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民穩定與變遷投票的初探

諸如表 4-1 以政黨得票率及席次率所計算的有效政黨數、表 4-2 由中央選舉 機關所公告的選舉結果，此種屬於集體層次的數據資料可初步呈現選制變革前 後，各政黨的選票實力及在立院席次版圖消長的變化，同時從整體選舉脈絡下政 黨之間的合縱連橫、政治人物在黨際間的黨籍轉換，亦可初步瞭解選制因素對政 黨體系及政黨與政治人物等行為者的影響。然而，若欲瞭解個體層次的選民投票 行為，是否在兩次選舉中的黨派投票呈現穩定或變遷，從總體資料並無法提供足 夠的訊息，例如從表 4-2 的選舉結果來看，儘管民進黨在 2004 年與 2008 年 SMD 選舉中皆獲得超過三成五的選票，但此一資訊並無法判斷這三成五選民是否為特 定同一群人，其在新舊選制的兩次選舉穩定地投給民進黨，亦或者是這兩次選舉 中，是由不同的三成五選民選擇投給民進黨。因此，當研究者的目的是想要解釋 個人的行為時，運用個體資料進行分析仍是較佳的研究方法（Wright, 1989; 黃 紀，2001、2005），尤其若是針對同一群對象訪問數次的定群追蹤樣本，更能清 楚看出選民在兩次選舉中的選票流動狀況。本文接下來便使用 TEDS2008L 面訪 調查所蒐集的民意調查資料，其中一筆 1,380 個成功訪問的定群追蹤樣本，進行 選民在選制變革前後兩次選舉的投票行為初探分析。

定群追蹤樣本在 2004 與 2008 年兩次立委選舉，選民黨派投票的結果如表 4-4 所呈現。大體而言，此樣本的調查結果與表 4-2 的實際選舉結果相對照，在 SNTV 與 SMD 部分有些微差異，差異主要來自調查中回答投給國民黨與民進黨 兩大政黨的比例略高於實際選舉結果，回答投給小黨的選民比例則較低，此種現 象在選後進行的民意調查中並不罕見，受訪者往往會有傾向表示是投給勝選的政 黨或候選人，即使其實際投票並非投給兩大政黨，導致兩大政黨的調查結果會有 略高於實際選舉結果的情形。從調查樣本的結果來看，國民黨的得票率在這兩次 選舉中，有大幅顯著的成長，至於民進黨則是呈現衰退的現象（然而若就表 4-2 實際的選舉結果來看民進黨的得票率仍呈現微幅的成長），至於親民黨則因未在 SMD 及 PR 中提名，2004 年支持該黨的選民並沒有機會穩定投票，被迫投票給 其他政黨。究竟選民在這兩次選舉、三張選票中的投票選擇變化為何，本文首先 以 2008 年首次實施的兩票制為對象，分析選民在該次選舉中一致與分裂投票的 概況。

【表4-4】TEDS2008L 定群追蹤樣本在兩次選舉的調查結果

2004 2008

SNTV SMD PR

次數 百分比 有效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有效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有效 百分比 投票選擇

國民黨 335 24.28 37.18 569 41.23 61.05 466 33.77 52.13 民進黨 362 26.23 40.18 311 22.54 33.37 312 22.61 34.90 新黨¹ 6 0.43 0.67 -- -- -- 44 3.19 4.92 親民黨² 112 8.12 12.43 -- -- -- -- -- --台聯 51 3.70 5.66 11 0.80 1.18 34 2.46 3.80 無黨團結聯盟 5 0.36 0.55 6 0.43 0.64 4 0.29 0.45 無黨籍及其他 30 2.17 3.33 35 2.54 3.76 34 2.46 3.80 無反應 479 34.71 -- 448 32.46 486 35.22 --總計 1380 100.0 100.0 1380 100.0 100.0 1380 100.0 100.0

