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假設與統計分析

一、研究假設

本研究主要欲回答以下幾個問題：選舉制度的改變究竟對選民投票行為產生 何種影響？選制的變革如何解釋選民黨派投票的穩定與變遷？又有哪些可能影 響選民投票抉擇的因素需要加以考量？根據相關文獻的回顧以及圖 3-1 的研究架 構，本文從「選制變遷因素」、選民「個人背景特徵」、「心理態度因素」、及「對 行政與立法部門評價」等四個面向，提出若干個研究假設，待後續實證分析模型 加以檢證。

選民

選票

選項 選區

2004

SNTV

C1 C3…

V1 V2…

D1

P3…

2008

SMD

C2 C3… C1 C2 C3… P1 P2

PR SNTV SMD PR

C1 C2

…

PR

V1 V2…

SMD

SNTV PR SNTV SMD D2…

（一）選制變遷因素

依據文獻探討中 Duverger 學說與理論選擇制度論的理論基礎，選制變遷後 新舊選制的制度性差異，將影響選民投票時的策略思考與選票效益考量，進而在 新舊選制下的兩次選舉中採取不同的黨派投票行為。修憲前的 SNTV 選制屬於 複數選區，研究文獻中已廣泛證實此一制度的比例性頗佳，支持小黨的選民採取 策略投票的心理壓力較小。但在修憲後改採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區域選舉部分 的單一席次競爭容易形成兩大政黨對決，小黨選民將被迫採取策略投票以提高選 票效用，此種 Duverger 心理效應在單一選區的發酵，已在日本眾議院選舉的研 究中獲得證實（王鼎銘、郭銘峰、黃紀，2008）。因此依據學理之預期，當區域 選舉從複數選區 SNTV 改採單一選區多數決之後，以往在 SNTV 中支持主要政 黨的選民將會持續穩定支持該黨，但過去支持弱勢小黨的選民，則會轉向支持具 有競爭實力的主要大黨候選人。至於政黨比例代表選票部分，全台灣為一個比例 選區，政黨獲取席次之多寡取決於該政黨在全國第二票的得票率高低，因此小黨 支持者將採取真誠投票來幫助該小黨跨過法定分席門檻，取得分配比例代表席次 的資格。

假設1-1：選制改變後，在 SNTV 選舉中支持大黨（國民黨、民進黨）的選 民，於單一選區兩票制下也較可能穩定支持該大黨，形成如

（K,KK）與（D,DD）的穩定投票模式。

假設1-2：選制改變後，在 SNTV 選舉中支持小黨（如台聯）的選民，於單 一選區兩票制下，第一票較可能轉而支持大黨候選人，第二票則 仍投票給該小黨，形成如（T,DT）的變遷投票模式。

（二）個人背景特徵

選民個體層次的背景特徵部分，主要包括選民的年齡、性別、教育程度與省 籍。依據第二章節所回顧的相關學理可得知，年齡的差異導致個人有不同的政治 事務熟稔度，對於政黨或政治人物的心理依附感及偏好也有程度之差異，進而表 現在投票模式上有傾向穩定或變遷的不同。因此依據學理之預期，較年長選民因 有穩固的政黨認同及對政策議題立場的相關定見，在不同時間點的選舉中傾向於 在黨派支持上趨於一致，反之，年輕選民在跨時間的選舉中，易受外界因素影響

而改變黨派支持對象。性別方面，男性因對政治事務或政黨活動有較高的參與興 趣、且對於政治資訊接收的能力較強，因此容易受到資訊的變動而改變政治投票 行為，女性則可能因政治態度上傾向保守，因而傾向採取穩定的黨派投票。教育 程度方面，儘管過去研究對於教育程度與選民跨時投票之穩定與否的關係，尚未 提出明確的學理論述，但大致來說，教育程度越高的選民因具備較豐富的政治知 識，參與政治及分辨政黨間之政策與意識型態差異的能力也較高，對於國家發展 往往也持較為批判的態度（Almond and Verba, 1963; Keith et al., 1992），因此本文 預期，相較於低教育程度者的選民，高教育程度的選民應傾向於會有較高機率採 取變遷投票。

最後在省籍因素部分，如同文獻回顧中所提及，許多研究已經證實省籍與選 民黨派投票間的關係。基於歷史情感因素、威權統治時期的群體衝突等，導致本 省籍與外省籍民眾在許多政治態度與議題立場上出現相互對立的傾向。而省籍因 素也進一步投射在國民黨與民進黨在諸如統獨立場、中國/台灣本土意識上的顯 著差異，使得大陸省籍的民眾傾向於在選舉中支持國民黨（或泛藍陣營），而本 省閩南人則較可能投給本土形象較強烈的民進黨。然而必須說明的是，上述省籍 因素所導致選民黨派投票的差異，並非絕對或長期穩定不變，否則以我國本省閩 南人之比例遠較大陸各省市人高的組成結構來看，民進黨在選舉時似乎將永遠比 國民黨更具有選票優勢，這顯然與政治現實的狀況並不符合。其中可能的原因在 於，隨著社會多元發展與融合，省籍差異對選民投票選擇之影響力似已不若如個 人的政黨認同或統獨立場等因素來得顯著，唯有在其他因素控制不變的情形下，

