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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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喜獲麟兒是最幸福不過的事了，許多人形容，小孩像是甜蜜的負擔，看著他 們天真無邪的可愛模樣，好像再辛苦的日子都能咬牙撐過。然而，多數照顧者也 有著同樣的困擾，也就是從孩子出生開始，自己的睡眠便受到非常大的影響，夜 晚常無法獲得充分的休息。父母主觀抱怨最多的困擾包括安撫孩子入睡的困難、
孩子半夜醒來次數頻繁，或夜醒後難以被安撫的狀況 ( Mindell, Kuan et al., 2006 ) 。根據過去研究顯示，三歲以前的嬰幼兒，大約有 20-40% 被認為有睡眠 問題 ( Adair, Bauchner, Philipp, Levenson, & Zuckerman, 1991; Ottaviano, Giannotti, Cortesi, Bruni, & Ottaviano, 1996; Petit, Touchette, Tremblay, Boivin, & Montplaisir, 2007; Sadeh, 2004; Wake et al., 2006 )，台灣北部針對嬰幼兒睡眠問題進行調查，
亦發現在6 個月至 3 歲的嬰幼兒當中，半夜醒來超過一次的比例為 20%-40.9%，
入睡時間超過30 分鐘的比例甚至高達 79.7-86.7% ( Chou, 2007 )，且有一至兩成 的照顧者為嬰幼兒睡眠問題感到嚴重困擾（張哲虹、穆淑琪、周舒翎、楊建銘，
2010），此一問題在國外已經漸漸受到重視，但台灣目前仍較少研究者關注此議 題。
透過跨文化研究發現，嬰幼兒睡眠問題有顯著的文化差異。在亞洲國家中，
嬰幼兒睡眠問題的比例顯著較高，而嬰幼兒的睡眠習慣、睡眠環境安排、以及父 母的照顧行為亦存在顯著的差異 ( Mindell, Sadeh, Wiegand, How, & Goh, 2010 ) 。 若單純比較亞洲部分國家與台灣嬰幼兒睡眠問題的現況時，可以發現嬰幼兒的睡 眠型態沒有太大的差距，台灣、日本及韓國孩子與父母同床同房（co-sleep）的 比例皆為六至七成；入睡時間大於30 分鐘的比例皆為兩成左右；但照顧者對嬰 幼兒睡眠問題的主觀感受卻有明顯的差異，例如：安撫入睡困難的問題，在日本 及韓國的比例比台灣多了近一倍（台灣、日本及韓國分別為14.73%、28.44%及 29.06%），但父母主觀報告孩子有睡眠問題的比例，台灣卻較日本及韓國都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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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甚至比日本多了三倍以上（台灣、日本及韓國分別為71.65%、19.61%、46.91%;
Kohyama, Mindell, & Sadeh, 2011; Mindell, Sadeh, Wiegand, et al., 2010）。政大睡 眠實驗室於101 年 10-12 月間進行前驅研究（pilot study）的結果中亦發現，照顧 者對於嬰幼兒睡眠問題的主觀感受與嬰幼兒睡眠狀態（如：安撫入睡的時間長度、
半夜醒來的次數、夜醒再入睡耗時以及睡眠問題發生的頻率等）有不一致的現象，
台灣照顧者自評因嬰幼兒睡眠問題感到「嚴重困擾」的人當中，僅5.7-9.2%其孩 子的睡眠狀態符合Mindell 等人 ( 2006 ) 對兒童失眠的定義，並同時符合安撫入 睡的時間超過30 分鐘且每周超過 3 天以上，或半夜醒來的次數每晚超過 3 次且 每周超過3 天的研究標準；然而，有 7.5-14.5%的照顧者，其孩子睡眠狀態並未 符合上述的研究標準，但照顧者仍感到嚴重的困擾（Chang & Yang, 2013），顯示 照顧者主觀感到困擾的來源可能不完全來自於孩子的睡眠問題。若依照過去研究 的概念來思考，嬰幼兒的睡眠狀態是父母報告孩子有睡眠問題的依據 ( Hiscock
& Wake, 2001 )，也是讓照顧者感到困擾的主要原因 ( Gelman & King, 2001;
McDaniel & Teti, 2012; Sadeh, 2001 )。因此，西方國家許多研究的重點在探討行 為取向治療法的療效，透過治療的介入，能有效改善嬰幼兒睡眠問題與降低照顧 者的困擾 ( Mindel et al., 2006 )。若台灣照顧者主觀感到困擾的來源不完全是嬰 幼兒的睡眠問題，在後續處預及治療的重點可能就會與西方國家有所不同，因此 有必要先將台灣嬰幼兒睡眠問題的現象做釐清，再進一步思考如何協助台灣照顧 者降低其主觀困擾程度。
根據過去研究者的推論，不同社會文化下所認定的嬰幼兒睡眠常態、照顧者 對嬰幼兒睡眠問題的認知、情緒狀態等自身及社會環境因素，皆有可能影響照顧 者認為孩子有睡眠問題與否，以及主觀感到困擾的程度 ( Sadeh, Mindell, &
