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KUSO 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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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KUSO 創作
KUSO 文化在台灣的發展已超過十年，從最初的電玩遊戲、動漫界傳入，到 現在 KUSO 創作者使用各種網路素材和平台將自己的創作展示給所有網路使用 者，KUSO 已經成為台灣網路上的特殊文化現象，尤其是遇上重大時事時，不少 網友會藉由 KUSO 來表達個人的看法，尤其是遇上政治事件時，大多創作會以 帶著嘲諷與黑色幽默的表現手法呈現，相較於過去單純以搞笑、無厘頭的創作目 的增添了許多政治色彩，更可以看出閱聽人利用網路媒體來抵制大眾媒體的主流 政治或意識型態，企圖發揮反制權威的力量。
同時，由於在網路媒介中，閱聽人的角色受到轉變，從過去單向接收資訊的
「被動的閱聽人」，變成資訊產製端的「主動的閱聽人」，加上網路非線性的連結，
閱聽人想要接收甚至創造何種資訊的主導權在自己手上，在研究閱聽人使用網路 媒介的研究大多著重在主動性之上，因此本研究將使用 Bakhtin 的文化理論來解 析 KUSO 創作元素，並在探討 KUSO 創作的內容方向及使用的元素之餘，也期 望能夠從創作者的創作動機以及展示自我的角度來探究創作者所想要傳達的理 念，試圖以使用與滿足理論來解釋 KUSO 創作的動機，再以 Goffman 的自我展 演理論深入了解創作者以 KUSO 作品所呈現的自我為何，以及背後的選擇原因。
壹、 KUSO 創作手法
在台灣的惡搞文化大多數都使用「翻拍、翻唱、影像組合」的方式呈現，以 創作者自己的立場顛覆現有的他人作品，透過幽默、喜劇的方式來達到娛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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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一種「二次創作」10。二次創作的自由度高，創作者大多可以依照自己的想 法來設計作品；尤其以網路為媒介的二次創作，省去了很多商業上的風險及考量，
加上以閱聽人熟知的現有作品為發想基底，讓這些二次創作的圖像、影片甚至是 長篇漫畫能夠快速的在網路上發酵（楊東岳（述）、ChiuHao Chen, 2011）。
從藝術美學的角度來看，二次創作類似於「挪用」（appropriation），原意指 涉直接剽竊、抄襲他人原作，而改變了原本的原創性及真實性，阿根廷藝術人類 學家在研究藝術與文化的議題時，將挪用的定義擴大為一種涵化（acculturation）
的過程，不僅僅是複製，而是在創作的過程中加入了新的獨立釋義與文化意義（張 珣，2013），經由創作者將原作元素解構（deconstruction）並重新組合後，產生 其心的意涵（林昭宇、吳可文，2013）；後現代的「擬仿」（parody）也同樣有著 異曲同工之妙（潘國靈，2011），達達（Dada）主義便是以這類型的創作手法來 呈現「真實」。由於數位科技的發展，帶動了挪用手法的創新使用，挪用因此在 數位藝術創作中佔了極重要的地位（陳欣怡，2011）。
若從後現代的思考取徑來討論，惡搞文化中的複製行為可用 Baudrillard
（1998）的「擬像」（simulacrum）與「擬仿物」（simulation）來解釋，擬像也就 是失落原稿的複製品，因為源頭的缺失，擬像掩蓋的所謂的真實，以不是因應網 路而出現，而是「資訊社會」重要的特性之一（黃明慧，2006），Baudrillard 認 為擬像本身就代表真實，由於現代媒體不斷的企圖重現「真實」，反而造成真實 的消融，而脫離真相的擬仿物卻成為「超真實」（hyperreality）（黃宗慧，2011；
黃明慧，2006）。
不論是二次創作、諧擬、挪用亦或擬像，其背後的意義都不僅止於複製與再