省籍因素導致的投票差異或許才能顯現其影響。且過去相關研究皆是在單一次選 舉的範疇下討論省籍因素所造成的黨派投票差異，若是將其延伸到多個時間點的 縱貫時序研究，本文預期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省籍因素的影響會促使選民 在連續舉行的選舉中皆支持同一黨派的候選人，亦即採取穩定投票的行為模式。

假設2-1：選制改變後，年輕選民比起年長選民，較傾向在兩次選舉中採取 變遷投票。

假設2-2：選制改變後，男性選民比起女性選民，較傾向在兩次選舉中採取 變遷投票。

假設2-3：選制改變後，教育程度高的選民比教育程度低的選民，較傾向在 兩次選舉中採取變遷投票。

假設2-4：選制改變後，在其他條件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大陸各省市籍選民 傾向在兩次選舉中採取國民黨型（K,KK）穩定投票。而本省閩南 籍選民則傾向在兩次選舉中採取民進黨型（D,DD）的穩定投票。

（三）心理態度因素

從社會心理學研究途徑的觀點，選民心理層次對政治事物的態度與認知，是 影響其投票行為的關鍵因素，包括選民的「政黨認同」、「統獨立場」、「族群認同」

與「政治信任感」等。「政黨認同」是選民對於特定政黨的心理依附感或偏好，

它是許多選民在選舉競爭中，簡化各種複雜政治資訊，據以作為投票指南的一種 簡單工具。尤其當選民對眾多候選人不甚熟悉、對候選人的議題立場不瞭解時，

根據對政黨的偏好來進行投票可簡化選民投票的心理負擔。從理性選擇的觀點來 看，選民既然認同或偏好某一特定政黨，應是認為該政黨勝選後的各項政策或主 張將對其有利，因此投票給該政黨的機會也會提高。因此，就學理上而言，當選 民擁有明確的政黨認同或偏好時，將大幅提高選民投票給此政黨的機率，在連續 舉行的兩次選舉中採取穩定投票的機會也較高。反之，無特定政黨偏好的選民，

在選舉時政黨標籤將不是其考量的唯一因素，將有較高的機率在兩次選舉中支持 不同黨派的候選人。另一方面，選民對政黨之偏好亦是可能隨著時間改變的變 數，當選民在兩次選舉的過程中對藍綠政黨偏好產生改變，理論上其投票選擇也 較可能產生變遷投票的情況。

假設3-1：選制改變後，有特定政黨認同的選民傾向於投票給自己所認同的 政黨候選人，亦即在兩次選舉中採取穩定投票。無特定政黨偏好 的選民，有較高機率在兩次選舉中投票給不同政黨，形成變遷投 票模式。

假設3-2：兩次選舉過程中，藍綠政黨偏好產生變遷的選民，相較於政黨偏 好穩定一致者，較傾向於在兩次選舉中採取變遷投票的模式。

與省籍因素有著密切關係的「族群認同」與「統獨立場」變數，是台灣社會 長期以來顯著的政治分歧，在過去的選舉競爭中一直扮演著左右選民黨派投票的

重要因素。儘管就現況而言，中國人認同與台灣人認同的極端對立已日漸消弭，

取而代之的是多數人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或「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兩者都 是），純粹中國人認同的比例已屬少數，但此一分歧在選舉競爭中，仍常被政黨 與候選人拿來作為政治動員的訴求。統獨議題部分更被認為是國內兩大政黨最根 本且顯著的歧異，國民黨執政時期制訂國家統一綱領，以及主張兩岸開放並擴大 與中國各項交流的政策，甚至黨政高層往來大陸頻繁，使得在統獨的政治光譜 上，國民黨一直居於偏統的一端；而主張台灣獨立建國、強調台灣土本意識的民 進黨，則是處於統獨光譜上獨立的一端。過去許多研究指出，主張兩岸最終政治 上的統一、以及屬於中國人認同的選民，較傾向於選舉中支持國民黨或泛藍陣營 候選人，而主張台灣獨立、屬於台灣人認同的選民，則傾向支持民進黨或泛綠陣 營候選人。

若將此學理論述進一步套用在兩次選舉下的選民穩定與變遷投票，族群認同 方面認為自己「兩者都是」的選民，相較於明確歸屬於台灣人認同或中國人認同 的選民，在此議題上與政黨立場的連結較弱，因此有較高的機會在兩次選舉中支 持不同政黨；此外，在兩次選舉的過程中，族群認同產生改變的選民，亦有較高 機率形成變遷投票模式。同樣地，在統獨光譜上選擇中立或維持現狀的選民，相 較於那些明確主張統一或獨立的選民，較傾向於採取變遷投票的模式；若選民在

若將此學理論述進一步套用在兩次選舉下的選民穩定與變遷投票，族群認同 方面認為自己「兩者都是」的選民，相較於明確歸屬於台灣人認同或中國人認同 的選民，在此議題上與政黨立場的連結較弱，因此有較高的機會在兩次選舉中支 持不同政黨；此外，在兩次選舉的過程中，族群認同產生改變的選民，亦有較高 機率形成變遷投票模式。同樣地，在統獨光譜上選擇中立或維持現狀的選民，相 較於那些明確主張統一或獨立的選民，較傾向於採取變遷投票的模式；若選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