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與動機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人類與自然自古以來即共生共存，在人類的生活中，自然萬物更與人類 的生活息息相關。回顧過去，人類在漁獵及農業時代，對環境是取自自然又 還之自然，對環境是依賴而不是剝削（exploitation），是和諧漸進的而不是 猛烈廣泛的。但是自從農業革命、工業革命以來，人們對待環境的方式皆為

「牛仔式的經濟」，即是以剝削萬物來滿足其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

而人類在地球的懷抱中安全地生存了許久，但是工業文明時代開始後，兩百 多年間就把地球破壞的千瘡百孔，而人類自身生存也受到嚴重威脅（余正 榮，1996）。1962 年卡遜（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代表當代人開 始意識到環境破壞的嚴重性，也警覺到人類正自作自受地慘遭大自然的反撲

（朱建民，2000）。人類自許為萬物之靈，但卻「剝削」其他的萬物來滿足 其物質享受，並「揀選」環境資源來建立其所謂的文明。而在 1972 年「羅 馬俱樂部」發表《成長的極限》《The Limits of Growth》報告書中指出：地 球資源是有限的，任何人類活動愈接近地球所能支撐能力限度，而產生各種 難以預測的因素，其對地球的危害會更加明顯和而且不可能解決。因此當馬 爾薩斯人口論預言慢慢實現，金字塔式的食物鏈因而逐漸「變形」，生命之 網（the web of life）也日形鬆散，對自然萬物的掠奪激增，而「生態死」不 再是危言聳聽（王俊秀，1999）。

在地球這艘「太空船」上，搭載著人類與其他乘客，在其中與我們關係 最密切的就是有生命的動物，動物們時常供給我們日常所需，自古以來，不 論是人類狩獵畜牧取得身體所需養分、醫學及藥物研究或當成動力的來源，

動物對人類的生存佔有極大重要性。但是人類以其私利對待動物，滿足了人 類的需求，也讓動物們漸漸滅絕，生物棲地逐漸破壞殆盡不可復原。

在 1967 年懷特（Lynn White）著作《我們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開始 反省人與自然相處之道，其後相關環境哲學與環境倫理學蔚為風潮（朱建 民，2000）。近年來倫理學家嘗試著把倫理的規範，從人類之間擴展到自然 界的萬物，並藉著這層倫理關係保育所有生物，以維持一個穩定的地球生 態。但是倫理規範主要卻是處理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因此李奧波

（Leopold）就認為個人是群集（community）中的一份子，他所說的土地倫 理擴展了群集的範圍，除了個人之外，納入了土壤、水、植物和動物，並使

「智人」成為群集中的一般成員，尊重其他成員的發展（Leopold,1949）。

但是西方傳統的哲學觀點，通常是否認人與自然環境間有直接的道德關 係存在，並認為只有人類有道德地位，所有東西被人類使用才有價值（楊冠 政，1996b）。在基督教《聖經》的＜創世紀＞的記載中，起初神創造天地的 六日中，天地萬物都造齊了，在六日內讓人成為萬物的主宰讓人有了宰制動 物的理由。楊冠政（1996a）則認為基督教義中把人類的權力發展極致，萬 物皆為人存在，人類與自然是分離的，而且對自然萬物有管轄和使用的權 利。而西方哲學家笛卡兒則認為人是自然的主人，而且人類具有思考和語言 的能力，其他動物完全缺乏（楊冠政，1996b）。這種以人類中心為主的觀念，

認為其他生物只供人類使用，且與人類無任何倫理關係。

因此人與自然萬物之間的互動，左右著萬物的存亡。懷特（Lynn White）

就指出「人們如何對待生態環境乃取決於他們如何看待自身與其週遭萬物之 間的關係，我們對於自身本性和天命的信念深切影響人類的生態環境」（朱 建民，2000）。研究者認為懷特（Lynn White）所認為自身的本性與李奧波

（Leopold）所認為之動物本能極為相似，而天命的信念研究者認為乃指人 類之繁衍與求生存的人生觀。為了讓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的相處要有一個和諧 的關係，且規範人類的行為，因此「環境」「倫理」必須提供了一個橋樑，

提供與非人類的之間相處之道。

隨著西方的哲學家對動物生命的重視，辛格（Peter Singer）在 1973 年 發表，《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以畜養動物闡明人類應減少動物受 苦的總量（Singer,1973），泰勒（Paul Taylor）在 1986 年發表的《尊重自然》

（Respect for Nature）認為動物有其自身善（a good of their own）對生命中 心主義紮下基礎（Taylor,1986），雷根（Tom Regan）甚至以所有動物具有繁 衍價值，人類應給予道德考慮（Regan,1983）。另外有些學者則對人類所處 的整體環境做一番考量，考量的範圍更擴及無生命的萬物，如李奧波（Aldo Leopold）的『大地倫理 』（The Land Ethic）一文中，寫出自然有其價值，

