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媒體與政治資訊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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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群媒體與政治資訊傳播

壹、 社群媒體與不實訊息

近年來的政治事件讓「Fake News」一詞浮上檯面。在談及當代的社群 網絡背景以前，不實訊息與政治之間的關聯一直都顯而易見，不論是第一 次世界大戰中英美的政治宣傳，亦或二戰期間，納粹和共產黨利用錯誤的 內容塑造公眾輿論（Carson, 2017）。

以新聞的形式產製的不實訊息在過去也不少見。1920 年，俄國刊登猶 太人陰謀論的偽造報導，數十家媒體將之報導；1938 年，偽裝成廣播新聞 的火星人入侵廣播劇，震撼當年的美國聽眾誤信為真（Cantril, 2005）；

2003 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前，各國媒體充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 虛假文章、偽造的證據與信件、抹黑的文章與傳言。從報章雜誌、廣播、

到電視，不論傳遞平台為何，不實訊息都具有影響閱聽人思想的能力。

網路時代讓現代人生活在資訊爆炸的社會(Edmunds & Morris, 2000)。

自1986 年，個人每天接觸到的訊息等同於 55 份報紙的內容，而 2007 年則 變為每人175 份報紙 (Hilbert, 2012)。表示在過去幾十年中，資訊暴露的程 度大幅增加且資訊來源分化。獲取資訊的方式，從過去的報章雜誌，逐漸 轉移到網際網路（Kim, Yoo-Lee＆Sin, 2011）。而近幾年，社群媒體更成為 現代人交流意見、資訊傳遞、無時無刻使用的網路工具。同一件事在不同 人的說明之下，出現各式各樣不同版本的故事，與此同時，擁有大量使用 者與互動的社群媒體，也助長了未經證實的訊息的傳遞。Boczkowski

（2016）即認為這種網路空間，導致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訊息流動，使大 量讀者觸及內容。

數位科技在過去十年改變人們閱讀新聞的習慣。從翻閱報紙改為透過 網路收看新聞；從關注報紙頭版，改為瀏覽新聞網站首頁。但當

Facebook、Twitter 等社群媒體崛起後，人們閱讀網路新聞的來源再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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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不一定是新聞網站。如《紐約時報》近兩年網站首頁流量下降將近一 半，數據指出，2011 年《紐約時報》網站首頁月流量為 1.6 億次，但 2013 年月流量僅剩 8 千萬。然而整體流量並沒有減少，顯示愈來愈多的 讀者透過社群媒體，如Facebook、Twitter 等平台上分享的文章或連結閱讀 新聞。

Chun（2017）指出，網路上的不實內容多半企圖以網路病毒式的傳播 手法來增強其可信度，最常見的便是透過社群媒體，內容往往包含誤導性 的數據圖表或如同真實新聞格式的照片。學者研究了Facebook、微博、

YouTube 等社群媒體上的不實內容傳播現象（Bessi et al, 2015; Mocanu et al, 2015），認為線上社群會形成高同質性的社區，共同分享特定的主題內容，

不論訊息是否經過證實，當社群內的信念一致，就有可能創造病毒傳播效 果。Klein＆Wueller（2017）也指出，截至目前，假新聞多是通過網路傳 播、故意製造誤導公眾，隱含故意且具有欺騙性和破壞性的訊息。

而社群內的信念相似，學者多提出容易強化「過濾泡泡」（filter

bubble）（Pariser, 2011）、「同溫層」（Homophily）（McPherson, Smith-Lovin,

& Cook, 2001）和「迴聲室」（Echo chamber）（Sunstein, 2001）等現象。日 復一日，人們容易只接觸符合自己立場的新聞，選擇性接收與相信訊息，

具有不同政治傾向的人，對於同一個議題可能會產出截然不同的想法，也 因此容易造成社會上不同政治立場的分化對立，卻難以消弭。Pew

Research Center（2016 年 10 月 25 日）指出，以政治議題為例，五成網路 使用這認為社群媒體上的討論充斥憤慨的情緒、53%認為缺乏尊重、49%

認為人們不夠文明，也顯示社群媒體並沒有促成多元開放的討論空間，淪 為情緒宣洩的平台。再加上媒體的政治立場極端，如美國Breitbart News 和 Fox News 支持極右派的報導，造成瀏覽這些媒體的選民受到偏頗的新聞，

不斷強化意識的偏見，且透過在社群媒體上與相同立場的讀者相互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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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封閉的團體（Benkler et al., 2018）。

而社群媒體中的政治資訊傳播尤其值得一探，Allcott and Gentzkow

（2017）指出，美國人在選舉期間特別依賴社群媒體來看新聞，Pew Research（2017）統計，55% 的 50 歲或以上的美國成年人依賴社群媒體 網站獲取新聞，千禧世代的年輕人則有78% 表示社群媒體是看新聞的主要 管道，顯示不同年齡層的讀者，已經有超越半數的民眾都不再將報章雜誌 等傳統媒體作為新聞攝取的主要平台。Tandoc（2018）研究也指出社群媒 體的普及著實加劇了不實新聞的問題。

利用社群媒體攝取新聞內容的使用者數量增加，台灣的社群使用者資 料雖不盡完整，從各方研究調查仍能略知一二，包含創市際市場研究

（2018）針對台灣閱聽人的新聞瀏覽做出調查，有 87.6%的閱聽人透過網 路來瀏覽新聞，而透過「Facebook 新聞粉絲頁／別人分享的貼文」來得知 新聞內容即佔了52%。路透新聞研究所（2018）發表的《2018 數位新聞報 告-台灣篇》也指出約 56%台灣網友使用 Line 或 Facebook 獲得新聞資訊。

