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影響量刑因素之文獻探討
第三節 國外量刑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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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外量刑文獻探討
第一款 法律社會學之觀點
法律社會學者 D.black 提出一套解釋及預測法律行為之理論，其 理論核心有三：社會關係(含垂直與水平面向)、規範(文化與組織面向) 與社會控制，即區分五個預測法律變向之社會生活面向83。也就是，
要預測與解釋法官、檢察官、警官等執法行為之因素，可以由下列五 個面向之指標加以進行：
一、社會階層(social stratification)：指兩造之社會地位與財富差距，
是一種垂直面向(vertical aspect)。法律量的變化與社會階層數成 正比(law varies directly with rank)，個人的社會階層直接反映其需 要法律或受到法律規制之需求，且當一個社會愈先進、愈富裕，
其階層就愈細密，社會分工就愈複雜，法律的數量也就愈多，但 是規制下階層的法律數量卻會高於規制上階層的法律數量，實務 上亦顯示不同階層者面臨訴訟時，上階層者較具優勢，可能較容 易獲得釋放或較輕量刑。
二、社會型態(morphology)：指兩造之社會關係遠近，是一種水平面 向(horizontal aspect)。法律量的變化與人際關係之親疏，呈現曲 線型之關係，關係愈親密法律量愈少，而另一方面關係愈疏遠，
法律之密度亦愈少。就訴諸法律的程度而言，關係愈親密的個 體，愈容易尋求法律外途徑解決紛爭；就執法的嚴厲性而言，關 係程度愈不親密者，執法便愈嚴厲與確實，反之愈寬鬆，例如警 察對於和自己關係愈親近的人，包括親戚、朋友或同僚，其執法 行為愈趨寬容。
三、文化面向：指社會的生活方式與價值觀。法律數量伴隨著文化而 增減，一個地區文化的豐富性與文明度直接反應法律的制定數 量，當文化愈多元時，法律數量便會減少；而法律規範內容與數 量往往反映當地之主文化，在法實踐上，非屬主文化群體之行為 人(犯罪行為人)面臨訴訟時，往往較主文化群體之犯罪行為人更 容易受到嚴厲之懲罰，也就是說，行為人刑罰之嚴重性取決於兩 造之間文化程度差異，而且法律規範多寡往往與行為人文化程度 成反比，而與被害者文化程度成正比；此外，文化中若有和解原 諒之觀念者，愈容易採行法律以外之途徑解決紛爭。
83Black, Donald J, supra note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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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織面向：指兩造之一方以組織或個人之身分進入司法體系時，
所遭受之待遇有所差異，組織憑藉其資源較個人容易訴諸訴訟途 徑獲得利益或是較低程度之懲罰。法律量之多寡，與組織程度成 正比，因此政府組織程度愈嚴密，法律規範強度便愈強；而從法 律規範之對象來看，規範組織程度較不嚴密之團體的法律數量，
會多於規範組織程度嚴密者。
五、規範面向：即當事人的其他社會控制力量之強弱。例如家庭、學 校、宗教、組織等，都會影響執法人員的執法行為。法律數量與 社會控制之強弱成反比，也就是說社會其他制約人們的力量愈 強，就愈不需要透過法律進行制約。
法官身為社會脈絡與關係中的社會人，其量刑決策自然會受到社 會脈絡與社會關係之影響，學者周愫嫻根據前者理論指出法官之社會 角色、居住地區之社區價值、法院組織等，都會影響法官如何看待或 關照自我決定之他人，社會關係提供角色之參考軸線，社會脈絡則提 供規範軸線，該兩條軸線交互作用而產生法官審判決策行為84。 在審理受賄案件時，本文以為，影響量刑的社會關係面向可能包 括法官與犯罪行為人的角色互動及犯罪行為人本身因素，例如法官面 對類似案件但職位高低不等的行為人，是否會給予差異裁量；規範面 向表現在地區文化對於貪污之容忍度、執法者對於杜絕與懲罰受賄者 犯行之正義感強度、當地文化價值觀與執法者是否有差異、犯罪行為 人在該訴訟中可運用之訴訟資源多寡等85；而在社會控制面向，犯罪 行為人是否有前科紀錄，或情節嚴重程度，均可能影響刑罰輕重。
綜上所述，企圖檢視法官審理受賄罪量刑因素之實然面時，本文 選擇具體指標來進行操作，從判決文中，彙整除法律規定外，尚有可 能影響受賄罪量刑之因素，假設如下：
一、犯罪行為人之社會地位(服職層級、職位高低、官等高低)：
社會地位差異可能影響執法過程及結果。本文假設犯罪行為人之 身分，因其服職機關層級(中央、縣市或鄉鎮市)、擔任職位(是否 為主管職)以及官等不同，所被授予之義務與權力有所差異，故 欲以服職機關層級、擔任職位與官等為社會地位之具體變項，探 討是否對法官量刑有所影響。
84周愫嫻，前揭註 7 文，頁 35。
85沈上凱，前揭註 15 文，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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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理期間：
從釐清事實以求公正審判的觀點，速審速結往往對公平正義較為 有利，案件拖得愈久，犯罪事實常愈難清楚，也會影響刑罰長短；
鑑於受賄案件較其他案件較為複雜之特性，往往拉長審理時間，
在此情形下，審理期間長短與量刑高低之關聯性尚待研析。
三、犯罪行為人性別因素：
伴隨社會結構改變，女性與社會整合程度提升，學者對於性別與 法律判決之研究範圍，亦拓展到女性犯罪這塊領域。性別生理及 生涯特質之差異，是否會獲得不同的刑罰，亟待討論。
四、法官性別因素：
男女性別特質、社會化過程、工作與生命經驗，是否在進行審判 時也會分別從不同的觀點切入，做出有別於彼此的決策，伴隨著 女法官比例的增加，成為另一個備受關注的議題，特別是涉及與 性別有關之案件類型時，受賄罪是否有此傾向，值得觀察。
五、法院地理區位：
都市化或社會脈絡會影響刑事法庭的決定，換言之，違反法律或 規則的犯罪行為人在不同地區可能受到不同的對待，若收受價額 是量刑評斷的參考，則收受同一價額之受賄案件是否因地域差異 而獲迥異量刑，值得探討。
第二款 犯罪行為人社會地位與量刑之關係