資料來源：TEDS2004L and TEDS2008L

說明：1.新黨在2004年的SNTV中，僅於金門縣提名，而金門縣並不包含在TEDS的調查範圍中，因此理 論上新黨在SNTV中的數值應為0。但調查結果顯示有6名受訪者回答投票給新黨，應屬選民的認 知失誤，未認知到原新黨政治人物是以國民黨籍的身份參選。

2.親民黨在2008年的SMD選區中，雖然在連江縣提名了一位候選人，但由於TEDS2008L的調查範 圍並不包含連江縣，因此SMD部分親民黨的得票沒有數值。

有別於過去 SNTV 制度的一票制，選民只針對區域選舉的候選人投票，全國 不分區的政黨席次是依各政黨在選區部分的總得票率來進行分配，選民在新選制 MMM 下，不僅可投票選出偏好的選區候選人，更可以直接在不分區席次部分投 票選擇屬意的政黨，因此選民可能在這兩票皆支持同一政黨形成一致投票，亦可 能因各種因素的考量而選擇支持不同政黨，兩票間形成分裂投票的型態。此種混 合制下兩票的結構，對選民投票選擇而言，究竟是不同制度結構下的獨立決定，

還是存在彼此相互影響的效果，引起學界諸多的討論（Cox and Schoppa. 2002;

Herron and Nishikawa, 2001; Huang, Chen, and Chou, 2008; 陳陸輝、周應龍，

2008）。學理上，若此一連動效果（或稱感染效果）的確存在，則選民將傾向於 在混合選制中的兩票採取一致投票；反之，若兩票之間乃相互獨立，則依據相關 學理，由於單一選區及比例代表的不同制度特性，小黨支持者的投票選擇將因策

略性投票而形成分裂投票模式。以下便以交叉列聯表來探討選民在 2008 年兩票 Pearson’s X²=567.585; df=12; p<0.001

Cramer’s V=0.471 資料來源：TEDS2008L

SMD 選舉中支持國、民兩大黨的選民，皆有超過八成的比例在 PR 選票中亦一 致地支持兩大黨，兩大黨一致投票類型便佔了總樣本的 77.4%（=49.3%+28.1%）， 換言之，SMD 中的大黨支持者轉而在 PR 選票中支持其他政黨的分裂投票仍屬 少數，顯見此次選舉兩大政黨競爭的態勢頗為明顯。然而就小黨選民而言，其一 致投票的比例則大幅降低，由於新黨未提名 SMD 候選人，新黨 PR 票支持者並 無機會採取一致投票（亦即學理上的「無機會選民」）。而台聯雖然在 13 個選區 提名了黨籍候選人，但從表 4-5 的結果發現，10 位在 SMD 中投給台聯的受訪者，

只有一位選民採取一致投票，其餘皆在 PR 選票中轉而投給民進黨。其他在 SMD 選區中支持其餘規模更小之政黨的選民，亦有高達 75%（=35%+40%）在 PR 選 票中投給國、民兩大政黨，此一分裂投票型態似乎與 Duverger 學理之預期有所 不符，過去文獻中較常見的分裂投票類型，都是小黨支持者在勝選機會不高的 SMD 中策略投票給大黨候選人，至於 PR 選票因具較佳比例性而支持原屬意之 小黨，因此理論上若在 SMD 中採真誠投票死忠地投給小黨，則其 PR 選票應也 有較高的機會支持小黨。因此本文以為，以 SMD 票支持台聯的選民為例，其分 裂投票類型或許與政黨比例席次具有 5%法定門檻的制度設計有關，因考量台聯 難以在政黨票中跨過分配席次門檻而導致選票浪費，因此轉而投給同屬泛綠陣營 的民進黨，提高民進黨獲取更多政黨比例席次的機會。然而，除了制度層次之因 素可能是導致上述現象的重要原因之外，當然亦無法完全排除其他非制度因素之 影響。例如在 SMD 中投票給台聯候選人的選民，其可能是基於對候選人個人的 偏好，而非該候選人的黨籍，亦即屬於候選人取向而非政黨取向，因此即使其投 票支持 SMD 台聯候選人，在 PR 票中支持民進黨也可能是反映選民真實偏好的 一種真誠投票結果。

