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針對黃河泛濫地區進行歷史地理研究，探究區域環境變遷的構想，
首先即須回顧中國區域歷史地理的研究，以界定實際論述時所需考量的範疇。吳 必虎的《歷史時期蘇北平原地理系統研究》(1996)強調對於區域長期發展研究的 系統過程分析，由人口、聚落、政區、災害等面向來呈現區域特性；鄒逸麟的《黃 淮海平原歷史地理》(1992)則分自然與人文兩部分，論述區域內的氣候、災害、
水系、湖沼、海岸、人口、農業、城市交通等面向的演變；李孝聰的《中國區域 歷史地理》(2004)著重地緣政治、經濟開發與文化景觀的考察，由氣候、地貌、
水系、交通、城市、經濟等，說明中國八個區域的文化景觀與特性；魯西奇的《區 域歷史地理研究：對象與方法--漢水流域的個案考察》(2000)則認為歷史地理研 究乃透過歷史敘述來勾勒時間序列中的地理剖面，往往僅能提供某時期的地理要 素在空間上的分布與形態，而主要的內容為連續居住、人口變動與土地利用的發 展過程與空間結構，目的在於歸結不同類型的人地關係模式；另有王鑫義主編的
《淮河流域經濟開發史》(2001)，以經濟開發為主軸來分析淮河流域的產業、城 市、水利、交通、土地制度的發展過程，論及自然災害與人為所造成的興衰影響。
綜而言之，上述區域歷史地理著作，大致上由氣候、水文、地貌、人口、
聚落、交通、經濟等面向，對特定地理區作通論性的論述，來呈現區域演變與發 展特性；雖然分別列出各項地理要素來進行分析，但仍儘可能地說明自然與人文 的交互作用關係，並且往往有其特定的論述觀點，例如李孝聰著重地緣政治與文 化景觀的呈現，魯西奇則強調人地關係模式的分析。
針對本研究探討歷史時期黃河下游地區泛濫災害環境之主題，以下再進一 步就相關面向的研究內容，加以回顧：
一、黃河變遷與治理研究
關於黃河變遷與治理的研究，向為中國傳統歷史地理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五十年代岑仲勉的《黃河變遷史》(1957)一書對於歷代黃河變遷形勢、洪患與治 河方略的史料，做了詳細的整理與考辨，然並未深入探究產生變遷的因素。其後 的研究則強調由人文生態環境的面向，探討黃河中游地區的農牧生產方式與植被 變遷對黃河含沙量的影響，來說明黃河下游洪患消長的時代意義(譚其驤，1962)，
而人為治河成效與生態變遷因素，究竟何者是決定黃河安流與否的關鍵，也成為 論辯的焦點(任伯平，1962)。此種基於人地關係特性來論述區域環境變遷的研究，
釐清了許多歷史上水利灌溉與治水事業的利弊得失，例如王京陽(1979)、魏丕信 (1995)，而探討洪患形成的政治因素，尤其呈現了主政者為維持政權而造成環境 災害的可能性(周卓懷，1990；藍克利，1995)。由河道自然特性與相關人文現象 來論述黃河流域水系變遷的研究，至今有許多綜論性著作，例如鄒逸麟《黃淮海 平原歷史地理》(1992)、史念海《黃河流域諸河流的演變與治理》(1999)。
至於通論性水利史的編寫，有張念祖《中國歷代水利述要》(1932)、鄭肇經
《中國水利史》(1939)、張含英《歷代治河方略述要》(1946)、黃河水利會編《黃
河水利史述要》(1984)、姚漢源《中國水利史綱要》(1987)等；在斷代分論部分，
有森田明《清代水利社會史研究》(1974)、佐久間吉也《魏晉南北朝水利史研究》
(1980)、張含英《明清治河概論》(1986)等，分別針對各時代、各區域環境背景，
深入論述水利組織特性與治水理念形成之始末。以傳記方式來評論治河者的功 過，則見於賈征(1996)、劉蘭霞(1997)、蔡泰彬(1998)等著作。此外，徐福齡《河 防筆談》(1993)與張含英《治河論叢》(1936)，各以文集的方式彙集作者關於治理 黃河的諸篇論述，對於黃河下游的河勢與整治方法，都有精闢的見解。宋希尚對 於歷代治水工程及水利行政，也多有研究(1954，1977)。
二、華北洪患地區的移民、土地利用及聚落分布變遷研究
過去學者曾針對華北地區村落的發展，由考古文化面向的探討(張光直，
1970；趙春青，2001)，對於聚落的起源已提供了許多啟發性的概念，其中以人類 學角度對華北洪患影響村落所作的個案深入研究(趙樹岡，2003)，則在於釐清變 遷發展至今的現況，追溯變遷的脈絡。至於地理學的觀點，見於李孝聰所指出水 文要素對交通與城市的制約在黃淮海平原相當顯著，平原地區早期城址往往由崗 丘聚落為中心、並依附於某條河流而發展，有豐富地下水的地方皆有城市發展，
古河道所在的地區則幾乎沒有較早期的城市留存(李孝聰，2004)。
至於歷代洪患對於人口、農業土地利用與聚落的影響，也已有許多具體的 研究論述。例如對近代黃河三角洲地區移民問題的研究(董龍凱，1996；董龍凱，