10香港網絡大典《惡搞》http://evchk.wikia.com/wiki/惡搞（2015/2/1 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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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而是對於真實的重新詮釋，並且賦予被指涉物一個全新的意義。
但這樣的創作方式面臨了許多版權上的侵權疑慮，畢竟直接抄襲與 KUSO 這類的二次創作之間的界線十分模糊，而網路上的資訊龐雜，版權的歸屬問題也 十分棘手；因此美國、澳洲等國家便針對這類型的創作予以兩種豁免條件，分別 為「言之有物」以及「公平使用」。概括而言，若惡搞作品能夠看出創作者的評 論價值，以挖苦、反諷的形式、企圖增加某議題的曝光度為目的者，便不構成侵 權問題（沈帥青，2013；黃義忠，2014；潘國靈，2011）。
除了二次創作類型的惡搞作品，網路上也有許多原創類型的作品，大多以「反 串」的創作體例為主，與 Bakhtin（1984）的戲擬類似，反串意指創作者使用表 面褒揚的文字來吹捧特定對象，但實際上卻是以反義來嘲諷；或是使用指桑罵槐 的方式攻擊特定對象，這類型的惡搞文本出現於網路 BBS 政治版居多（林意仁、
黃厚銘，2011）。
貳、 KUSO 表現「真實」？
從上述創作手法可以歸納出 KUSO 作品大多具備仿擬的特質，創作者模仿 某一特定樣本並給予新的符號意義來闡述其的想法，不論是再製或原創，KUSO 作品都必須具備幽默與嘲諷的特性。
本研究將以挪移、戲擬及擬像等理論來驗證當代的政治 KUSO 作品，檢視 其創作手法是否同樣透過複製與重新詮釋「真實」的過程，將原作的意義改寫以 符合新作品的意境、是否仍保有原作的辨識度，以及是否具備諷刺的語言特性，
另一方面將作品中被模擬的原作或元素加以歸類，分析當代政治 KUSO 的仿擬 對象大多為何，是否有其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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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眾聲喧嘩與狂歡化
Mikhail Bakhtin 是二十世紀重要的俄國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核心包括歷史、
文化和語言這三個關鍵元素，他所提出的對話主義（dialogism）、複調小說理論 以及眾聲喧嘩理論（Heteroglossia）對於文化理論有很重大的影響，尤其是在眾 聲喧嘩理論之下的狂歡節概念，對他所處的專政文化來說，是具有破壞性及顛覆 性的衝擊，而對他來說文化的理解建立於語言和話語的變遷之上（王孝勇，2010;
劉康，1995; Lachman, 1988）。
Bakhtin 除了肯定平民文化與俗言俚語，在眾聲喧嘩理論中更以「狂歡節」
（Carnival）和狂歡化（Carnivalization）的語言來解釋民間自發性的民俗文化，
在政治上更有明顯的抗爭意義，對於民主的建構有其貢獻（王孝勇，2011；劉康，
1995）。本節將使用 Bakhtin 的狂歡化及眾聲喧嘩理論來解釋台灣政治 KUSO 的 文化及政治意義，並從對話理論來討論政治 KUSO 創作者所想要傳達的語言意 義為何。
壹、 眾聲喧嘩理論（Heteroglossia）
Bakhtin 所提出眾多文化理論中，對話主義是他理論價值的核心，目的在強 調反對既存的權威體系，承認且肯定差異性的存在，支持多元聲音的互相交流（劉 建基，2010）。Bakhtin 認為透過「對話」能夠試圖解構主流的意義系統，並再對 其意義化（resignification）的語言過程（Bakhtin, 1965），對話的意義在於他的歷 史性、動態性和互文性（鍾蔚文，2004），在對話主義之下最重要的文化轉型過 程便是透過「眾聲喧嘩理論」來解釋。
