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本研究針對區域環境特性來剖析文化景觀的形塑與演變，釐清一個特 定區域內地理條件如何對影響其歷史發展，歷史過程又如何反映在居民生活方式 與景觀的變遷上，因此必須由過去的地理環境特性，歷史事件發生的地理背景，
以及區域人文現象的歷史意義進行詮釋，分析區域文化景觀的連續變化過程，並 且由現代地理景觀中所殘存的過去人類活動痕跡來進行回溯；透過地域相互作用 和空間差異的瞭解，釐清各種人文現象在區域中的分布脈絡。本研究主要掌握歷 史地理學研究的重要主題：人口遷移、聚落模式、環境適應，研究架構以人文生 態學的複合體研究模式，以及聚落景觀與區位研究方法來建立。
(一)生態複合體研究模式
生態學運用多種變數來進行系統分析，變數運用必須切合經驗上的社會現 象，1959 年 Otis D. Duncan 具體指出生態複合體的概念，在於提供四個面向的參 考架構，即人口、環境、技術、組織(Duncan, 1959)。首先，生態分析的單元為人 群，基於其地域性，形成空間上的群聚；人們對於環境資源的運用使得環境受到 改造，造成環境變遷，故人與環境的關係乃動態的交互作用過程。其次，人類對 環境的調適受到文化的影響，人口密度的影響變數實涵蓋人類對自然環境的承受 力與因應能力，以及文化水準。基於人文生態學的操作性與分析性的方法，將適 應過程中的文化因素納入考量；尤其社會組織與技術都是需要解釋的文化現象。
技術在人文生態學的概念乃人群由環境獲得維生物質所採用技能，以及從事生產 活動而運作的組織；工藝與發明使得人群得以控制環境，事實上也構成生產系 統，成為環境的一部分。至於所謂的社會組織，在人文生態學強調其功能面向，
具有人群群聚生活、促進生產活動的特性，這些和環境特性、人口組成與多寡、
技術能力都有關。人口、環境、技術、組織等四因素彼此相關，任何一項發生變 化，則會造成其他因素的變化。此四維架構反映著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之經驗現 象。不過，仍有學者認為此 POET 模式忽略價值、態度等文化因素，故需要將文 化變數放入模式中；近年來，Bailey 也對 Duncan 提出的模式作了修正，認為在 Marco level 社會中，基本的生態模式包括人口(P)、組織(O)、空間範圍(S)、技術 (T)，此外，以生活水準(L)來評估生態適應程度，並加入資訊(I)來涵蓋價值與知 識等文化因素，資訊同時也影響生活水準、決策、社會行動等，如此構成所謂的 PISTOL 模式(Bailey, 1990)；不過，運用在本研究關於歷史時期的中尺度範疇中，
對於生活水準與資訊的評估，有賴於轉換為其他指標，例如農產類型、產量，及 交通往來之可及性程度等，來進行探討，以便納入研究架構中。
(二)聚落景觀與區位研究模式
聚落為人們考量種種因素所做空間決策的結果，其大小、位置、組成、延 續性等特性都反映著決策的本質，自然與社會環境則影響著這些決策，因此，聚
落地理即為文化景觀研究主要關注的課題。相對於已形成之聚落，移動性則為人 群在環境中重新分布的機制，藉以往來交易與溝通，或避免災害、降低壓力，因 而重組聚落結構；而地方性的重要因素則像是可獲得的土地面積、耕期長短、氣 候、土壤類型、植被、作物種類與適耕之土壤等。從遊牧社會的經驗研究來看，
有利於移動的條件(例如便利的交通工具)，使得少數移動人口即可維持生計，因 此其餘大部分的人口可以定居下來，此種情形促使聚落延續性發展；但若移動是 慣常的，則限制定居時的群體數量，相對而言，投注於一地定居的資源少，移動 則成為彈性的適應策略。此策略對於自然災害頻仍地區的遷移與聚落演變模式，
可提供一觀察與驗證之視角。
聚落位置可視為達到經濟、社會、政治目的的策略，聚落分布反映著資源 開發有關的技術或資本的安排，聚落形式也構成人群間競爭、合作、聯繫關係的 運作基礎；這些安排與資源、人群之可及性決定了聚落的區位，移動性愈高則聚 落愈可能隨著資源分布而調整。一般而言，為了增進獲取資源的效率，通常會儘 可能縮小聚落與資源間的距離，此外則是考量安全因素，因此聚落區位往往是安 全與資源效率間的推拉作用結果；區位的決定也影響了生產活動的空間行為，密 集的經濟活動往往位於資源集中的地區。如此作用的結果，形成了空間上的中地 體系結構形式，密集度由中心向邊緣遞減，就中地理論的模式，除了經濟因素外，
交通發展與行政控制作用則為另兩種中地發展因素，也構成不同的中地分布形 式。相對而言，強化資源競爭力或提升交通便利性也有可能造成聚落發展上的反 效果，轉而由安全因素來考量，避免受到威脅。
