社群媒體的發展，使得閱 聽人與新聞工作者的角色部分重疊。當閱聽人得以創作公開內容、分享或 被分享訊息之時，閱聽人對真實的理解與資訊真偽的判讀顯得格外重要。

Wineburg 等人（2016）研究發現，高達 93%的大學生無法分辨新聞、廣 告，並且判斷內容的真實性。學者王泰俐於自由時報（2018 年 12 月 11 日）投書指出，2018 年九合一選舉中，有半數選民在不知新聞真相的情況 下，投下了選舉票。

當似假亂真的資訊出現時，閱聽人卻難以擁有判斷真偽的能力。Pew Research Center（2016）調查顯示，大約三分之二的美國成年人（64％）表 示，對於捏造的新聞報導和事件事實感到混淆；23%表示曾經於一個月內 分享過假新聞。2016 年，史丹佛大學針對八千名初中生進行研究，發現有 高達82%的人無法辨別新聞真偽，認為廣告付費的置入性行銷也是新聞

（親子天下，2018 年 8 月 21 日）。Vosoughi 等人(2018)以 Twitter 為平台，

發現前1％的假新聞會擴散到 1,000 到 100,000 人之間，而真相的擴散卻不 及1,000 人；且假新聞的散播速度是真相的六倍之快，甚至在分享擴散方 面，假新聞比真新聞多70%的可能被分享轉推，對此 Vosoughi 等人(2018) 表示，散佈假新聞的快速與廣度，不能怪罪到機器人假帳號上，而是真實 使用者的推波助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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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瞭解閱聽人對於資訊的理解，以及是否檢驗資訊的真偽，將 從以下兩個方向著手，分別為「社群媒體政治性資訊來源與使用動機」與

「閱聽人的媒體識讀能力」。

壹、 社群媒體政治性資訊來源與使用動機

關於假新聞之所以氾濫，許多學者認為與科技的與時俱進有關。在平 台和工具易於使用的推動下，越來越多的聲音可以從不同角度傳播訊息。

社群媒體的出現，即打破了傳統新聞的生產與傳遞（Tandoc and Vos, 2015），也意味著閱聽人得以主動產製、修改、傳播、分享內容。許多帶有 特定目的、釋放消息引導風向的言論，真假與否卻無從規範，訊息的真偽 也難以判定，Boczkowski（2016）即認為，假新聞的猖獗便是歸因於人們 利用網路，可以輕鬆地進行大規模溝通，並且難以看出媒體環境中藏匿的 偏見。

又以社群媒體易於傳播的特性，使得假新聞製造的成本很低(Trend Micro, 2017)，閱聽人卻越來越仰賴社群媒體作為吸收新聞資訊的管道。

Newman（2016）調查 26 個國家，有 44%受訪者會使用 Facebook 瀏覽、討 論、分享新聞。Pew Research Center（2018）調查指出美國有 20%的成年 人表示自己常上社群媒體瀏覽新聞，相比之下，只有16%透過報紙獲取新 聞資訊。創市際市場研究（2018）針對台灣閱聽人的新聞瀏覽做出調查，

有87.6%的閱聽人透過網路來瀏覽新聞，而透過「Facebook 新聞粉絲頁／

別人分享貼文」來獲取新聞內容佔了52%。可以見得透過社群媒體來瀏覽 新聞、獲取資訊的比例儼然逐年上升。

然而社群媒體除了平台上的不同，研究者認為於社群媒體上獲取訊息 的「管道」更為重要，以Facebook 為例，在動態牆上我們能看到來自朋 友、追蹤的公眾人物、有按讚的粉絲專頁的訊息。Himelboim 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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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檢視線上的政治參與時，發現社群媒體的使用者經常與跟自己意 識形態相同的使用者互動交流，並表現出相似的語氣和價值觀。研究者認 為，在社群媒體中的政治使用，極有可能圍繞在閱聽人相似的意見小圈圈 中，阻礙了開放與不同意見的溝通，製造出同溫層，同時使得假新聞一 詞，從事實層面，轉化為意識層面。呈上述所言，研究者假定閱聽人的政 治意識形態與資訊來源，將影響對資訊的判讀。研究將調查閱聽人的政黨 傾向與資訊來源為社群媒體中的哪些管道，藉此分析來源對於閱聽人判斷 訊息真偽的影響。

