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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不多並非不可預期，但這些人卻多和臺南以及長老教會有所關聯，這是否說明 在日本人的視野之外，還有一群臺灣人在從事足球運動？而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後，這群人又去了哪裡？由於對於日治時期足球研究的缺乏，這都是有待進一步 釐清的問題。
因此本研究試圖還原有哪些臺灣足球社群在戰前和戰後從事足球運動，彼此 之間是否有延續性，是什麼動機讓這群人選擇參與足球運動，而對於這些人來說，
「港腳」對他們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在回答這些問題的同時，亦能將臺灣足球脈 絡從 1960 年代的斷裂中向前填補，還原這段幾近空白的臺灣足球史。
（三）來自基層社會的觀點
由於臺灣運動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社會大眾往往對國際賽場上屢獲佳績的 運動員印象深刻，運動員也多以「為國爭光」為榮，這使得過去足球史研究不乏 受此觀點影響，同樣以國際競賽為重。這種追求錦標的風氣使得「木蘭」女足、
「港腳」成為臺灣足球史研究的重點，也使得 1970 年「港腳」退出國家隊後，
競賽成績顯著下滑使臺灣足球出現沒落的印象。
這種「沒落」的現象與 1968 年的紅葉奇蹟相同，都是以國際賽錦標為依歸，
本質上並沒有不同之處。然而今天臺灣豐富的棒球研究已經告訴我們，紅葉少棒 隊並非憑空出現，而是源自日治時期開始臺灣社會就漸漸形成的棒球風氣，在基 層蓬勃發展。那麼在足球運動之中，1970 年後「沒落」的國家代表隊又是從何 而來？這批最早代表國家隊的臺灣球員是否同樣也是反映過去臺灣足球在社會 中的發展？
與棒球、籃球項目不同，由於「港腳」的存在，臺灣足球社群在 1970 年前幾 乎與國際競賽絕緣，若以參與國際賽以及競賽成績討論臺灣足球運動發展是否合 宜？若不參加國際賽，臺灣人又是為什麼願意投入足球運動，如果不將視角放置 在基層的足球社群，這些問題顯然並不容易回答。而以基層社群的觀點出發也能 深化運動史的討論，讓國際競賽不再是運動史研究的唯一視野，更能讓臺灣足球 社群的發展脈絡接續至 1970 年代後。
二、 研究回顧
（一）臺灣體育史相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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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體育運動從日治時代就已經極為盛行，在 1920 年代後漸漸走向高峰，
各類運動項目陸續舉辦全島性的比賽，也有臺灣選手遠赴海外參與運動競賽，取 得不錯的成績。然而隨著戰後初期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在文化政策採取「去日本 化、再中國化」的政策方針，被劃歸於教育部執掌的體育教育也依循於此，使得 這段歷史漸漸被遺忘。在 1990 年代之前，無論是教育機構或是體育組織多由來 自中國的人士所掌管，如教育部、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民國體育運動 總會皆是如此，也因此使早期的體育史研究無可避免的依循由清末、中華民國大 陸時期、戰後臺灣體育發展的時間脈絡書寫，此時期的學者以臺灣師範大學體育 系的吳文忠、樊正治為代表。而日治時期以來，由於體育行政與教育多為日本人 主導，在戰爭結束後這些日本人紛紛離開臺灣，而臺灣出身的體育學術菁英數量 稀少4難以填補戰後初期的體育研究空白，臺籍運動員又因曾代表過日本而有「忠 誠度」的問題，也使得早期的體育史研究普遍以中國體育史為主，臺灣體育史難 以形成主流。
直到 1990 年社會風氣改變，臺灣本土意識開始抬頭，臺灣體育史研究才逐 漸抬頭，1990 年代初期，甫由日本留學歸來的蔡禎雄在《體育學報》發表〈日 據時代臺灣人的初等學校體育科之成立之歷史經緯 〉5 開始，日治時期的臺灣 運動史逐漸成為討論的對象，臺灣人從事體育運動的相關研究才逐漸增加，以現 代文明的視野觀察體育活動的研究也日趨增加，如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 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6 討論日本引進的標準時間制，讓臺灣人開始有規律的生 活作息，創造休閒空間，使臺灣人產生休閒娛樂活動。
在蔡禎雄之後，游鑑明對於女子體育運動的研究開始以文明的概念看待來自 歐美的體育運動如何影響中國的女學生與一般女性身上，從而使體育運動史擁有 更為豐富的輪廓，也讓體育運動史研究有更多元豐富的觀點，得以進行更廣泛的 對話和討論。
這包含以學校教育中的體育運動為對象的研究，如許佩賢的《殖民地臺灣的 近代學校》7 認為學校是一個「機關裝置」將總督府和地方社會聯繫在一起，透 過運動會讓國家權力具有展示的舞臺，而運動和音樂對身體的規訓也成為國家教 化的手段。謝仕淵的〈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 操科之研究〉8 則進一步以身體規訓與文明開化的視角探討公學校的體操科和殖