不是導因於對人類的生存和福祉，而是人類對其有倫理責任（Leopold,1949）。

在討論人類與其他生物和非生物之間的關係上，實已超出了人類與人類 之間定義的倫理關係。羅斯頓（Rolstan Ⅲ,1989）認為舊的倫理學是一種人 類利己主義或人類沙文主義的倫理學，它只關心人類生存利益，而不關心其 他生命物種的生存利益，這種倫理學是自私的，它不符合道德為公眾的本 性，因此新的倫理學必須包含構成地球進化著的幾百萬物種的福利。此說法 亦呼應懷特（Lynn White）與李奧波（Leopold）的看法，新的倫理學應涵蓋 地球上的所有成員。

所以不論「效益論」或「義務論」的說法，或是「自身善」（a good of their own）的論述，研究者認為這都無法抹滅人類與自然生物是相互依存 的關係，而這關係亦需要人類去維繫，即是把道德對象範圍擴展到地球上其 他成員。但是在檢視人與非人類之間的關係，研究者認為『生命神聖』的觀 念至少與人類之間的距離不似無生命的萬物般遙遠。

早在半個世紀前，李奧波（Aldo Leopold,1949）就指出「問題不在於我 們要怎樣處置動物……真正的問題在於人類的管理。野生生物管理是比較容 易的；管理人類才困難。」因此人類必須屏除卓越於萬物之中的想法，對於 伴隨我們一同演化的動物，保育牠們在道德上是種責無旁貸的責任。

在生態上「大地社群」組成「大地金字塔」，不論是人類或是其他動物 皆層層相扣，共生共存。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曾指出各個物種既是金 字塔的尖端，也是它的基座，一切生命都是相互關聯的，物種的意義或對於 物種的感想，都變模糊了（蘇絢，1999）。上述所謂「模糊」，研究者認為即 是拆除物種的藩籬，即是佛家的「眾生平等」。因此面對野生物滅絕的危機，

人類實須為其行為作一番徹底的檢討，否則下一個滅絕的物種就是人類。

在人類與動物、天下萬物的關係裡，存在著看不到的大倫理，漸漸的將 成為人與人之間倫理的推衍，從人與人倫理開始的，再推至有生命的動物。

人類必須學習如何與環境和諧地生活，要成為環境的夥伴與照顧者，而不是 一昧地開發世界，當天下萬物都存在和諧的關係時，就是和諧且永續穩定的 地球。

但是近年來台灣有關動物保育的新聞不斷，除了以往野生動物獵捕外，

在飼養的動物上亦常遭詬病，神豬比賽也好，原住民殺山豬觀摩教學也好（自 由時報，2003），本質上都是以殺害動物來滿足人類活動的需求。對人類來 說是文化的珍惜，是族群自我認同，但對動物的生命歷程卻是一種災禍！

除此之外，高山坡地不當使用，大量土壤流失，造成野生動物喪失棲地，

非法濫捕野生動物以滿足少數人之口欲，不當的放生造成動物的死亡，這些 缺乏動物保育知識的行為，實在是種對生態的浩劫。在 1992 年國內首度感 受到國際要求保育的強大壓力，英國環境調查協會利用歐美媒體向世界報導 台灣為「犀牛終結者」，外國保育團體指責我宰殺老虎、執行保育不力，擬 抵制我經貿等事件相繼發生，動物保育問題逐漸成國內外共同關注之焦點

（林曜松，1997）。而國人養寵物的習慣不良，終在 1990 年台灣再被冠上「流 浪犬的殺手」。而棄養寵物造成大量流浪狗和流浪貓，不但造成環境的負擔，

也使得都市潛在疾病的威脅。而動 物 社 會 研 究 會 也 在 2004 年調查指出全 台 一 年 放 生 動 物 超 過 兩 億 隻 ， 連 牛 、 鴕 鳥 、 蚯 蚓 都 可 放 生 ， 甚 至 遠 赴 國 外 放 生 去 （ 動 物 社 會 研 究 會 網 站 ， 2004）。

上述人類的種種作為，對動物們的生存具有相當大的影響，而動物們的 生存相對於人類是否能永續存活於地球上，亦為相當重要的因素，這些都與 環境倫理的信念不謀而合，而環境倫理信念是否影響動物保育行為？兩者之 間的關聯性為何？這些問題有值得深入探討的必要，這亦是本研究之動機！

而教育可說是國家之百年大計，國小教育又為所有階段教育之基礎，在 教育的過程中，教師、受教者、課程構成學校學習活動的三項要素（如附錄 一），教師是知識的呈現者，也是經驗的提供者，因此教師必須提供必要的 經驗，使學生對相關的現象與事件能理解（張惠博，1990）。

所以教師所持環境倫理信念與動物保育行為，對於教師之教學呈現與學 生未來的行為，必為相當大的決定因素。因此本研究藉由調查國小教師之環 境倫理信念及其動物保育行為為主題，希望透過問卷及訪談，探討教師之環 境倫理信念及動物保育行為，期作為改進教學、提升師資素質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