聚落大小反映其引力的強度，一般預期乃大型聚落存在異質的環境中，離 散聚落則存於同質環境中；此乃因異質資源分布導致人口分布之不均，較為肥沃 的區位促使人口聚集，以減低獲取資源的成本。農耕之生存方式往往造成空間資 源的集中，形成異質的環境，同時農業技術的發展形成集約農業，往往得以支持 大量集中的人口，但以安全與管理因素形成居住地點鄰近於農田的特性，也使得 聚落可能呈現離散的分布；此外，若在集體合作的農業社會則必須集中勞力，可 能形成大型聚落，例如水利合作的農村。
基於上述研究模式，再依據本研究涉及之文化景觀要素，擬定研究架構如 圖 1-1 所示，其中災害環境、人口、技術、組織等相互作用的文化景觀要素，在 歷史過程中，受到當時歷史發展重心，以及技術條件、人口遷移、文化特性等時 代背景影響，作用方式隨之變易，如此使得文化景觀不斷變動，由各相關面向呈 現人地互動的區域特性。
圖 1-1 研究架構圖
河水利簡史》(1990)統計，明代淮河共發生洪澇 77 次，平均 3.6 年出現一次9；清 代黃河南泛入淮則主要有 25 次10，平均 7 年改道一次。因此，河患發生的趨勢，
就時間而言，大致有愈到近代愈為頻繁的趨勢，地點則以今河南省原武、開封等 地決口次數較多。
圖 1-2 黃河下游黃泛區範圍11
再回顧黃河流域歷史上的人口變化，在商代以前，據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
河南境內的洹水流域、潁水流域、伊洛河平原、南陽盆地等，是人口比較集中的 地區，東部平原地區則人口稀少；經商、周至秦代，河南東部平原也成為人口集 中的地區；至北宋時黃河流域有戶口減少的情形，以河南地區而言，崇寧時河南 開封每戶僅 1.5 人12；在元末大亂後，明初政府招撫流民、鼓勵屯墾的政策，將 大量移民引入中原地區的無主荒地，尤其豫魯交界的黃泛區，旱澇災害為患頻 繁，向為流民匯聚區，亦成為移民集散地區。明清以來河南地區人口持續成長，
人口密度在黃河流域中僅次於山東，而其中黃泛區內的發展情形如何，值得探討。
由上述可知，在今日河南省境東部之黃河下游流域範圍內，在明清時期黃 河決溢災害相當顯著，但或因地居中原，人口數量維持在一定的水準，在人口密
9《淮河水利簡史》(北京：水利水電出版社，1990)，頁 345-354。
10 水利電力部水管司科技司、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清代淮河流域洪澇檔案史料》(北京：中華 書局，1988)，頁 1064-1068。
11 繪圖資料來源為黃河水利委員會，《黃河科學研究志》，頁 77；水利電力部黃河水利委員會治 黃研究組，《黃河的治理與開發》(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頁 56。底圖運用中央研究院
「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之清代(1820 年)省界、地名點與河川基本圖。
12 林富瑞、陳代光編，《河南人口地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頁 78。
度的統計上也呈現相當的規模。因此，本研究即設定以黃河下游在河南境內之河
地圖，及譚其驤主編之《中國歷史地圖集》(1982-1987)，與其他相關研究文獻附 圖，加以數化轉繪與編排，以利比對分析；此外，本研究使用中央研究院「中華 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系統中的相關數值圖層，作為基本底圖，便於透過地理資 訊系統(GIS)整合本研究相關數值地圖資料，進行分析。在地理實察方面，2008 年春天，幸有機會隨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所組考察團，前往大陸河南省開封市、
鄭州市、蘭考縣、延津縣等地考察，並蒐集地方檔案資料，因而得以觀察區內地 理景觀特性、與當地居民有所交流，更為深入瞭解地方風土民情。
本研究欲由全貌觀來論證區域諸多地理現象交互作用之因果，須瞭解研究 架構所涵蓋各要素之作用與形塑景觀之歷程，而考量研究區在明代開封府轄域內 大約有 30 餘州縣，仍因涉及縣份多，為便於進行細部研究，故再就各縣所在區 位特性、受黃河泛濫影響程度，以及文獻資料豐富性與可閱覽情形，選取樣縣進 行個案研究。藉由樣縣之區位特性所反映的地域發展差異，分析其景觀之形塑與 變遷特性，歸結受黃河泛濫影響之區域，在特定時空範疇中，人與環境交互作用 之人文生態結構，闡述其文化景觀之空間形式、發展類型與變遷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