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發現

一、選舉制度變革與政黨競爭及政黨體系變化

立委選舉制度從原 SNTV 轉變為 MMM 兩票制，在制度結構上最大的差異 除了總席次大幅減半以外，應屬兩票制結構以及單一席次選區的特性，平均選 區規模從舊選制的 5.79 驟降為新選制的單一席次，從 Duverger’s law 以及理性 選民因選票效益計算而產生的策略投票等學說，可知此種制度變革將對小黨的 競選將產生抑制作用，因為單一選區傾向於導致兩大政黨的對決，除非某小黨 在該選區是屬於地區性的強勢政黨，否則一般而言小黨將難以在單一選區中與 大黨競爭。從「有效政黨數」指標來觀察，即可明顯看出在過去 SNTV 選制下，

選舉有效政黨數（ENEP）大致介於 2.5 到 4.1 之間，顯示在該選制下小黨在選 舉競爭中仍能獲得一定比例的選票，例如第五屆的 ENEP 高達 4.14，即代表著 該次選舉中乃是呈現多黨競爭的態勢。若以國會有效政黨數（ENPP）而言，從 第二屆至第六屆選舉，ENPP 呈現逐步成長，在第五屆達到最高的 3.48，意味 著以國會席次勢力分佈而言，已呈現一多黨體系的格局。換言之，在 SNTV 制 度下，小黨不論是在得票或席次上，都具有一定的競爭能力與獲席空間。反觀 新選制首次實施的第七屆立委選舉，ENEP 與 ENPP 皆呈現大幅滑落的現象，

尤其 ENPP 僅不到 2（1.75），意指國會中僅有不到兩個勢均力敵的政黨，而是 具有一擁有明顯優勢席次的政黨。

具體比較近三屆立委選舉各政黨的得票與席次消長，亦可看出選制因素對 政黨體系與政治菁英的影響。在仍屬舊選制 SNTV 的 2001 年與 2004 年立委選 舉中，親民黨與台聯在多數選區皆提名了黨籍候選人，且兩黨合計能獲得超過 20%的得票率，以及頗具比例性的國會席次，是立法院中具舉足輕重地位的在 野勢力。然而在新選制 MMM 下，親民黨早在選前便選擇與國民黨合作，放棄 以親民黨名義參與競選，另一小黨台聯在 2008 年選前的提名過程，儘管與民進 黨的協調合作破局，但也僅於 13 個單一選區提名候選人，新黨則是僅列名政黨 比例席次名單。顯示相較於過去的 SNTV 制度，MMM 選制在選前階段的政黨 提名與合作上，便已產生強烈驅使不同政黨整合或結盟的壓力，形成藍綠兩聯 盟對立競爭的態勢。新 MMM 選制不利小黨參選的制度特性，亦可從政黨菁英 的角度加以理解。從 2005 年修憲確立選制改革朝單一選區兩票制設計之後，親

民黨即爆發大規模的出走潮，現任親民黨立委「棄橘投藍」背後的理性動機，

應與選舉制度的變革應有密切的關係。小黨政治人物面對迥異於過去對小黨較

「友善」的選制，唯有加入較具競爭優勢的大黨並爭取提名，才能提高於在單 一選區中獲得勝選的機率，抑或爭取名列大黨的政黨比例名單。換言之，在選 民實際投票之前，選制變革的影響已明顯地對政黨與政治菁英產生作用。

最終之選舉結果，小黨在新選制下的第七屆立委選舉可謂全軍覆沒，新黨 與台聯皆未能跨過 5%的政黨席次門檻，台聯在 13 個參選之單一選區亦難以抗 衡兩大黨的競爭優勢。綜合上述以總體資料為基礎的選舉結果，以及整體選舉 脈絡下政黨之間的合縱連橫、政治菁英的策略行動，似乎都顯示了新選制相較 於過去的 SNTV，對我國政黨競爭與國會政黨體系，產生了顯著抑制小黨生存 的效果，呈現朝兩黨體系發展的趨勢。此一發展趨勢與學理之預期頗為相符，

由於選制比例性的降低導致政黨體系形成兩極對立的發展，然而因 MMM 選制 在台灣立委選舉目前僅有一次實施經驗，新選制對立委選舉之效應仍有待持續 觀察，但整體而言，新選制較之 SNTV 更有利於大黨應無疑義。然而，就大黨 的競爭而言，儘管第七屆選舉呈現國、民兩大政黨合計囊括總席次的 95%，且 國民黨取得 71%國會席次的絕對優勢，已符合學理上「一黨獨大」的標準（Rae, 1971），單一選區中更是以 53%得票率拿下 78%單一選區席次的壓倒性勝利，

但此種單一選區對國民黨的優勢是否會持續至往後的立委選舉，難以從目前單 一次的實施經驗加以判斷。但從學理分析來說，由於單一選區的制度特性將導 致選區形成兩大黨競爭，若民進黨能夠在往後的 SMD 選舉掌握 40%甚至 50%

以上的選票，民進黨同樣可能一舉取得多數席次之壓倒性勝利、進而改寫現行 國會藍綠版圖的藍大綠小現狀。換言之，儘管第七屆選舉呈現國民黨一黨獨大 的態勢，但本文從學說理論的觀點為基礎，預期未來 MMM 立委選制對我國政 黨體系的發展而言，仍舊有較大的可能朝向兩黨體系發展。日本實施 MMM 選 制的經驗或可作為我國政黨體系未來走向的一個比較案例。

