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與限制

第一項 閱讀上與文獻上的限制

本文是一個詮釋研究，主要由二手文獻回顧和對一手文本、一手文本的譯本 的閱讀構成。在寫作過程中，存在著作業時間、有限的時代背景知識和文獻蒐集 的能力以及途徑上的限制，在語言上，也因為極為不熟練的德文能力，以及仍然 無法徹底排除誤解的英文能力，存在著理解上的限制。例如儘管都涉及《經濟與 社會》，我並沒有使用系統一致的文本，例如，關於〈發展條件〉我會使用《馬 克思韋伯全集》，但其他的文本，我會參照關於德文版的《經濟與社會》和Keith Tribe 新譯的《經濟與社會》。對於這類因專業性不足而生的問題，我請求讀者能 夠原諒。

第二項 韋伯的繼受史上的限制

與前述較技術性的限制相對，本文最巨大的限制在於與語言相關的、缺乏對 所處學術社群的流行意見和普遍接受的預設進行批判性地評估的能力。換言之，

由於有限的德文閱讀能力，本文無法對必然會影響到本文對韋伯之詮釋的韋伯繼 受史進行充分地檢討，儘管如Lawrence A. Scaff 所說，在繼受一個作品和發展其 概念時，曲解和所謂忠實的詮釋總是扮演一定的角色²²，翻譯也當然無可避免地 會在這過程中涉入了譯者的再創作²³。在此，我希望提供一個簡短的韋伯繼受史 來說明本文的視野是在什麼繼受史脈絡中成型的，並期待透過這個檢討，能在一 方面幫助我自身對此限制獲得一定程度的自我認識，另一方面幫助讀者對本文可 能的偏誤抱有警覺。

我對韋伯的認識多來自原典的英文譯本、寫為或譯為英文的二手文獻、原典 的中文譯本以及譯為中文的二手文獻，其中大部分也譯自英文，少數如Wolfgang Schluchter 的著作譯自德文，另外，我未曾親自接受過臺灣的本地韋伯研究者的 指導，寫為中文的既有論著也不是我對韋伯的認識的主要依據。我沒有系統性地 探索德文文獻，僅有限且片面地回顧了韋伯的原文與部分二手文獻，其中Andreas Anter 的《馬克思韋伯和國家法學說》（Max Weber und die Staatsrechtslehre）是我 的主要參考資料。

就中文而言，臺灣學術社群對韋伯的理解主要透過原典的翻譯和Schluchter、

Fritz Ringer 的韋伯專論的翻譯在本文中發揮影響，根據蔡博方，這些理解主要由 承襲自德語韋伯研究的臺灣社會學家的詮釋所形塑，並且主要跟隨Schluchter 的 取徑²⁴。Schluchter 主張，韋伯進行研究時相當仰賴其當代學者的二手研究，因此 對於其所研究的對象會有誤解，例如對非西方的宗教，這意味著，當我們去評估 韋伯的智識貢獻時，必須區分概念架構的重建和歷史事實的檢證兩個層面。

22 Lawrence A. Scaff, Max Weber in America 211-212 (2011).

23 Mark Polizzotti 著，方淑惠、賈明譯，譯者的難題：美國翻譯名家的 9 個工作思考，頁 36-41

（2020 年）。

24 Tsai Po-Fang, The introduction and reception of Max Weber’s sociology in Taiwan and China, 52(1) Journal of Sociology 118, 124-125, 127 (2016).

Schluchter 的成就及影響即是在第一個層面，即其對理性化的歷史過程的概念重 建，它奠基了臺灣學界對韋伯之理性化論題的理解。²⁵

就英文而言，發展和組成更複雜的英語學術社群則對韋伯有分歧的理解，直 到現在。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在早期美國的韋伯學界中形成的韋伯圖像，如同Scaff 所說，韋伯（的著作）今日的名望很大一部份仰賴於英語世界對韋伯的繼受²⁶， 另外在英語世界內外，美國社會學的學術影響力在全球、尤其在包括德國在內的

“西方”的擴張也早在 1960 年代起就無法忽視²⁷，美國化的（americanized）韋伯 也在這個過程中回到德國學術社群²⁸，因此，曾經、且於今儘管不再如以往具宰 制性但仍持續地在英語世界的學術社群中通行的韋伯圖像和概念闡釋，將無可避 免地在本文中發揮影響。在韋伯繼受史中，韋伯作為一個一般性社會理論家