路透新聞研究所（2018）指出，2017 年中國製造的不實新聞，透過深 受社群媒體影響的台灣媒體轉傳，助長了不實新聞的傳播。如2017 年就曾 出現中國軍方經營的社群媒體帳號釋放軍機繞台的影片，台灣媒體立刻大 篇幅轉載報導，卻沒有加以查證，後續分析才確認該內容為中國軍方刻意 散佈的不實訊息，藉以影響台灣輿論。

瑞典哥德堡大學（2018）的「數位社會」研究中，分析各國政府散播 與接收假資訊的頻率，台灣在「接收境外政府傳遞的假資訊」為世界第一 高。調查中也顯示台灣民眾在網路上有多元且頻繁的活動。使用/接收網路 媒體的普遍程度也是2018 年的全球第一名，而網路媒體所呈現的觀點相當 多元、並不侷限於政府立場、甚至各網路媒體對同一件事情會有相當不同 的詮釋與報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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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調查中並沒有分析社群使用與接收假資訊的關聯，但當社群媒體 超越電視、報紙，逐漸成為民眾瀏覽新聞的主要管道時，更需要關注新聞 內容的真偽。社群媒體宛若不實訊息的天堂，讓眾多背景不明的「假記 者」、資料不清不楚的「假媒體機構」，大肆散播偽裝成新聞的內容，以偏 頗的評論與資訊取代事實。

近年的選舉調查即顯示，Howard 等人（2018）針對 2016 美國總統大 選選前，密西根州選民Twitter 上的選舉訊息來源，25.9%的連結是來自於 專業新聞組織，而含有垃圾新聞連結的推文也佔了 25%，跟來自專業新聞 的比例幾乎相同。如果再加上俄羅斯產製的新聞內容、未經驗證過的訊 息，則高達46.5%都是不可信的宣傳性訊息。研究者認為尤其逢選舉之 際，選舉不實新聞的社群傳佈與社群使用者的政治立場和選舉意向有關 連，國內外均得以操作，形成資訊戰。

貳、 社群媒體上的政治新聞來源與使用動機

回憶 2016 年美國大選，民主黨與共和黨兩黨的政治極化生態之下，政治 傾向會影響個人評估謠言的可信度（杜兆倫，2018）。而台灣長久處於國民 黨與民進黨兩黨政治意識強烈的狀態下，藍綠對立儼然是台灣目前最主要的 政治競爭型態。在政治競爭中經常可見，藍綠雙方往往相互反對對方的政策 意見或政治論述，而這樣的戰火可不只在政治人物間蔓延，同樣會影響選民 的立場與判斷。在選舉研究中，劉正山（2009）指出，選民會主動地選擇資 訊來源，包括選擇性接觸、選擇性認知、選擇性記憶等方式來處理生活中的 政治資訊。

這樣的選擇性接觸媒體，早在 1960 以來，美國政治學界認為民眾會「取 捨」資訊，以讓選擇的內容與自己的偏好一致，也間接成為當今美國社會政 治對立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網路媒體與社群媒體興盛以前，劉正山（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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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國民黨支持者最常看的電視新聞台主要是 TVBS 和中天；民進黨支持 者最常看的電視新聞台主要是三立與民視，且發現政黨支持者傾向選擇性接 觸政治資訊。回到網路資訊滿天飛的當今，閱聽人的政黨偏好會影響他所瀏 覽的資訊，杜兆倫（2018）發現在民進黨執政期間，泛綠民眾比較不會相信 關於民進黨的負面政治謠言；然而泛藍民眾相對容易相信不利於民進黨的負 面政治謠言，且該研究也發現，社群媒體上的政治資訊傳播呈現迴聲室的情 況，政黨偏好影響著閱聽人偏好與意見一致的對象討論或分享政治議題。

「迴聲室」（echo chamber）理論提出，使用者在封閉的系統中重複交 流，加強既有的觀點、忽略不利的資訊，會無意識地犯下確認偏誤

（Sunstein, 2001）；過濾泡泡（filter bubble）則是透過社群媒體或網站的演 算法，根據使用者過去的瀏覽紀錄，主動預測使用者感興趣的內容，自動排 除立場相左的資訊，就如同無形中隔離在各自的泡泡中（Flaxman, 2016）。

Allcott 和 Gentzkow（2017）研究發現那些經常待在社群媒體中同溫層的人，

對於假新聞的接受度比較高。

在社群媒體的環境中，同質性高的人群聚時，會限制使用者的交流環境

（Housholder et al., 2014）。在台灣政黨意識分裂嚴重的情況下，極有可能限 縮了閱聽人的交流環境。過去研究多顯示政治態度，包括政黨傾向、政治效 能感等，與政治參與度有著正向關聯（Campbell et al, 1960; Muller, 1977; 王 嵩音，2017）。研究者認為閱聽人對政治的偏好，即影響著閱聽人對資訊的 選擇、感受與行動，故透過調查閱聽人在社群媒體中的政治資訊來源與其政 黨偏好，探索其資訊使用的差異。

承上述所云，網際網路成為越來越多閱聽人攝取新聞的主要來源，新聞 數位化也重塑了新聞媒體與閱聽人之間的關係（Hermida, 2011; Robinson and Deshano, 2011），由於網路平台為非新聞工作者提供了廣闊的傳播平台，透過

承上述所云，網際網路成為越來越多閱聽人攝取新聞的主要來源，新聞 數位化也重塑了新聞媒體與閱聽人之間的關係（Hermida, 2011; Robinson and Deshano, 2011），由於網路平台為非新聞工作者提供了廣闊的傳播平台，透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