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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過去在敘述臺灣體育史時，我們常常以日本政權和中華民國政權轉移的 1945 年做為劃分點，從戰前與戰後一刀切開。在戰後「去日本化、再中國化」
的文化政策影響下，戰後的臺灣體育史被視為中國體育史的延續，而日本統治時 期的臺灣體育史則因此被忽略，這與臺灣足球多源管道傳入的歷史背景大相逕庭，
卻成為過去主流的書寫方式。
足球做為戰前中國華中、華南最熱門的體育運動，由於在遠東運動會和東南 亞、澳洲的卓越成績，中國贏得「遠東足球王國」的美譽，隨著中華民國政府在 國共內戰後來到臺灣，「遠東足球王國」這塊匾額也成為其中一個繼承中國法統 的象徵，因此曾多次代表中國的香港、上海球員成為兩個中國都竭力爭取的對象，
特別是在這些球員中鶴立雞群的李惠堂，不僅被視為是中國足球的象徵，由於球 技出眾，李惠堂無論是在中國或是東亞的足球圈中都具有極高的聲望。最終李惠 堂選擇支持中華民國，並協助中華民國徵召香港足球界的華人球員，中華人民共 和國只能退而求其次的選擇與李惠堂並稱「南北兩李」的「北李」李鳳樓擔任國 家隊教練，扶植華北、東北的足球系統。在香港球員協助之下，中華民國成功贏 得兩次亞運冠軍、兩次默迪卡盃冠軍，使「遠東足球王國」的招牌在臺灣重新擦 亮。然而臺灣本地的足球社群卻缺席於這段中華民國足球的光輝歲月。
臺灣的足球社群從 1910 年代就已經開始播種，由長老教會的宣教師萬榮華 將足球帶進南臺灣的長老教中學開始，足球成為長老教會傳教的一種方式，透過 足球運動培養宣教師所應具有的特質，形成「傳教－教育－足球」的連結。除此 之外，日本人也透過中等、高等教育將足球傳播進臺灣，並在北臺灣開枝散葉，
如臺灣大學、臺北高校、臺北一中、臺北二中均是在此脈絡之下展開。除了 1930 年代起每年一度的全島大會外，兩地的足球社群鮮少有密切的交流，也使得臺灣 南北兩地異源的足球社群有不同的發展。北部臺灣人多參與日本人的主辦的賽事 以及學校的球隊，但南部足球以英國系統的長老教會和臺灣人為主，在 1930 年 代成立「南部蹴球聯盟」，這不僅讓臺灣人在運動場上能和日本人較勁，也在賽 場外學到自治的經驗，這使得戰後南部地區的足球社群具有組織比賽的經驗和能 力。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深深衝擊臺灣社會，使得臺灣的體育運動漸漸停擺，先是 體育用品受到管制，隨後體制內的體育賽事被迫中止，這讓臺灣的體育運動一度 陷入停擺，但臺灣熱愛運動的社群在戰後開始恢復運動，使得日治時期基層社會 的運動風氣得以延續至戰後，不致因戰爭而煙消雲散，也使得臺灣的足球社群具 有自日治時期以來的連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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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日本人離去和中華民國到來，臺灣也被收納於中華民國的行政體系之中，
為了準備 1948 年全國運動會，上海的記者特別組成考察團來到臺灣考察臺灣體 育，得出臺灣的足球和籃球與中國相比完全不行的結論，這裡上海記者所比較的 對象是多次代表中國的港、滬足球，無論在中國或是亞洲在當時都屬於頂尖的水 準，但也因此讓關心足球的球迷與相關人員從此對臺灣足球留下實力不佳的印 象。
為了管理臺灣的足球事務，1950 年代中華民國成立臺灣省體育會足球協會 以及中華全國足球委員會兩個足球行政組織，臺灣省足球協會負責推廣臺灣足球 風氣，中華全國足球委員會負責選拔中華民國的國家隊，但礙於資金、人力缺乏，
以及對於足球運動的陌生，兩個足球行政組織對於臺灣足球業務都無法有效經營 管理，嚴重失能。除此之外，由於體育場域捲入兩個中國的代表權之戰，從參與 國際賽會的行政會議和競技成績都成為戰場，使國際運動組織的功能性遭到侵奪，
中華全國足球委員會在徵召香港球員繼承中國法統的同時也逐漸依賴香港華人 足球界的意見，最終為了競技成績不得不依靠香港球員。
在此之下，臺灣足球社群幾乎被徹底遺忘，只能參與當時為數不多的足球比 賽，除了臺灣省體育會足球協會不定期舉辦的足球錦標賽，就僅剩為了特定節日 所舉辦的體育競賽，如慶祝青年節、兒童節的學校足球賽、慶祝蔣中正生日的「萬 壽盃」、「介壽盃」，慶祝光復節的臺灣省運動會，這使得足球運動往往存在於既 有的足球社群，罕有推廣至其他地區，使得臺灣足球延續日治時期的地理分布，
仍然以北部和南部為主，除了日治時期已經參與足球運動的社群，其他地區的球 隊往往是軍中球隊的化身。
然而南部的足球社群卻因為日治時期籌辦比賽的經驗，得以自行組織比賽，
