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與過去的戰爭性質已經大大不同。由 於參戰國數量增加、牽涉的範圍更廣、投入的人力、物力相較於以往 的傳統戰爭大大不同，也因此被認為具有「總體戰」的性質。在總體 戰之下，所有的民眾幾乎都在動員之列，傾盡全國各種力量就為了贏 得戰爭。昭和12年（1937年）開始的中日戰爭便在這種背景之下展開，
並已具備了「總體戰」的特性。
明治維新後，日本為了壓制反對勢力，解決資本主義發展困境，
原本就亟亟於對外擴張與軍備戰爭。政府與知識份子為了確保帝國的 生存空間，必須不斷的尋找新的敵人，並且鼓動一場又一場規模越來 越大的戰爭。台灣剛好在這個階段被編入日本帝國的一環，成為日本 殖民地，而且被迫承受近代戰爭動員，執行帝國臣民應盡的義務，甚 至因為身為殖民地而遭受比日本本土更嚴格的控制。
昭和12年（1937年）7月中日雙方以「蘆溝橋事件」作為導火線正 式開打後，8月15日台灣軍司令部宣布台灣進入戰時體制，不久後台灣 總督府便設置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總督府總務長官森岡二郎更透過 收音機發表如下的談話：
「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應該作為台灣的根本，何況與內地相比，
具有不一樣意義的重要性，也就是這個運動應該是使本島人作為真正 日本人的所謂皇民化運動，以及是成為南方據點台灣、躍進台灣推進 力的運動。」1
此後戰爭越發激烈，到了昭和16年（1941年）後由於英美援助中 國，戰爭範圍更加擴大，參戰的國家也更為複雜，進入所謂太平洋戰 爭時期，日本針對此局勢更將戰爭形塑成一場建立「大東亞共容圈」，
建設亞洲一體的大東亞共容新秩序，以對抗英美的資本主義，直到昭 和20年（1945年）戰爭結束。
從戰爭史的角度來看，由於昭和12年（1937年）7月展開的侵華戰 爭不論在中日兩國的歷史中，亦或是國際歷史發展上都具有重要的意 義，殖民政府在此時期如何動員殖民地人民便成為學者研究的重要議 題。若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此時期的同化政策對台灣人在語言、宗教、
民族認同等各方面的影響，更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領域。
現代戰爭是一個總體戰，也因此國家進入戰時體制時，對於人民 的動員便不只包括物資，也包含了精神層面。1930年代日本逐漸形成 一種國防國家理念：「政治、經濟、國民生活、文化、教育等一切國家 國民全部領域的總活力皆集結於國防上，以獲取最高度的發揮，這種 結構下的國家即為國防國家，外交、競技、科學、思想、社會事業、
家庭生活、電影、音樂甚至體育都應從屬於戰爭，並依據國防而存在。
國民並非以個人獨立存在，而是附隨國家而存在，同時永久存活於國
1 竹內清，《事變と台灣人》（台北：台灣新民報社，1947年再版），頁87-88。
家的胎盤中。」2自此開始，在「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的目標之下， 多，共有601,147人應徵1,000個左右的名額。4當然，這個志願兵的例 子並不能完全代表當時同化及動員的成效，但也能稍微反應日本動員
大為提昇，傳統戰爭中少見的「文化動員」、「宣傳工作」，都被強力擴 充並且納入「總體戰」的內涵之中，也就是所謂的「文化戰」、「宣傳 戰」，並且利用各種新興的宣傳工具在戰爭中發揮令人無法忽視的影響 力。
宣傳（propaganda）最中性的意義指的是傳播或促進特定的觀念。
在拉丁文中，宣傳指的是「繁殖」或「播種」，直到羅馬教皇格里高里 十五世為了對抗新教改革運動，在1622年將一支由梵諦岡教廷創立的 傳 教 士 組 織 命 名 為 「 信 仰 傳 播 聖 會 」（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人們才開始賦予「宣傳」（Propaganda）一字負面的意思。宣傳 一詞除了不道德的、有害的、不正當的手法等說法外，也常定義為「組 織性的說服」（organized persuasion），史普魯爾（Sproule）也曾提出相 似的定義，指出宣傳是一種含有隱藏的意圖，「宣傳表示的是大型組織 或團體為特殊利益而說服公眾的手段，透過結合大規模引人注意的論 點，以隱瞞其說服的目的缺乏充分支持的論述。」當宣傳一詞的用法 強調的是「目的」時，它便和控制扯上關係，並被認為是為了宣傳者 的利益，而計畫性地企圖改變或維持權力的平衡，也就是說「對閱聽 人發送出帶有相關目的的意識型態」。而宣傳的最終目標則是尋求外在 行為和行為模式的控制，用來維持權力或改變閱聽人的行為，由說服 者和宣傳者所設定好的閱聽人，做出如投票、購買產品、選擇娛樂、
參加組織、為某種原因戰鬥、捐錢給某個組織。5