眾聲喧嘩是 Bakhtin（1965）所創的俄文字，以之來解釋文化理論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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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對話主義中的核心概念，但當 Bakhtin 提出該理論時，學者分別從它的對話 性、複調以及超語言學的角度來剖析，各自有不同的解讀，根據劉康（2005）的 解釋，他將眾聲喧嘩視為文化理論，代表的是社會語言的多樣化及多元化現象，
唯有在文化出現劇烈改變、斷層、碰撞時，不同的價值觀與語言體系受到的衝擊 和融合，眾聲喧嘩也就因應而生。
眾聲喧嘩時代的語言意義象徵的是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和離心力
（Centrifugal Force）的拉扯（鍾蔚文，2004）。向心力是一股滲透於整個語言系 統之中，將語言推向統一以及標準化的力量，在向心力的作用之下，語言成為單 一且不容其他方言的極權象徵，而能夠與之抗衡者為離心力，強調矛盾對立，並 且允許公開化及違法行為（Lachman, 1988）。這個時期的語言變得更自由活躍，
成為對話式的話語，以嘻笑、嘲弄、幽默以及自我戲擬的方式呈現（Bakhtin, 1985）。
但這種對立並未尋求一致，也不再像過去以作者的思想進行壓迫性的宰制，而是 在彼此不同立場的想法中走向最終內在未決的雙面表述（王孝勇，2013）。
眾聲喧嘩的核心在於從過去神話所呈現的文化向心力和權威主義，走向兼容 並蓄、多語言混雜的語言敘事方式，相較於傳統話語時代，脫離了統一語言的限 制，而這樣的語言形式創造出文化發展的動力（劉康，2005）。
Bakhtin 將眾聲喧嘩的展演場域稱為「公眾廣場」，與 Habermas（1962）提 出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背道而馳，公共領域最終目的是希望在理性溝 通的管道之下將眾人的認知「涵容」至同一共識之中，反映出 Bakhtin 所謂的語 言中心化；然而 Bakhtin 的公眾廣場則充斥著反系統的元素，被視為是眾聲喧嘩 理念在公共生活中的實踐，多元的意識型態將同時被置於同一種社會溝通空間之 中。在公眾廣場中，人們會因為該場域中的環境氛圍而逐漸表現出放恣不羈、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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誇可笑的行為，並且恣意使用低俗下流的言語，目的在於進行不同觀點之間的對 抗，而非做出最終的論斷。（林意仁、黃厚銘，2011；陳威珞，2012；劉康，2005）。
貳、 狂歡節（Carnival）與狂歡化（Carnivalization）
狂歡節與狂歡化屬於組成對話主義中的重要環節，狂歡節理論源自於歐洲文 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慶典與遊行活動，當時的狂歡節是人民在復活節齋戒(Lent)前 盡情縱欲、享受自由的節慶，也是短暫擺脫官方統治的機會，在這段時間內活動 大多呈現權力倒置、失序的狀態。Bakhtin 將這種由民間發起、主張自由與對抗 中心權力並兼具離心力、非中心化、多元價值觀混雜，且在對話之餘還建立起新 的意義系統的過程稱為狂歡化，當時是以嘲弄僵化的章法禮俗和權威的文學為理 論研究主體，如文藝復興時期的法國作家 Rabelais 的作品（王孝勇，2011；劉建 基，2010）。
狂歡節的語言具有雙重性，人們所使用的粗言鄙語同時具有讚揚和詛咒的意 義，在這樣曖昧的關係中狂歡節的語言特徵包括詛咒、讚美以及生理功能，透過 三者在語言中的運用達到對抗權威的效果（黃金正，2008；劉康，2005）。除了
狂歡節的語言具有雙重性，人們所使用的粗言鄙語同時具有讚揚和詛咒的意 義，在這樣曖昧的關係中狂歡節的語言特徵包括詛咒、讚美以及生理功能，透過 三者在語言中的運用達到對抗權威的效果（黃金正，2008；劉康，2005）。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