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國際局勢多變，不論是經濟的動盪、政治的紛擾、疫病的流行、天災 的肆虐……等等，在在地都令人感到惶恐不安，而這當中有許多因族群衝突而衍 生的悲慘事件，如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的衝突，以巴之間的戰爭，美國出兵攻打 回教組織成立的伊斯蘭國等等，這些是屬於使用較偏激的手段達到其訴求；不過 仍然也有較理性的、不訴諸武力的、以較平和的方式表達其訴求的，如蘇格蘭的 公投；而這些許許多多的事件發生，主要仍是在追求其民族之間的國家認同。以 回教組織成立的伊斯蘭國來說，它乃起因於宗教民族主義至上的政治信仰：認為 同一宗教種族的人就應在政治上也追求統一，並建立集體的認同 (朱全斌，
1998)。而這種基於種族至上的國族主義，在以少數族群統治多數族群的國家中 特別受到歡迎，因為它替多數族群在統治權的爭取上，提供了最佳的理論基礎，
如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地區。
而在探討臺灣人民的國家認同問題時，則可追溯至 1895 年的甲午戰爭，清 廷戰敗簽訂了馬關條約，割讓臺灣。在日本統治期間，臺灣民眾為自由及政治參 與權利而奮戰；日本除了加強其統治權的擴張，積極地從事臺灣的公共建設，並 且從思想文化方面著手，有所謂的皇民化運動，加深臺灣人民對日本的國家認 同。一般認為，臺灣民眾在脫離中國五十年、並且為公民權利奮鬥的過程中，漸 漸發展出臺灣認同。然而文化及血緣的羈絆支持了對於中國的國家認同，因此，
臺灣民眾在 1945 年熱烈迎接南京的國民政府重新取得統治權 (徐永明、蔡佳泓、
黃綉庭，2005)。但隨即而來的「二二八事件」使得臺灣民眾與撤退來臺的國民 黨政權之間劃上了一道認同的鴻溝，臺灣民眾對於新政權感到失望，而由此滋生 的「臺灣意識」，更逐漸發展成後來的臺灣獨立運動，因為這件事件彰顯了臺灣 及中國在風俗及民情上的差異 (徐永明、蔡佳泓、黃綉庭，2005)。再加上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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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一統中國認同因種種歷史結構變遷而走向崩潰解體，而在此同時，這樣的解 體並未立即形塑出新的集體國家認同，相反地，不同的國家認同論述，如臺灣認 同同時存在，造成了人民對於國家認同的相對化與模糊化。這使得臺灣的國家主 權與民族認同不再僅僅是簡單的統獨之爭 (賴銘洲，2012)。
國家認同是一種國家成員間相似、平等和親密的感覺，以及人們對自己國家 或他國的情感和評價等。國家認同既是一種集體認同，又是一種國際社會的政治 建構，作為一種重要的國民意識，國家認同是維繫一個國家存在和發展的重要樞 紐 (李春華，2007)。而運動更是激發民眾產生政治、社會和文化上國家認同最 重要的媒介之一，主要是因為運動很容易讓人產生榮辱與共的民族情感 (黃東 治，2006)。當在運動場上奪牌的一刻，全國人民總是一起歡呼、一同吶喊，尤 其是棒球的成績更是牽動著國人的情感，就如同本屆仁川亞運的中韓冠軍戰，全 體國民的情緒總是隨著分數的超前、落後、再超前……而起起落落，此時即能強 烈地感受到全國人民一致地國家認同與民族情感。
一般而言國際運動賽會更是國家取得政治合法性和國家認同的重要途徑，特 別是在國家代表隊的名稱和國旗、國歌上，國際奧會於 1979 年尋求兩岸的代表 名稱解決方式，最後，他們得出結論中國奧委會的名稱為「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臺灣奧委會的名稱為「Chinese Taipei Committee」 (Hwang, 2003，頁 163-169)。而我中華奧會於 1981 年於瑞士洛桑簽訂正式協議，將往後 臺灣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使用的國家代表隊名稱訂為「中華臺北」，演奏歌曲為 國旗歌，旗幟為奧運五環會旗，此即為「奧會模式」。而在出場序方面，根據國 際奧會 1928 年決議案及奧林匹克儀節規範，各國代表團參加奧運開幕典禮繞場 應以主辦國語文排序，自 1984 年洛杉機奧運開始，我國即屬於 T 組而非中國的 C 組，這是以英文序排列；但 2008 年北京奧運因中國語文為中文，使得我國代 表團與中國代表團相連排列，未能有明顯區隔；而 2014 韓國仁川亞運，其出場 序又以韓文發音為排列法，中華臺北隊出場順序排「37」、中國大陸為「31」 (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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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網新聞中心，2014)；是以可以看出每當重要國際賽會時，國人除了代表團的 成員及成績以外，仍然關注我國在會場內外的「國家尊嚴」議題。
而隨著 1987 年的解嚴、開放黨禁、報禁和兩岸日益頻繁的接觸，國家認同 問題更是呈現眾聲喧嘩、百家爭鳴之局面，國家認同的問題對臺灣六、七年級青 年世代依然是複雜難解的，但也並非一般人印象中的冷漠與不關心，其國家認同 主流為一種「異質且多元的臺灣人認同」。家庭的影響仍在，但省籍、族群、學 校等黨國機器的形塑力量逐漸減弱，不若前一世代，而目前青年世代認同的主要 表現仍多是表現在對運動比賽的支持與參與上 (蔡佳惠，2010)。是以運動員的 國家認同觀實足以影響現在之青年世代之國家認同，更何況他們總是在第一線上 面對著世界各國的挑戰與質疑，故而其感受亦是最直接且深刻的，他們的一舉一 動總是在有形無形、有意無意之間對國人産生影響。