如臺南長榮中學校友為了推廣足球運動組織「長榮盃」，而在比賽之前，長榮中 學的校友到各間學校義務指導學生、提供球具訓練，也使得足球運動在臺南地區 得以普及，熱心提供球具給學生參與的情況也發生於高雄的大東國小，也讓大東 國小成為高雄戰後初期足球的重鎮。而在這些熱心提供球具的社會人士中，長老 教會和長榮中學的校友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這些人多是由於日治時期以來參與 足球運動的經驗，想尋找以及培育同好，這說明在萬榮華於 1940 年離開臺灣後，
南部的足球社群已經脫離「傳教－教育－足球」的關係，以參與運動為主。
除了在戰前就在踢足球的社群外，戰後初期來臺灣的外省籍人士和軍人也同 樣延續戰前的踢球風氣，特別是在高雄地區，由於軍方單位、國營企業林立，使 得社會球隊眾多，除了正式比賽、相互邀約的友誼賽也多，加上由長榮中學轉學 至高雄中學的學生和本地的足球社群，高雄地區漸漸出現以各地校園球場為基地 成立的區域性球隊，隨著友誼賽的增加以及地方人士的支持，區域性的比賽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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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也讓足球賽成為地區性的盛會。
從南臺灣的足球熱潮和中華全國足球委員會對於臺灣足球冷落的印象中可 以很輕而易舉地發現中間存在明顯的溫差，在南臺灣的運動社群中，由於萬榮華 的影響，競技並不是運動的唯一目的，而是在團體運動中培養堅強、團隊合作、
不畏艱苦、忍耐等特質。然而以軍方為主的中華全國足球委員會因為外交政策需 要，必須追求競技成績，因此著重於運動員的技術、體能、身材，雙方因為對於 足球運動的目標不同也導致臺灣足球出現追求競技與休閒運動兩種不同的發展 模式，也因此讓南臺灣的足球熱消失於足球委員會的視野之中。
而這樣迥異的發展模式直到 1960 年代才被打破，1965 年李惠堂提出重視社 會體育以後，足球委員會才開始積極培養臺灣本地的運動員，也讓臺灣足球競技 與休閒的兩條脈絡有了交匯的機會。在選拔亞青盃的臺灣代表以及選拔莒光隊的 成員時，參與選拔的臺南、高雄兩地球員出色的表現才讓足球委員會發現南臺灣 足球的普遍。在籌組莒光隊時，部分技術較為高超的球員也入選當時的中華民國 代表隊，隨著香港球員的退出，莒光隊也搖身一變成為中華民國代表隊，從此出 現於公眾視野之中。
臺灣社會在接觸現代體育後，前後經歷了兩個不一樣的政權，兩個國家相異 的運動觀透過國家的統治影響臺灣社會，也影響臺灣人對於不同運動項目的興趣，
在日治時期，臺灣最風行的當屬日本人喜愛的棒球和網球，戰後則受到中華民國 的影響，籃球運動逐漸流行。然而，足球同樣是中華民國盛行的體育運動，卻沒 有因此在臺灣由上而下的順利推動，箇中因素值得探討。從日治時期到中華全國 足球委員會決心「播種」，從足球傳入至 1968 年，臺灣的足球運動持續發展未有 中斷，也因此出現以下特色。
一、 由多元管道傳入
臺灣社會與近代運動文化的邂逅則始至日本人，受到「勤有功、戲無益」、「萬 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傳統觀念影響，加上擔心日本人抓臺灣學生去當兵，
早期臺灣人對學校的體育課產生排斥，甚至為此逃學，日本人透過遊戲與舉辦運 動會使臺灣人逐漸接受運動，而日本人也能透過身體教育和參與體育活動，從體 能、精神將臺灣人同化。
然而，足球運動在臺灣南部卻因為由英籍傳教士傳入而維持一定的獨立性，
使臺灣的足球運動在南部和北部有不一樣的起源，長老中學也因此在日治中期一 度主導臺南地區的足球發展。直到長老中學面臨「神社參拜」事件的問題，長老 中學在足球事務的主事者由英籍傳教士過渡給日本人，才漸漸由主導者轉變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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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者的角色。但也因此，在南部地區的足球活動並不一定需要依靠運動統治單位 推動，足球愛好者具備相關經驗得以自行組織賽事，如 1929 年組織的南部蹴球 聯盟，以及 1950 年由長榮中學的校友一同推廣的「長榮盃」少年足球賽，到 1970 年代的高雄勁風盃足球賽都是如此。
臺灣足球的另一個脈絡則由日本人所推動，在臺灣體育協會成立後，集合臺
臺灣足球的另一個脈絡則由日本人所推動，在臺灣體育協會成立後，集合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