過去關於政治參與的研究認為，以蒐集資訊為主要動機而上網的網 友，更有機會藉由網路獲得政治相關資訊（Kwak et al, 2001），且政治參與 度與政治知識也相較其他動機的網友高（Norris and Jones, 1998）。研究者 認為，針對政治類新聞，不同的資訊接收動機，可能影響閱聽人是否進一 步查核，故將閱聽人使用社群媒體接收政治新聞的動機，納入影響因素。

貳、 閱聽人的媒體識讀能力

當閱聽人面對新的訊息，什麼是真實和可信的判斷，多半取決於這些 新訊息與先前信念的一致性，而不是個人如何理解。Manfra 和 Holmes

（2018）指出，年輕人在網路上接收越來越多的信息，卻缺乏判斷、批判 矛盾資訊的能力。且更令人擔憂的是，受過更高教育和擁有更高政治知識 水平的人，更容易出現這種確認偏誤。王泰俐於自由時報（2018 年 12 月 11 日）投書也指出，當假新聞澄清之後，學歷在研究所以上的選民，無法 接受比例仍高達三成三。而要避免閱聽人面對資訊時的直覺判斷，需要

「解讀」的能力，則與傳播學一直以來探究的「媒體識讀」相關。一個具 備媒體識讀能力的閱聽人能批判思考自己所接收的各類媒體內容，包括來 自報章雜誌、電視、廣播、電影、廣告、電玩、網路及新興傳播科技（徐 美苓，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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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素養能力」，又稱為「媒體識讀」或是「媒介素養」，即是指個 體對於大眾傳播媒體的解讀與使用的能力，包括如何取得、分析、評估與 使用的能力（朱則剛，2005）。實證研究中，媒體素養的培養與評估也多著 重於閱聽人是否能辨識媒體訊息所傳達的動機與目的，以減少被訊息訴求 說服的機會（Hobbs, 1998）。身處網路發達、資訊爆炸的時代，網路上散 播的消息，很有可能是錯誤的、甚至是故意操縱民意的。親子天下

（2018）指出，人民應培養檢視媒體中傳播的消息是否帶有偏見或可信度 高低的能力。媒體素養能力，將深刻影響民主社會中的公民素養。故本研 究將細究新聞媒體素養，檢視當代閱聽人識讀資訊的能力，以瞭解素養高 低與辯識不實資訊能力之間的關聯。

近年對於假新聞的研究，文獻多著重於社群媒體上的政治行為影響

（Chen and Chan, 2017; Jost et al., 2018）、新聞工作者的資訊辨偽（Graves, 2016）、事實查核組織的有效性（Pavleska, 2018），台灣對於假新聞的研究 也多著墨於假新聞的樣貌（羅世宏，2018；林照真，2018）、查核機構的機 制與效果（胡元輝，2018）等，形塑了假新聞的類型、新聞組織、查核機 構乃至社群平台防範假新聞的方式與責任。然而面對假新聞，閱聽人在資 訊傳播與事實查核的重要性不容小覷，卻未曾在當今的社會與科技脈絡 下，探討社群媒體、閱聽人對資訊的認知與資訊辨偽之間的關聯性。故研 究者希望藉由以下五點研究目的，從實證面為假新聞的理論研究帶來不同 角度的討論。

一、瞭解閱聽人於社群媒體上政治性資訊使用來源與平台為何。

二、檢視閱聽人的人口特質和政治資訊真偽辨識行為的關聯。

三、檢視閱聽人的社群媒體使用動機和政治資訊真偽辨識行為的關聯。

四、檢視閱聽人的素養和政治資訊真偽辨識行為的關聯。

四、檢視閱聽人的素養和政治資訊真偽辨識行為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