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範圍
本文除了是單一焦點君臣關係的研究，也是歷時性的研究（由孔子至孟子），
所以研究材料的範圍也是歷時性的。既以孔子與孟子二人為時間軸線之兩端，關 於探究兩人思想旨趣的方面，就採忠實記錄二人言論的著作。孔子的部分，由《論 語》、《禮記》取材；孟子則由《孟子》一書引證。本文在引用《論語》、《孟子》
內容時，皆採清代阮元所校勘的《十三經注疏本》。16而郭店楚墓竹簡，則選取 其中講述關於儒家思想的簡文，即上文所述的十四篇郭店儒簡。既研究「君臣關 係」，縮小範圍至《論語》、郭店儒簡、《孟子》中討論到有關君、臣的篇章，以 下按照時間順序，分別論述此三種文獻材料的文本根據與研究範圍：
（一）《論語》、《禮記》
《論語》、《禮記》二書皆記錄孔子言行，透過此二書了解孔子思想。
《論語》內容共二十卷，其中提到「臣」的論述，分別見於〈八佾〉、〈泰伯〉、
〈子罕〉、〈先進〉、〈顏淵〉、〈子路〉、〈憲問〉、〈季氏〉、〈微子〉、〈子張〉、〈堯曰〉
等篇；提到「君」的論述，分別見於〈學而〉、〈為政〉、〈八佾〉、〈里仁〉、〈公治 長〉、〈雍也〉、〈述而〉、〈泰伯〉、〈子罕〉、〈鄉黨〉、〈先進〉、〈顏淵〉、〈子路〉、〈憲 問〉、〈衛靈公〉、〈季氏〉、〈陽貨〉、〈微子〉、〈子張〉、〈堯曰〉等篇，其中〈為政〉、
〈雍也〉、〈述而〉等篇中提到的「君」，都是指有德者，即「君子」，17本文所討論 的「君」，是指在上位者，即君王，故不在本文的論述範圍之內。
所以《論語》中提到「君」、「臣」的論述，分別是〈學而〉、〈八佾〉、〈里仁〉、
〈公治長〉、〈泰伯〉、〈子罕〉、〈鄉黨〉、〈先進〉、〈顏淵〉、〈子路〉、〈憲問〉、〈衛 靈公〉、〈季氏〉、〈陽貨〉、〈微子〉、〈子張〉、〈堯曰〉等篇，本文關於《論語》君 臣關係的引證，便從這些篇章中取材。
（二）郭店竹簡
郭店儒簡自出土以來，學界考定與研究接二連三，本文在引用郭店儒簡內容 與釋文時，採用由荊門市博物館所編定的《郭店楚墓竹簡》與裘錫圭先生之注釋
16 清‧阮元《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 6 月。
17 《論語‧為政》：「君子不器」、「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論語‧雍也》：「君子周急 不繼富」、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君子可逝也，
不可陷也」、「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論語‧述而》：「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躬 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以上論述的「君子」皆是指有德者。
為主，18不同篇章如有需要，則各別參採近人之不同考據心得，以校補之。
多加了所謂的「外書四篇」，分別為〈性善〉、〈辨文〉、〈說孝經〉、〈為政〉等四篇。
東漢‧趙歧在其所著的《孟子注‧題辭》中言：「《孟子》又有外書四篇︰〈性善〉、
〈辨文〉、〈說孝經〉、〈為政〉。」清代．顧亭林《日知錄》云︰「《史記》﹑《法言》﹑
《鹽鐵論》等所引《孟子》，今《孟子》書無其文，豈俱所謂外篇者耶？」因此可 知，不管是趙歧或是顧亭林皆肯定《孟子》「外書四篇」的存在，只是後世不傳，
所以，「外書四篇」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中。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君臣關係」為論述焦點，以《論語》與《孟子》為時間軸線上的兩 個端點，以郭店儒簡為線索，試圖拼湊孔、孟思想中相關於君臣討論的關聯性。
然欲達成研究目標，需從「方法」與「目標」兩個進路加以著手。所謂的「方法」，
是指為達到某一目的所採行的處理方式或步驟。此一步驟又包含了「蒐集」、「整 理」、「歸納」、「分析」與「判斷」，前三者是研究之基礎，旨在提供可信的材料，
為分析、判斷的準則。後二者則為研究的核心，要在藉由堅實的文獻基礎，揭示 研究對象之義理旨趣。22
（一）以「二重證據法」統整、歸納
本文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分為兩部分進行。第一部分關於「蒐集」、「整理」、
「歸納」方面的工作，主要採取的方法為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王國維《古 史新證總論》中提出了「二重證據法」：23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新材料，
我輩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爲實錄，即百家不 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行之。雖 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
可以斷言矣。
可知所謂的「二重證據法」，就是取地下的材料（即近代的出土文獻），，與現存
22 參見陳明恩：《東漢讖緯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 年），
頁 5-6。
23 王國維《古史新證‧總論》，（北京：清華大學，1994 年）。
的傳世典籍相互參照印證。先將《論語》、郭店儒簡、《孟子》內關於「君臣思想」
的論述加以歸納、統整，並找出先相關之處，而再進一步的分析、判斷，就是第 二部分的工作了。
（二）以「發生研究法」與「系統研究法」分析、判斷
第二部分的工作為研究的關鍵，採取的研究方法是勞思光所提出的「發生研 究法」與「系統研究法」交互運用。根據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中，