4 如楊基榮、溫兆宗、林朝權、董錦地、吳振武。參見林丁國，《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 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1895-1937)》（新北：國家教育研究院，2009），頁 14。
5 蔡禎雄，〈日據時代臺灣人的初等學校體育科之成立之歷史經緯〉，《體育學報》13（1991 年 12 月），頁15-33。
6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8）。
7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8 謝仕淵，〈殖民主義與體育：日治前期（1895-1922）臺灣公學校體操科之研究〉（桃園：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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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統治的關聯，以體育活動具有鍛造身體與精神的功能，也象徵著從野蠻到文明 的進程，作者也釐清文明化和殖民化的差別，將之清楚區別。
而對於來自歐美的運動觀念和臺灣本土既有的習俗亦有學者進行比較，如楊 佳霖〈從祛疾避疫到狂歡暴動的「蒙昧惡俗」：論臺灣端午節的石戰習俗〉9 以 文明化的觀點觀察，利用日治初期臺灣的石戰習俗在總督府的處置下從儀式行為 成為地方惡俗為例，討論現代運動的特徵，以及運動具有文明性的特質，作者也 提出石戰會被禁止，和其脫出社會控制與狂歡暴動的特質有關，因此受到日人的 打壓而消失。
由於近來臺灣體育運動史日趨豐富，故本文只能節錄部分學者的研究，從戰 後開始，臺灣體育史研究大抵以戰後初期在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任教的吳文忠、
樊正治為第一代，蔡禎雄、游鑑明等接續研究的學者為第二代，近年來則有林玫 君、謝仕淵、林丁國等學者繼之而起，這些學者以及受教於其門下的學生構成今 日臺灣體育運動史研究的基礎。隨著時代變遷，臺灣體育運動史研究從原本放在 中國體育運動史的框架討論開始，逐漸變成以臺灣為主體討論臺灣體育運動史自 日治時期以來一貫之發展，討論的議題也由體育制度史逐漸開展到由文明、性別、
運動傳播、單項運動發展等多元豐富的觀點，讓體育運動史不僅止於記錄運動場 上的成績，得以深化至不同面相的討論中。
（二）臺灣足球史相關的研究
目前臺灣足球史的書寫中，仍不乏以「輕日本、重中國」的敘事方式，自然 地將臺灣足球史黏合在中國足球史之下，因此雖然日治時期臺灣早已有完整的足 球組織以及足球人口，卻因此種敘事結構而被忽視。這點以 1998 年中華臺北足 球協會集臺灣足球各界而成的《中華足球年鑑》10 最具代表性。該書以過去的 資料和相關人員的回憶統整了當年臺灣各地的足球發展脈絡，並分成三大章敘述 中國早期足球史、臺灣足球史和女子足球運動，這種書寫方式將臺灣的足球運動 與戰前中國連結，形成線性的敘事方式，也使得日治時代延續至戰後的臺灣足球 社群在過去並不廣為人知，對於日治時期足球運動的研究也付之闕如。
受限於足球運動在臺灣並非熱門運動，因此罕有文史相關研究，多數與足球 有關之研究多偏向運動力學、戰術分析、球隊管理等面向，而少數有關運動文史 的討論時間斷限也多集中於戰後的足球發展，罕有與日治時期相關之記載，目前 要探討臺灣早期的足球運動，往往得依賴報章雜誌以及官方的出版物，在材料使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9 楊佳霖，〈從祛疾避疫到狂歡暴動的「蒙昧惡俗」：論臺灣端午節的石戰習俗〉，《臺灣文獻》62:
2（2011 年 6 月），頁 245-274。
10 中華臺北足球協會編，《中華足球年鑑》（臺北：橙青印刷事業有限公司，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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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會多少受到這些文字的影響，如現存於《臺灣鐵道》、《傳記文學》、《中外雜 誌》等對於足球運動的回憶與足球人的回憶，雖然書寫者不乏親歷當時足球運動 的人士，但受到成文時間以及主觀影響，有時可能會使回憶與事實失真。報紙資 料雖然可以提供當代的第一手觀察，但由於媒體並不一定親身參與，可能只是從 旁記錄，難免會有隔靴搔癢的遺憾。
官方的出版刊物則多歷數足球協會對於發展足球運動的貢獻，日治時期臺灣 體育協會出版的《臺灣體育史》、1970 年代足球協會出版的《足球季刊》、《足球 年刊》，1990 年代出版的《中華足球年鑑》均屬此類，這些刊物由於屬於官方的 宣傳品，不乏放大功勞或將焦點著重於特定人事物之上，因此在使用上不可不 慎。
目前學界對於足球史研究主要聚焦於下列三個研究方向，以下分別介紹：
1. 以區域為基礎論述之足球研究
1. 以區域為基礎論述之足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