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

第二節 研究動機

一、對歷史記憶的省思及詮釋

2015 年 4 月 17 日，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王逸群主任在園區「鄉土人間與台 灣」特展的開幕致詞中說到，國家人權博物館的目標，是希望「不論何種政治立 場的人，透過這一個人權溝通的平台，能否激盪出新的發展、新的未來」。參加 開幕的來賓也表示，不論是展示中的《人間雜誌》，或是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本身，

皆是，且必須是以「關懷社會、尋求真相、追求平等、以人為本」為主旨。如今，

有不少過往的政治受難者回到園區做志工，希望以他們的親身經歷，為參訪者進 行導覽，並鼓勵人們了解台灣這段傷痛的歷史。其中，受難者陳新吉先生曾表示，

在經過數十年的政治黑牢、出獄沉澱心情後，他選擇放下仇恨，並引用 1984 年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的大主教德斯蒙德‧杜圖（Desmond Mpilo Tutu）所言：

「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因此回到園區，做歷史的見證人，也協助記錄過往 的一絲真相，著作回憶錄《馬鞍藤的春天》（賴月貴，2014）。

陳香君藉由對二二八紀念美展的分析，探討二二八事件。除發覺到充滿父權 理念、排除女性的歷史論述架構外，事件所帶來的創傷結構與社會中的集體遺忘，

更是對往後台灣文化的表現帶來深遠影響。白色恐怖何嘗不是如此？在台灣的歷 史上、社會中畫下深深的傷痕，久久未能平復。唯有透過對創傷的見證及聆聽，

創傷結構的循環才有可能改變、超越（陳香君，2014）。

然，歷史創傷倚賴記憶而延續，如何去記憶、理解歷史因而至關重要。丹尼 爾‧威靈漢（Daniel Willingham）認為，記憶是思考的殘餘（Memory is residue of thought.）。人們的記憶並不是他們想要記得、或試著記得的產物；他們所能記得 的，是花最多時間進行思考的部分（Willingham, 2009）。也因此，歷史創傷的銘 記，並非透過一昧的展示與紀念，更需要的是討論、思辯的過程，深刻的理解歷 史創傷的脈絡，以及目前普遍被賦予的意義詮釋。

研究者在數次參訪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經驗中，恰巧遇見幾次中學生參訪。

對於這些學生來說，白色恐怖這段歷史究竟代表著什麼？他們在參訪當中又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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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什麼樣的訊息呢？最近剛好適逢中學歷史、公民課程課綱微調的事件，曾參 與規劃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綠島人權園區的曹欽榮，即對此提出呼籲與警示，希 望大眾能關注課綱微調，國家也不能因為政治利益，而不去面對真實的歷史（曹 欽榮，2015）。雖然新課綱並未刪去二二八、白色恐怖的內容，然而內容的簡化 與脫離原本脈絡的敘述，淡化了這些史事對於台灣各方面的影響，也被認為是服 膺執政黨的政治利益，再現其威權思維。秉持對於歷史事實的追求與記憶，以及 人權教育的理念闡發，歷史的詮釋顯然變得至關重要。

長久以來，人們對歷史的解釋，傾向於下評斷，而不是充分的去「了解」（Bloch, 1989）。這使得我們容易對一件史事立下好壞判準，進而可能扭曲反方的敘述，

甚至出現以今非古的評論，以配合自身傾向的立場、方向。法國年鑑學派史家馬 克‧布洛克（Marc Bloch）曾對歷史的解釋與評價說道：

如果評價只是跟著解釋而來，讀者還可以只瞄一下。不幸的是，好下評斷的 習慣導致喪失解釋的口味。對過去的熱情交織著當代的偏見，人類的真實遂 被化約成一幅黑白圖畫。（Bloch,1989：132）。

布洛克也承認，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不可能是沒有情緒的，而有主觀情緒的 史家所書寫的歷史，也必然含有其主觀的選擇判斷與立場。因此，歷史也可說是 一套專家所論述的知識系統。傅柯（Michel Foucault）（1992）在其《規訓與懲罰》