觀察表 4-5 中分裂投票的類型亦可發現，選民即使將兩張選票投給不同政 黨，但仍多屬於投給「同一政黨聯盟」的分裂投票類型。就泛藍陣營內的分裂投 票來看，政黨票支持新黨的選民，有高達 88.4%在 SMD 中投給國民黨，顯示有 極高比例的新黨支持者在沒有機會一致投票的情況下，在單一選區的兩大黨對決 中將選票投給同一陣營的國民黨。而國民黨在 SMD 的支持者亦有 7.4%在 PR 票 中投給新黨，期望幫助新黨跨越分席門檻以求得政黨聯盟席次的極大化。而泛綠 陣營內的選票轉移，表現在台聯政黨票中約 57%是來自民進黨 SMD 的支持者，

但亦有 32%的台聯 PR 支持者，在 SMD 中是投給國民黨，顯示相較於泛藍陣營 支持者高度聯盟投票的取向，台聯 PR 支持者在 SMD 選票的投票選擇較為分歧。

民進黨 SMD 支持者中在政黨票投給台聯的比例（5.6%）甚至少於投給國民黨

（6.6%）。綜合上述分析，在 MMM 新選制的兩票結構下，選民黨派投票的一致 性很高，分裂投票型態也多是呈現同一陣營內的選票分裂，尤其選民在國民黨與 新黨間的聯盟投票傾向要比泛綠兩政黨間的聯盟投票更加顯著。

選民高度一致性地投票支持兩大政黨，即使有小部分比例的分裂投票，亦是 在藍綠政黨聯盟內的選票轉移，顯示新選舉制度相較於過去的複數選區 SNTV，

的確使我國政黨體系往兩黨競爭的格局發展（國會有效政黨數僅 1.75），上述的 分析即是此一總體層次現象的個體基礎。而此種選民投票集中化、政黨體系兩黨 化的趨勢，選民層次的選票流動是重要因素，然而此一現象亦非是在新選制實施 後才發生，從本章第一節的分析便可瞭解，在 2008 年立委選舉舉行之前，制度 變革的確立已開始對政黨及政治菁英產生影響，單一選區的特性促使政黨在選前 尋求結盟與合作的制度效果，使得多數選區在選前便已形成兩大政黨候選人對決 的態勢，大選時選民便根據原屬意政黨的聯盟而在國、民兩大黨中做出投票選 擇。至於比例代表席次的政黨票，使得如新黨、台聯、無黨聯盟等規模較小政黨，

即使在 SMD 中必須與大黨結盟合作，仍希望能藉由 PR 票之比例特性來取得席 次，只是我國比例代表席次的比例偏低，再加上 5%的席次門檻，皆對整體選制 的比例性及選民在 PR 票的投票思考產生影響。換言之，選制變遷的影響力乃先 後發生在政黨與選民兩個層面，新舊選制不同的制度結構左右了政黨與菁英的策 略思考與互動，而選民則根據新選舉制度的遊戲規則在所擁有的政黨選項中作出 理性的投票決定。此一現象亦是呼應理性選擇制度論所主張，要解釋重要的政治 現象，必須從理性行為者如政黨、政治菁英與選民，其在特定制度結構下的策略

即使在 SMD 中必須與大黨結盟合作，仍希望能藉由 PR 票之比例特性來取得席 次，只是我國比例代表席次的比例偏低，再加上 5%的席次門檻，皆對整體選制 的比例性及選民在 PR 票的投票思考產生影響。換言之，選制變遷的影響力乃先 後發生在政黨與選民兩個層面，新舊選制不同的制度結構左右了政黨與菁英的策 略思考與互動，而選民則根據新選舉制度的遊戲規則在所擁有的政黨選項中作出 理性的投票決定。此一現象亦是呼應理性選擇制度論所主張，要解釋重要的政治 現象，必須從理性行為者如政黨、政治菁英與選民，其在特定制度結構下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