戰爭宣傳（war propaganda）這個詞的近代意義出現在第一次世界
5 Garth S. Josett、Victoria O’Donnel著，陳彥希、林嘉玫、張庭譽譯，《宣傳與說服》
（台北：韋伯文化，2003年），頁2-6。
大戰。當時，歐洲國家和美國為了動員全國國民，達到戰爭的目的，
透過各種傳播管道（新聞報紙、電影、收音機、唱片、書籍、海報、
看板、演講、謠言、教會講道）大肆宣揚愛國主義，並極盡醜化敵人 之能事。其中英國被認為是較早展開戰爭宣傳工作的，因為一次大戰 爆發時，英國不像其他的歐陸國家實施徵兵制，因此他要動員軍隊參 戰時勢必得利用更多的政治力量。之後各國陸續成立一些宣傳組織，
如英國「戰爭宣傳局」（War propaganda Bureau）的成立；6美國則成立
「公共情報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進行戰爭宣傳 工作。由於此時的戰爭宣傳非常有效，因此帶動了所謂的「宣傳學」
研究，並引起之後不少國家的效尤。7
日本自從明治維新之後便開始吸收西方文化，自然深受西方影 響，例如航空運輸，便是當時非常新穎的宣傳工具，運用飛機宣傳博 覽會活動，最早見於1933年芝加哥博覽會，昭和10年（1935年）台灣 博覽會也想這項最新穎的宣傳方式派上用場。台灣最早成立的航空宣 傳部門，屬台灣國防義會，除了普及航空思想、訓練飛行人員外，在 昭和9年（1934年）12月開辦了廣告飛行業務，空飄廣告傳單。8昭和 12年（1937年）進入戰時體制後，日本政府在推行各項運動時，均有 注意到戰爭宣傳（war propaganda）的重要。早在昭和10、11年（1935、
1936年）間，「台灣軍司令部後援會」即開始發行宣傳明信片，以對外
6 Garth S. Josett、Victoria O’Donnel著，陳彥希、林嘉玫、張庭譽譯，《宣傳與說服》
（台北：韋伯文化，2003年），頁211-212。
7 周婉窈，〈美與死—日本領台末期的戰爭語言〉，收於《台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 與研究》（台北：中研院台史所籌備處，1997年），頁96。
8 程佳惠，《台灣史上第一大博覽會：1935年魅力台灣SHOW》（台北：遠流出版，
籌募捐款充實軍備；國民精神總動員時期，便有進行許多包括動態、
感覺器官。視覺性資訊最廣泛，也最迅速，其傳達功能優於其他類型 的資訊。《看的方法》（Ways of seeing）這本書中曾提到：「看先於語言，
小孩在會說話之前便已學會辨識。」，12由此可知，圖像語言是人類基 本的溝通符號。而以視覺符號（Symbol）或記號（Sign）為傳達媒介 將訊息視覺化，達到溝通、傳遞的功能，即為「視覺傳達」。13在視覺 傳達領域中，圖像符號已成為一種使用最為頻繁的視覺語彙，其傳達 內涵與成效絕非語言、文字或其他元素所能取代。
除了圖像符號本身是一種易於傳達訊息的形式外，若考慮到戰爭 宣傳的對象，則更可凸顯圖像宣傳品的重要性。戰爭時期的宣傳不論 是敵前宣傳、國際宣傳或是針對國內的宣傳，所宣傳的對象大多是平 民，學者保羅‧史密斯（Paul A. Smith, Jr.）對於戰爭宣傳曾說：「『宣 傳』是由平民所從事的政治作戰，為國家的使命而效勞，包括意識型 態的目的，對象是群眾、通常是針對平民百姓。」14。文字的宣傳雖然 是有效的方式之一，但是溝通如要有效，就必須在廣大的閱聽人也識 字的前提之下才能成立。二十世紀前期，教育仍然不是那麼普及，並 非所有的大眾都能夠了解或者掌握文字所表達的直接意涵或隱喻，日 治後期，日本政府雖然加強日語教育的推動，使台灣人日文識字率提 升，但實際上大部分的民眾教育程度並不高，對於日文的使用與了解 並不深入。因此圖像在宣傳上所能發揮的效果就更是文字語言所無法
12 蕭湘文，《漫畫研究：傳播觀點的檢視》（台北：五南出版社，2002年），頁13。
13 林俊良，《視覺傳達設計概說》（台北：藝風堂，2004年），頁6-8。
14 Paul A. Smith, Jr., On Political War (Washington:M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erss,1989)，Chapter 8。轉引自張靜如，〈宣傳戰的理論與實際〉，《中正嶺學術研 究集刊》特刊，2007年6月，頁280。
比擬的。從這個角度來出發，日治末期所發行的圖像宣傳品便有了重 要的歷史意義，尤其是在二十世紀以來各國紛紛重視宣傳工作的背景 之下，日本政府是否也能夠利用宣傳組織的成立與運作，並且製作、
發佈宣傳圖像進行宣傳？再來這些宣傳圖像又以何種呈現方式、透漏 了何種訊息給大眾，來灌輸台灣民眾戰爭所需的意識型態，進而達到 動員的最終目的，便是本論文所期盼能夠進一步去探討並深入了解的 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