（Weber the general sociological theorist）是韋伯的著作和其詮釋之美國化過程中 產生的一個尤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觀點。這個觀點在美國社會科學的智識文化中 的浮現和紮根與美國社會科學的發展自身密切相關。首先，美國的高等教育自 1920、30 年代始，進入了一個長期的轉型期，研究者們對於既有之無系統的、不 理論化的社會研究的狹隘視野和瑣碎性感到不足，他們熱衷於為社會科學和大規 模的比較研究提供方法論基礎，韋伯，在這個脈絡中被視為一個具有全球視野的 學者，其身後以德語出版的著作在學者之間贏得了關注。相關地，社會科學內部 的學科藩籬的轉變和與之相伴的核心議題的轉移，也促進了韋伯的著作作為新浮 現的提問的先導者被吸納進各個學科和探究當中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韋伯也漸 漸地被界定為社會學家，而非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家。²⁹³⁰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極

25 顧忠華，韋伯學說當代新詮，頁 32-35（2013 年）。

26 Lawrence A. Scaff, Max Weber in America, 197.

27 Paul Lamy, The Globalization of American Sociology: Excellence or Imperialism?, 11(2)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104, 104-105 (1976).

28 Lawrence A. Scaff, Max Weber in America, 244-245.

29 Lawrence A. Scaff, Max Weber in America, 206-210.

30 Keith Tribe, Talcott Parsons as translator of Max Weber’s basic sociological categories, 33(2)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212, 213 (2007).

具影響力的韋伯研究與詮釋學術網絡逐漸浮現。首先必須提及的，是芝加哥大學 的Frank Knight、Louis Wirth、Edward Shlis 加上哈佛大學的 Talcott Parsons 等人 組成，之後還有Melchoir Palyi、Alexander von Schelting 和 Edward Hartshorne 等 人的加入的教授社群。³¹在此，尤其重要的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和《經濟與社會》的翻譯工作，以及 Talcott Parsons 在此工 作中的貢獻。首先，由Parsons 經手、但同時受到當時社會環境和編輯者所干預 的《新教倫理》之譯本，以不完全如他所預期的方式，在英語世界對韋伯的繼受 過程中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相當多的學者如今已經清楚認識到該成果有嚴重的 缺陷，例如忽略了韋伯的許多意圖，為了可讀性犧牲了太多概念上的精確性，和 發明了韋伯不曾寫下的、實為譯者的肺腑之言的語句。³²並且，它成為韋伯的「唯 心論（idealist）形象」被廣泛地流傳的依據，如 Parsons 本人所觀察到並欲駁斥 的，韋伯在英語世界經常被理解為《新教倫理》的天真的唯心論作家³³。Parsons 的《社會行動的結構》非意圖地助長了這個詮釋。一方面，Parsons 在其討論行 動的概念框架（the conceptual scheme of action）脈絡下，自行定義了作為“實證 論”（positivism）的反題 的“唯心論”，並極為清楚地言明韋伯的立場不是唯心論 的，甚至是反唯心論的³⁴，但另一方面，由於該書的章節編排（以及長期以來缺

31 Lawrence A. Scaff, Max Weber in America, 199.

32 Lawrence A. Scaff, Max Weber in America, 211-228.

33 Lawrence A. Scaff, Max Weber in America,.237.

34 Talcott Parsons,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A Study in Social Theo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 Group of Recent European Writers, 74-82, 580, 585, 602, 638, 683 (second edition: 1949).

35 Keith Tribe, Talcott Parsons as translator of Max Weber’s basic sociological categories, 222.

36 Syed Farid Alatas, Max Weber (1864-1920), in Sociological Theory beyond the Canon 113, 141-142 (Syed Farid Alatas & Vineeta Sinha eds., 2017).