將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法分為四種：系統研究法、發生研究法、解析研究法與基源 問題法。24所謂的「發生研究法」，勞思光先生如此定義：25
所謂發生研究法，即著眼於一個哲學家的思想如何一點點發展變化，而依 觀念的發生程序作一種敘述。採用這個方法來敘述一家思想時，研究者可 以將所研究的思想一點一滴地依照發生的先後排出來。
勞思光先生認為，發生研究法用於「一個哲學家的思想如何一點點發展變化」，
本文雖然不是以一個思想家為討論核心，然都是本著「儒家」思想興發，以思想 中的「君臣關係」為焦點，由《論語》、郭店儒簡至《孟子》等文本為概念發生 程序的時間軸。王開府先生曾以勞思光先生的觀點為本提出：26
發生研究法不只是一種史實的敘述而已，也不僅限於一位哲學家，發生研 究法可以研究一個哲學學派，甚至某種哲學概念或思想的發生及發生歷 程。
所以以「發生研究法」為本文之研究方法為可行之事。
而「系統研究法」方面，則是藉由其「能夠完整呈現一個理論」的長處，27 加以運用。從孔子至郭店儒簡，再至孟子，時間歷程中，「君臣思想」的變化是 本文所關注的核心，然而明白時間歷程中君臣思想的變化，也是為了更了解儒家 君臣思想的全貌，所以期盼以「系統研究法」來達成此目標。
24 參見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臺北：三民書局，2001 年）頁 5。
25 參見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臺北：三民書局，2001 年）頁 5。
26 參見王開府〈思想研究法綜論－以中國哲學為例〉，（《國文學報》第 27 期，1998 年 6 月），頁 168-182。
27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曾提到：「系統研究法能夠完整呈現一個理論，乃其長處所 在。」
第二章 《論語》之君臣觀
本文依時代先後，按《論語》、郭店儒簡、《孟子》等順序分章論述，由於不 同的文本，對於「君」、「臣」所期待達成的角色不同，在完成方法上就會有所出 入，所塑造的君臣關係也就不盡相同，故在二至四章中先就各文本內部之思想理 路進行爬梳，並於第五章中分析各文本思想的承繼與分別。
由於「君臣」之間的地位與權力結構乃由上至下，君的態度，關係到臣的應 對進退，思想家們期待什麼樣的人君典範，直接影響到在上位者的行事風格，所 以欲探討君臣關係，必須從權力結構上層的「君」先入手。因此，每章中先論「君」， 爬梳各文本中對於「君」的概念、形貌及義務等論題；再論「臣」，探討各文本 中對於「臣」的定義及職責；最後論「君臣關係」，了解思想家們理想的君臣關 係，以及若其中一方在關係中不友善，另一方如何應對。
第一節 《論語》中之「君」
一、 「王」為周天子專稱
欲理解《論語》中之「君」，必須先明白孔子所謂「君」的義涵。按照西周 制度，周天子稱「王」，受封的諸侯國君有公、侯、伯、子、男的不同爵位，是 周時的「五等爵制」。進入春秋以后，周天子仍稱王，在中原的諸侯國家亦恪守 著周時舊制，按封爵的爵位高低以公、侯、伯、子、男稱之。28在中原國家的意 識中，當時周天子地位雖然微弱，已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景況，但「王」
號還是由周天子獨享。29
28 據《左傳》記載晉國君稱「侯」，秦、鄭國等國君稱「伯」，邾國君稱「子」，許國君稱「男」，
宋國君稱「公」等等。可參見清･阮元《十三經注疏･左傳》，台北:藝文印書館，1976 年 5 月。
29《左傳･魯哀公十三年》記載: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侯帥伯 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伯帥子、男以見於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 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 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 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 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
孔子強調「正名」，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30故所言之「君」，應是指「名 分上治理天下的人」，即上文所言的「王」，在周朝指周天子，而非諸侯。《論語》
中「王」為周天子之專稱，「禮樂征伐」為周天子之專職，如此，才是天下安治 之道，然而孔子之世，已非「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狀態，但孔子有心正之。即 使是對當時掌握實權的諸侯國君，也不會僭越以「王」稱之。
然而，孟子則未如此。《孟子･梁惠王上》如是記載梁惠王與孟子的對話：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 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31
孟子以「王」稱梁惠王。《孟子》一書為孟子與其弟子合著，而非後人所撰，代 表孟子認為以「王」稱諸侯國君之一的梁惠王，並無不妥。如此，並非孟子有僭 越之心，而是時至孟子之世，此風已定，身處當世的孟子，對於時代氛圍的順隨。
這也是孔子與孟子在「君」定義上的出入。
這也是孔子與孟子在「君」定義上的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