1998；張偉兵、徐歡，2000；李靖莉，2002)，主要是鑑於洪災後的退灘地雖有遭 受水災之虞，但因土壤肥沃而成為圍墾地區，見於自元末明初以來，山西洪洞地 區移民陸續向東移至黃泛區灘地(李靖莉、孫遠方、宋平，2002)，清光緒年間則 是將移民安置於沿河兩岸地勢高處及利津東部、廣饒東北部黃河新淤灘地(李靖 莉，2002)。黃河的泛濫改道與治理方式，除了影響著農業活動環境，也往往影 響航運交通之利，從而影響區域市鎮的發展。因洪患造成的行政治所遷移與城市 地位轉變，部分學者則已對臨清(楊正泰，1983)、中牟北部萬勝鎮(陳代光，1982)、
開封(李潤田，1988)與淮北地區(吳海濤，2002)，作了深入的剖析。
關於華北平原的人口與土地利用方式，黃宗智曾提出評論，認為華北平原 儘管有風成黃土和沖積而成的次生黃土混成之易耕土壤，但天災不斷，人口密度 應偏低，不過，長期為文明中心區及中央政權樞紐，且扶植自耕農的策略(例如 清順治朝頒令，流民不論原籍均可獲無主荒地的永久所有權，且禁小農向莊園主 投獻田產；雍乾時行攤丁入地稅制，按佔地數量來徵稅)，助長了人口的成長，
在漢代人口密度便相當高，土地利用高度集約(耕地面積為 4-5 畝/人，與二十世 紀 30 年代差不多)，如此便減少採用耕牧混合方式的可能性，此現象也反映在以 糧食為主食、佐以菜餚的飲食模式之中；至於洪患所造成的土地利用變遷、作物 種植改變，黃宗智也認為高粱與棉花的種植反映了一地農業商品化的程度，以及 社會由貧農到富農、由自耕農轉為佃農的分化過程(黃宗智，1986)。
三、華北洪患地區社會發展與文化特性
洪災與社會、文化的關係，在葉瑜等(2004)〈從動亂與水旱災害的關係看清
代山東氣候變化的區域社會響應與適應〉一文，分析清代中後期(1800-1911 年) 山東發生動亂與旱澇的關係，說明氣候變化不僅導致生產縮減、饑荒，而災後各 地人口、農地面積、田賦制度、移民策略等變動，乃動亂頻率增加的直接因素，
故動亂往往反映災害對地方社會與經濟的影響。夏明方的《民國時期自然災害與 鄉村社會》(2000)，則探討了民國時期的自然災害對於農村居住環境和生產糧食 的農業生態系統造成破壞，影響鄉村土地分配與生產關係，加深社會財富和和生 存資源在各階層與各區域間的不均衡分配，成為引發農村社會長期動蕩的重要因 素。此外，黃宗智分析華北平原的鄉村社會居住形式，認為受洪澇影響，居民在 高地建屋聚居以避澇，並且可以集體對付災害，形成街坊構成的共同體，內部團 結力大、村際關係疏遠，不似成都平原的散居模式；也因此，華北平原自然村宗 族組織不突出，多姓村佔比例較大(黃宗智，1986)。另有學者研究歷史時期蘇北 平原，認為從宋代黃河奪淮以來，蘇北平原的文化發展就較江南地區落後，成為
「蘇北文化低谷區」(吳必虎，1996)。又例如研究晚清山東舉人的分布，顯示自 然災害與人才興衰的關係，其中魯西地區在 19 世紀舉人佔全省的一半，但 1550 年以後，人數持續下降，至 19 世紀僅為全省的五分之一；在魯西南則因黃河改 道而受災較少，較魯西北為富裕，也因此地主階層較龐大(周瑞錫，1995)。總之，
區域文化重心因黃河河道移徙影響而不斷轉換。
就洪災與宗教信仰的關係而言，劉仰東曾就近代中國社會對於災荒的崇拜 現象作了簡要分析(劉仰東，1997)；陳正祥則以方志中所記載與祭祀蝗蟲有關的 八蠟廟、劉猛將軍廟、蟲王廟的分布，來分析中國蝗患的發生範圍，歸納蝗神廟 的分布與氣候條件相關，顯示民間信仰的確能夠反映地方實情，而非為迷信(陳 正祥，1965)。黃河沿岸民間普遍信仰河神，此習俗可追溯至殷商時期，至唐宋 時受到印度佛教的龍王思想傳入影響，將傳統中國信仰中、能興雲布雨的龍神封 為王，進而建祠廟來供奉，龍王逐漸取代河伯與風伯雨師的職權，成為水神的象 徵(苑利，1993)，在黃河下游地區尤因漕河航行之險，為確保航行平安及河防穩 固，有眾多水神之崇拜，而元明以來最受尊崇者為金龍四大王，屢現神跡，其廟 宇普遍見於漕、黃沿岸各州縣，官民皆藉以尋求保佑(蔡泰彬，1992)。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研究河北邢台地區的水利管理組織，指出供奉龍王的祭祀體系與 水利管理體系並行，不僅各村有自己的龍王廟，各閘會也另有龍王廟，或在某龍 王廟中供奉自己的龍王；在二月十五日選出新河正、龍王聖誕、舊曆年末或久旱 不雨時，便由閘會首領至龍王廟中祭拜，而祭祀活動的參與者，隨著各集團間爭 奪用水而不斷重新組合變化，反映著社會的權力衝突與文化網絡之運作結果(杜 贊奇，1989；王福明譯，1994)。
四、中國水利社會研究
關於中國水利社會的研究取向，歸納如下：
(一)探討治河的政治、軍事戰略意義，從而對環境造成決定性的影響，也決定著 宗教祭祀行為，藉以服眾、增加動員民工的能力(蘭克利，1995)。此外，水利系
(一)探討治河的政治、軍事戰略意義，從而對環境造成決定性的影響，也決定著 宗教祭祀行為，藉以服眾、增加動員民工的能力(蘭克利，1995)。此外，水利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