社會地位86對法律判決結果的影響始終是西方犯罪學研究的經典 議題，自從 1970 年代以來，學界對於相關議題對社會的影響效應及 其對法律判決的影響，便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種族與性別)87。早 期研究(1960‐1970)經常指出社會階級/種族與法律判決大體上是彼此 互有關聯的兩項變數88，因此形成了一派支持此一論點的學說。就犯 罪類型而言，謀殺、強姦或其他暴力犯罪，差異最大，而在涉及財物 的犯罪上，則較無差異89；後來的研究(從 1970 年代晚期到 1980 年代 中期)發現，當罪名的嚴重程度與犯罪行為人前科紀錄被控制之後，
86社會學家多半以教育程度、收入、職業或族群做為判斷社會經濟地位高低之操作性定義。王振 寰編，社會學與台灣社會，巨流出版社，二版，2003 年。
87D'Alessio,S.J.& L. Stolzenberg,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Sentencing of the Traditional Offenses ,J.Crime & Delinquency.Vol.21,No.1(1993).pp61-77.
88Parker, White Collar Crime and Punishment：The Class Structure and Legal Sanctioning of Securities Violation, Am. Sociol. Rev. Vol.50,No.2(1985).pp302-316.
89 Michael Argyle 著，陸洛譯，社會階級心理學，巨流圖書，一版，頁 249，1997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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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Bernstein, Inene Nagel, Willian R. Kelly & Patricia A. Doyle, Sociological Reactions to Deviants : The Case of Criminal Defendants, 42 m. Sociol.l Rev.748,749 (Oct.,1977).
91 Bernstein, Inene Nagel, Willian R. Kelly & Patricia A. Doyle, supra note 63. p749.
92 臺灣近年來因社會結構變遷，學者開始針對越南、泰國、中國籍等新興族群在台短暫或永久 Threat, and Sentencing of Habitual Offenders, Criminology,Vol.36,No.3 (Spring,1998).pp481‐ ‐512.
95Myers, Martha,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Discrimination in Sentencing, Social Forces.:746‐766.
(1987). Lizotte ,Alan J, Extra‐Legal Factors in Chicago’s Criminal Courts： Testing the Conflict Model of Criminal Justice, 25 Social Problems.564,564‐580(1978).
96歧視少數族群犯罪行為人的原因，通常是因為犯罪行為人與少數民族的刻板印象產生關聯所導
Punishment Cost of Being Young, Black, and Male, Criminology, Vol.36,No.4(1987).pp763-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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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謀殺案與強暴案，確實持續有重判的傾向97。
從社會權力中的歧視模式分析，上層社會者較有辦法在訴訟中取 得有效的法律資源、從審判他們的中產階級中取得同理心、從法官的 角度認為其社會名聲受損已獲得應有的處罰，並預測應該不會再犯類 似犯行等，因而獲得較低刑罰；犯罪衝突理論也預期上層社會犯罪行 為人在司法審判前會受到更寬厚對待的原因，主要在於，與上層社會 的犯罪行為人相比，居於下層社會地位的犯罪行為人乃對上層權力階 級之利益形成了更多的象徵性的威脅，法院會更有警覺性地去處理具 有高社經背景的犯罪行為人，以避免惹出政治風波，弄得一身腥98。 惟有不同見解認為，關於社會特徵與刑罰裁決間的關連性之結論應在 法律變項被控制之情形下才得以成立，如罪行嚴重程度與前科紀錄等 法律變項才在決定犯人刑罰上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發現黑人與社經 地位較低者受到較嚴酷之刑罰可能僅表示其為較嚴重的犯罪者。
但事實上，跟法院相比，絕大多數的犯罪行為人在政治權力上很 難比法院更有力，只有非常少數的中產或上層社會階級犯罪行為人有 這麼大的政治權力讓法院吃不了兜著走，因此，這樣的假設必須要在 有這種權力跟沒有這種權力的犯罪行為人之間，也就是下層階級與中 產或上層階級之間做比較，才能得出前述結論，至於不同階級之間的 界定標準為何，則是另一項需要被細緻化的課題99。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差異可能與研究地區的脈絡有關100。Wheeler, Weisburd,與 Bode 在一個 1982 年所做的大型研究結果指出，白領犯 罪行為人在法庭上往往被判得比下層社會犯罪行為人更嚴重101。經由 訪談法官瞭解其對於犯罪行為人社經地位之看法，在法官因素方面，
部分法官對於有錢人犯罪感到特別義憤填膺；因為這類犯罪行為人在 社會與經濟地位上具備顯著的優勢，應肩負起更高的道德責任，而無
部分法官對於有錢人犯罪感到特別義憤填膺；因為這類犯罪行為人在 社會與經濟地位上具備顯著的優勢，應肩負起更高的道德責任，而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