一書中提到「權力產生知識」、「知識就是權力」，這類知識權力相互指涉的概念。

傅柯致力於探討知識系統的運作，探究知識如何將不同的群體置入權力的網絡中。

在其著述中，傅柯檢視如醫生、精神學家、犯罪學家等專業人士，透過其專業權 威的知識來建立出被認可、信奉的論述（Smith, 2004）。而這種以知識論述主導 權力行使的模式即為「規訓」（discipline），透過在特殊機構中（如監獄、學校等）， 進行理性的監控、管制技術與對身體的訓練，將權力運作下的知識論述內化到自 身中進行自我控管（Foucault, 1992）。

以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為例，其前身景美看守所是現代化監獄管理體系的產物，

建築在設計上是用以規訓入監者，透過限制身體行動、對人犯的監控，達成傅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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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中的規訓概念；外部當權者對於監獄場所、政治犯的論述形構，也部分加重 了入監者的自我指涉。白色恐怖當時的國民政府對其統治具有威脅、進行批判的 人，並冠上政治犯、叛亂犯之名進行逮捕、審判。景美看守所也負責羈押這些政 治犯，因此看守所可視為是威權的體現、侵害人權的象徵符號，而國家的意識形 態也就立基於排除異己的威權統治。

而隨著時間演進，政治局勢改變，看守所不再具備原先的使用功能，過去曾 經「在場」的被規訓對象轉為「不在場」，作為推廣教育、使大眾認識白色恐怖 歷史的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要如何使參訪的民眾能有所感，進而去思索、理解這 段歷史及其意義？

阿圖塞（Louis Althusser）所提出的「召喚」（interpellation）理論提供一個 思考的切入點。召喚是意識形態安置個人的一個過程，而意識形態並非僅是一個 概念，而是所謂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SAs）的具體 實踐（Storey, 2003）。包含教育、宗教、媒體與消費文化等，透過設計一個知覺、

體驗的形式與構件，如儀式、習俗、行為模式或思考方式，使個體感受到被召喚，

進而收編為主體，並做出相應的回應。

博物館作為提供社會教育的重鎮，在其展示規劃上有著部份慣用的模式。國 內外以歷史、記憶為展示主題的博物館，在透過對主題的探查、研究後，常利用 歷史情境的設計、歷史物件的陳列等手法，策畫出能引發觀眾的歷史想像與情感 認同的展示，進而收編觀眾於博物館所欲呈現的論述中。也因此展示策略的規劃、

應用，即是一種召喚的設計。

陳佳利（2007c）在其著作中討論到記憶與創傷的博物館，提出博物館展示 的創傷經歷三個時間，第一時間為使參觀者經由展示，模擬、想像而產生虛擬創 傷體驗；第二時間則提供詮釋架構，讓參觀者能詮釋、理解創傷災難的意義；第 三時間則為「永劫回歸」（eternal returns），藉由不斷重複的討論與詮釋而達成，

且會隨社會情境脈絡而改變（陳佳利，2007c）。此類能誘發不在歷史現場的參觀 者的歷史想像，進而神入歷史，形成感同身受的感觸：觀眾隨著參觀的進行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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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該段歷史的主體，即是博物館展示的收編過程。

二、景美人權文化園區與召喚

回到本研究的目標場域上，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以歷史場景重現、政治受難者 的苦難記憶為展示主軸，其中涉及到論述觀點的選擇、傳達策略的規劃，以及展 示手法的設計，適於應用召喚觀點，對其構件一一進行分析。

召喚理論在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展示的作用方式，是透過園區籌備處的展示 設計，將已「不在場」的歷史，再現為「在場」，讓觀眾得以跨過時空的障礙，「看」

見歷史。而在這過程當中，籌備處的召喚設計，必然有其要突顯的重點，也可能 有在召喚中被隱藏的部分。

園區在設計一個歷史的召喚的過程，必然需要運用一系列的再現

（representation）系統，呈現的內容與面相自然會依據設計者的立場而有所不同。

而召喚又可大略分為訊息產製與接收兩方面。本研究則主要著重以召喚的觀點對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的訊息產製部分進行分析，希望藉此理解園區的策展策略與手 法，及其背後所隱含的意義，甚至歸納出其中的蘊含的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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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