從臺灣的歷史發展脈絡，亦可以觀察到運動文化與國家認同的重要關係，如 日治時期，日本人控制大部分的運動的組織，以加強其統治正當性的認同。國民 黨以及後來的民進黨政府亦然，不過，臺灣在國際運動組織上的正當性，仍受到 中國政府在國際上宣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而臺灣是中國 的一部份」的政治信念所干預，此乃是中國大陸所一直強調的「一個中國」政策。
使得臺灣在國際各項運動賽會、運動組織或國際運動學術會議上總是被壓制，並 被迫以「Chinese Taipei」或「中國臺北」替代「中華民國」或「臺灣」，但此一 長期之逼迫卻適得其反，反而造成臺灣人民對「中國認同」的反感，並逐漸朝臺 灣認同靠攏，是以近十年來，有關臺灣的體育運動史與本土化的傳統活動越來越 受到重視 (黃東治，2006)。
1980 及 1990 年代臺灣的快速民主化，使得臺灣方面在國家政策上有了重大 的轉變，包括取消戒嚴、開放黨禁，以及取消集會與言論自由的限制等等，面對 民主化所引發的轉變，臺灣人民開始省思中國與臺灣的認同問題。而當李登輝於 1988 年成為本省籍的中華民國總統兼國民黨黨主席以後，其施政上之作為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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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以臺灣為本位，強調臺灣本土化，建構臺灣的主體性以及落實主權在民的核 心理念，提出改善臺灣自身的政經體質及抵抗外來的政經挑戰的策略，並提出生 命共同體的主張 (黃子華，2006，頁 78)。及此乃有所謂的「一國兩府」、「一 國兩體 (政治實體) 」與「一國兩區」的主張，甚至表明認為兩岸之間為「特殊 國與國關係」(兩國論)。而中國大陸方面亦由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之主張，
意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或者是「一個中國，兩種制度」， 1982 年 1 月，
鄧小平更進一步表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制是可以允許的，他們不 要破壞大陸的制度，我們也不要破壞他那個制度。」，至此將臺灣定位為特別行 政區的方針後，往後歷任領導人大抵均予以沿用 (梁升銘，2012)。不過也因此 而引發出臺灣人民更急切的統獨之爭，因我主張「一國」並非指稱「中華人民共 和國」，「兩制」不是「中央對地方」的從屬關係，而是兼具「一國兩制」的精 神及「主權共用」的原則，以「對等」的「中央對中央」的權力關係來取代「一 國兩制」 (徐于婷，2013)。而由於政治的民主化，使得民選的執政者或政權，
對內必須直接面對選民的訴求，對外又必須在人民的期待下與全球競爭。2000 年首次的政黨輪替，這段時間國內的社會呈現出日益高漲的消費性社會文化，結 構性的產業移轉，財富的分配亦漸漸失衡，而國家的經濟發展愈來愈倚賴政治上 對立的中國大陸，及至於此，臺灣的經濟優勢不再，如何振興經濟成為執政者重 要的課題；而此時期之執政黨更以「族群關係」及「國家認同」為基本的文化政 策，一方面刺激本土性的文化商業消費文化的興起，另一方面更是刻意地重建臺 灣的國家與本土的認同 (王瑞雯，2014)。
從 2000 到 2008 年民進黨執政期間，執政者致力於建立臺灣文化的主體性，
嘗試透過經濟、政治與文化的連結，建立一個足以溝通對話的文化平臺，藉由文 化來突破既有的格局，而在此其中亦隱含有營造新社會、新國家的目的 (郭為 藩，2006，頁 243-244)。是以國人對於我國家之定位有了更強烈的需求，究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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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追求所謂的「一國兩制」？或是「維持現狀」？且在國家的「統一」或「獨立」
之意見上皆有了更多元的論述與看法。
2008 年政黨再次輪替，面對中國大陸的崛起，國民黨政府著重在恢復兩岸 的和解與對話 (王瑞雯，2014)。不過臺灣人民對於臺灣與大陸未來關係的政治 優先考慮事項，主要乃是在於是否擁有安全、平等與自主權 (Wang & Liu, 2004)。為了使臺灣人民自主權與獨立的訴求能與中國要求的統一取得平衡點，
許多美國的學者及官員便競相提出各種方案，希望能達成足以緩和兩岸緊張情勢 的協議。這些方案包括哈丁 (Harding) 所提的「暫定協議」、奈伊 (Nye) 的「三 階段計畫」和賴伯索 (Lieberthal) 所提的「50 年計畫」。這些提案雖然在內容上 有所差異，但其根本上均呼籲中國與臺灣方面要「相互放棄」，亦即臺灣放棄追
許多美國的學者及官員便競相提出各種方案，希望能達成足以緩和兩岸緊張情勢 的協議。這些方案包括哈丁 (Harding) 所提的「暫定協議」、奈伊 (Nye) 的「三 階段計畫」和賴伯索 (Lieberthal) 所提的「50 年計畫」。這些提案雖然在內容上 有所差異，但其根本上均呼籲中國與臺灣方面要「相互放棄」，亦即臺灣放棄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