到了另一個機會來匡正視聽，亦即《經濟與社會》的翻譯工作──儘管它也開啟 了另一個誤解。該書的第一部分的翻譯最後作為《社會組織與經濟組織理論》實 現，它被期許能將韋伯之“真正”的理論觀點從其經驗現象的爬梳中抽取出來，並 將之推廣於英語世界。Parsons 認為，「在所有關鍵點上，韋伯都關心著是什麼構 成行動的理性（rationality）、它依賴於哪些條件的問題」，並且韋伯對這個問題提 出了一種制度性和結構性的、而非單純唯心論的分析，而其翻譯則致力於提供一 套能將這一點呈現出來的理論語彙³⁷。同樣的，這份譯文反映了許多是 Parsons 的，而非韋伯的觀點，如Keith Tribe 說的，Parsons 把《社會行動的結構》讀回 了他的翻譯裡，³⁸其模糊了原文的概念架構、也對討論的脈絡做了並不準確的評 估，並且強調了實際上是自己所重視的社會結構的面向。³⁹被 Parsons 刻畫為未 完成的結構功能論者（structural-functionalist）的韋伯，以及仰賴結構功能論解釋 的美國現代化理論對現代主義者（modernist）韋伯的界定，成為了 1950 到 60 年 代的典範（paradigm）。⁴⁰另外，Shils 和 Henry Finch 對韋伯身後出版的《科學學 說論文集》（Wissenschaftlehre）所進行的翻譯，與 Parsons 的著作、詮釋及翻譯 一同，奠基了韋伯作為方法論學者的形象，但其從中選擇的文章和翻譯中杜撰的 幾個新詞，如以 ethical neutrality 譯 Wertfreiheit，在日後的韋伯的方法論討論的 認識上，帶來了不少疑惑和偏向，⁴¹譯文亦經常為了可讀性犧牲了太多精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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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國學者以外，韋伯的美國化也由來自歐洲的學者社群所促成，他們也 參與了學科和方法的討論。例如von Schelting 就影響了 Parsons 對韋伯的詮釋與

37 Lawrence A. Scaff, Max Weber in America, 233-238.

38 Keith Tribe, Talcott Parsons as translator of Max Weber’s basic sociological categories. 223, 227-228, 233.

39 Keith Tribe, Introduction to Max Weber’s Economics and Society, E&S, 3-11.

40 顧忠華，韋伯學說當代新詮，頁 15-26。

41 Lawrence A. Scaff, Max Weber in America. 244.

42 張旺山，中譯本導讀，頁(18)-(22)。

批判。⁴³在其中，自德國流亡到美國的社會理論家 Hans Gerth、其指導學生 C.

Wright Mills 和 Don Martindale，透過《韋伯社會學文集》（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和其他翻譯，為韋伯討論政治、學術、宗教、官僚和卡里斯瑪的文 獻提供了一個概念導覽，讓韋伯的概念在英語世界的高等教育中普及、流通。⁴⁴ 並且，Mills 本人還透過詮釋韋伯的概念演繹出所謂韋伯式的觀點，並將之運用 於美國的社會階級、權力和組織批判而獲得了成就。⁴⁵此外，如同該社群內部成 員之間離散的關係，來自歐洲的學者社群對韋伯的詮釋也較為分歧，他們各自的 詮釋因為其有限的傳播，以及已在美國建立起來的另一個韋伯形象，它們不像 Parsons 的詮釋那般具主宰性⁴⁶。除以上所特別提及的學者和著作外，還有其他許 多學者、教師們的耕耘，加上其他因素，讓韋伯文獻制度化在各個主題和學門當 中，在1950 年代後成為所謂社會學經典。並且隨著它們的流通，韋伯的文獻與

Wright Mills 和 Don Martindale，透過《韋伯社會學文集》（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和其他翻譯，為韋伯討論政治、學術、宗教、官僚和卡里斯瑪的文 獻提供了一個概念導覽，讓韋伯的概念在英語世界的高等教育中普及、流通。⁴⁴ 並且，Mills 本人還透過詮釋韋伯的概念演繹出所謂韋伯式的觀點，並將之運用 於美國的社會階級、權力和組織批判而獲得了成就。⁴⁵此外，如同該社群內部成 員之間離散的關係，來自歐洲的學者社群對韋伯的詮釋也較為分歧，他們各自的 詮釋因為其有限的傳播，以及已在美國建立起來的另一個韋伯形象，它們不像 Parsons 的詮釋那般具主宰性⁴⁶。除以上所特別提及的學者和著作外，還有其他許 多學者、教師們的耕耘，加上其他因素，讓韋伯文獻制度化在各個主題和學門當 中，在1950 年代後成為所謂社會學經典。並且隨著它們的流通，韋伯的文獻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