日本從 1996 年開始實施 MMM 選制後，該國的政黨體系亦從過去 SNTV 的多黨競爭狀態，逐漸產生參與競選政黨數目縮減、有效政黨數目降低的轉變，

然而日本政黨體系朝兩大政黨體系競爭發展，乃是經歷多次國會選舉後逐步演 變的「漸進過程」，而非一步到位的制度效果（Huang, 2010）。日本於 1996 年 首次實施 MMM 選制的結果，其 ENEP 在 SMD 有 3.86、在 PR 選票則有 4.28，

而 ENPP 則有將近 3，顯示該次選舉不論在得票或席次，仍呈現多黨競爭的格 局，且日本在最近一次（2009 年）舉行的國會選舉中，SMD 的 ENEP 仍有 2.64，

PR 席次的 ENEP 則有 3.66，國會內的 ENPP 則是 2.1（Huang, 2010: 5），這兩 項指標的下降意味著日本的確朝著兩黨體系漸進地發展，且 ENPP 超過 2 代表 著除兩大政黨之外，仍舊有其他少數政黨能夠在國會中獲得部分席次。然而在 台灣的 MMM 選制，首次實施便產生顯著兩大黨競爭的立即性制度效果。箇中 原因需要更進一步進行台日兩國的跨國比較研究，但學理上兩國不同的制度結 構設計，應與上述現象有密切的關連，同樣屬於單一選區兩票並立的 MMM 選 制，但不同的制度細部設計即可能產生不同的選舉效果。日本 MMM 選制中的 雙重提名與惜敗率設計，影響著小黨是否提名候選人參選單一選區的策略思 考，選民投票時是否支持小黨候選人也受到此種制度設計的影響，理論上這種 雙重提名與惜敗率設計皆有助於小黨獲取選民的支持，而我國的 MMM 選制中 則無此種制度設計。再者，日本比例代表選區劃分方式，將全國劃分為 11 個比 例代表席次選區，對於某些具有區域色彩的小黨而言，此種劃分方式反而有助 於其在 PR 票中得到部分席次（Huang, 2010: 3；林繼文，2008），不因比例選區 過大而使得政黨票的獲席能力被稀釋。反觀台灣，新黨與台聯這兩個分別在北 部與南部地區擁有較多支持群眾的小黨，在我國以全國為一個比例代表選區的 制度設計下，實際上卻可能因 5%的高門檻，成為阻礙這兩個有區域色彩之小 黨取得比例席次的因素，倘我國的全國不分區席次依地理區域再劃分成若干個 比例代表選區，各比例代表區有固定席次且獨立計算各政黨在比例區內的 PR 得票，則或許新黨便有機會在北部的比例代表區跨越 5%的席次門檻，而台聯 亦能在南部比例代表區贏得部分的席次。而我國比例席次採取 5%的高門檻，

相較於日本採取 2%及國會議席 5 席的選前參與分席門檻（參閱註腳 47），亦是 導致台灣的小黨較難以在 MMM 選制下取得比例席次的重要因素。

綜合上述的說明，可瞭解選舉制度設計對政黨競爭與型塑政黨體系的深遠 影響，而選民在不同制度下的投票行為則是形成此一總體層次現象背後的個體 層次基礎。選民在不同時間點的立委選舉中，其黨派投票的穩定與變遷，即決 定了政黨間得票的消長，透過選舉規則將選票轉換成席次，則決定了政黨國會 席次版圖的變化。

二、選民於新舊選制下的選票流動

新選制下的兩票結構，使得選民有一致投票與分裂投票兩種不同的投票模 式。根據在定群樣本的分析，選民在 SMD 票與 PR 票採取一致投票（KK 型一 致與 DD 型一致）的比例高達 77.4%，且以條件機率來看，在 SMD 票中支持兩 大政黨的選民，超過八成皆同樣一致性地在 PR 票中支持屬意的大黨。部分採 取分裂投票的 SMD 大黨選民，也多是屬於聯盟內的政黨投票，在 PR 票中支持 同一陣營的小黨，例如 PR 票投給新黨的選民中就有 88.4%是來自 SMD 的國民 黨支持者。比較特別的是，過去學理文獻論及小黨選民的策略投票類型，多屬

「單一選區支持大黨，而比例代表選區支持小黨」，然而樣本中在 SMD 支持台 聯的選民，於 PR 票部分竟絕大多數轉而投給民進黨，顯然與學理預期的小黨 選民投票策略不同。上述提及日本在 1996 年新選制首次實施的選舉中，仍呈現 多黨競爭的格局，除了當時兩大政黨自民黨與新進黨外，小黨如民主黨、共產 黨、與社民黨，仍能取得一定比例的得票與席次，此一結果與在該次選舉中，

小黨選民儘管在 SMD 票中策略投票給自民黨，但 PR 選票上仍採真誠投票有關

（黃紀、王鼎銘、郭銘峰，2008），小黨可藉由 PR 選票取得等比例性的席次。

反觀台灣，因為小黨選民在 PR 選票上仍有顯著策略投票的現象，使得新黨與 台聯皆未能跨越分席門檻。

至於選制變革前後的兩次選舉，選民選票流動的概況，以選民在 SNTV 選

至於選制變革前後的兩次選舉，選民選票流動的概況，以選民在 SNTV 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