Rivera, 2011; Scott & Richards, 1990 ) 。因此，我們可以將可能影響照顧者主觀 感受的因素分為兩大類來探討：一是外在環境因素（如：社會文化與環境的影響）， 二是個人因素（如：照顧者的情緒、對嬰幼兒睡眠問題的知覺等；Owens & Mindell, 2011 )。外在環境因素的部分，在台灣文化下，三代同堂、與孩子一起睡（同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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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房）的比例顯著高於西方國家 ( Mindell et al., 2010 )，可能是明顯影響的因 素，前驅研究的分析結果亦支持我們的推論，與孩子一起睡與否在嬰幼兒睡眠狀 態與照顧者主觀困擾程度之間扮演著調節變項的角色，而三代同堂的調節效果則 是趨於顯著。然而，居住在三代同堂的家庭中，究竟為何會影響照顧者的主觀感 受呢？是照顧者容易擔心孩子的哭鬧影響到家中長輩，還是照顧者需要顧及祖輩 的意見，較無法依照自己的方式照顧孩子而感到困擾？根據過去研究顯示，台灣 照顧者知覺與祖輩教養行為的一致性，與照顧者生活滿意度呈正相關（王春美，
2001），雖然該研究並未針對嬰幼兒睡眠照顧行為進行討論，但或許可以推論，
與祖輩相處的議題亦可能影響照顧者的主觀感受。若照顧者認為孩子半夜醒來哭 沒關係，讓他哭一下就能自己再睡著，但此時祖輩要求不要讓小孩哭，一哭就要 抱起來安撫，照顧者便可能因為無法按照自己的習慣來照顧孩子而影響其主觀困 擾程度，因此，與祖輩教養態度的一致性將為本研究探討的變項之一。此外，過 去研究發現，新手媽媽的親職壓力與配偶支持有顯著的負相關（劉百純，2009），
在臨床上亦常聽到照顧者提及自己與配偶對於教養態度不一致所產生的困擾，因 此，除了探討照顧者與祖輩教養態度的一致性外，亦將照顧者與配偶對教養態度 的一致性納入討論。
除了外在環境因素外，照顧者個人因素是本研究關注的另一個重點。首先，
分析前驅研究的結果發現，嬰幼兒睡眠狀態會透過照顧者睡眠品質的中介，影響 其主觀感到困擾的程度。除睡眠品質的影響外，照顧者的憂鬱情緒也可能是影響 孩子睡眠問題與其主觀困擾程度的因素，研究顯示，嬰幼兒的睡眠問題與照顧者 憂鬱情緒有關 ( Bayer, Hiscock, Hampton, & Wake, 2007; Hiscock & Wake, 2001;
McDaniel & Teti, 2012 )，以及照顧者憂鬱情緒與其主觀報告孩子的睡眠問題有關 ( Scott & Richards, 1990 ) ，但過去並未有研究直接探討三者之間的關係。即便如 此，我們可以推論，若個體具有憂鬱性推論風格（depressogenic inferential style）
的傾向，容易將生活當中的負向事件歸因為穩定且全面的，而負向認知風格
（negative cognitive styles）使個體傾向將他們所經歷的事解讀成負向事件，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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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做出負向的解釋 ( Abramson, Metalsky, & Alloy, 1989; Beck, 1967, 1987 )，而可 能使憂鬱情緒扮演調節變項的角色，影響嬰幼兒睡眠狀態與照顧者主觀感受之間 的關係。第三，照顧者嬰幼兒睡眠的知識也可能影響他們對嬰幼兒睡眠問題的主 觀感受。若照顧者嬰幼兒睡眠的知識不足，孩子出現睡眠問題時，照顧者可能不 知道這是個問題，而將睡眠問題視為常態因此不容易感到困擾，或者因知識不足 導致將一般的安撫時間長度或夜醒也視為是睡眠問題，而較容易感到困擾；相較 之下，對嬰幼兒睡眠知識較足夠的照顧者，則可能較以孩子實際的睡眠狀況做為 主觀困擾的依據。第四，過去研究發現，照顧者對睡眠的想法與解釋與嬰幼兒睡 眠問題有關，而個體對事情的信念亦可能影響其主觀感受。舉例來說，當照顧者 對限制設定想法的同意程度高（如：若我的小孩晚上哭泣我不馬上去安撫，他會 有被拋棄的感覺），在孩子有睡眠問題時，照顧者可能較容易覺得困擾，因孩子 一哭，照顧者就覺得必須馬上去安撫，否則便會擔心不安撫的後果；然而，若照 顧者對限制設定想法的同意程度低，孩子就算有哭鬧的行為，或許照顧者也能夠 接受，認為不馬上安撫也無妨，而較少為此感到困擾。
根據以上描述，本研究的目的欲探討外在環境與照顧者個人因素，是否在嬰 幼兒睡眠狀態與照顧者主觀感受之間存在中介或調節的效果，試圖釐清台灣照顧 者除嬰幼兒睡眠狀態外，其主觀感到困擾的可能因素，期望未來能依照個別的需 求，提供符合台灣照顧者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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