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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脈絡

為何選擇新聞分析—新聞報導的框架如何再現真實:從新聞的產製面向可以 看出,新聞報導的內容並不具備完全的真實性,Chung & Tsang 認為,新聞採訪 是一種目標或假設的導向歷程,意謂記者並不採訪事件,而是不斷驗證事先所蒐 集的資訊及消息來源訪談是否與原先假設吻合。同時,新聞文本是針對特定語言 結構與字詞的選用與排除框架,亦即某種強調與忽略的整理過程,或可說是「將 故事整理為一體(coherent whole)的中心意旨」(臧國仁,1998)。因此,新聞 報導對真實的再現可說是納入了採訪/報導者對該事件的中介觀點之後所產生 的文本,因此部分參雜了主觀個人對於客觀真實的想像。我們若將想像的概念應 用在新聞報導的寫作上,則可將之分作:想像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或想像如何達 成目的「預期想像」(Anticipatory imagination);整理以往經驗並組織使之重現於 記憶的「再生想像」(Reproductive imagination);人們在記憶中重組過去經驗並 超越以往經驗產生的新構想,也稱「構念想像」(Constructive imagination)或者

「創造想像」(Creative imagination)(簡珮如 2006:9)。從以上觀點,我們可以 理解到無論新聞文本的生產者使用了上述何種類型,都或多或少已滲入了自身想 像再現,及預想達成的再現真實。

除了新聞工作者的自我想像,新聞文本的框架也受到更多外在因素的影響。

Wolfsfeld(1993)整理了五個影響因素,分別是:(一)新聞媒體的自主性,(二)

社會事件的訊息提供者(消息來源),(三)新聞組織的流程與常規,(四)新聞 工作者的意識形態,(五)社會事件受原始組織影響的程度(轉引自臧國仁,1998:

37 所整理)。這類因子都會進一步透過框架的效果,經由新聞文本帶給閱聽人不 同的感受。Entman(1993)也提及了傳播者(Communicators)將會透過有意或 無意的框架評斷決定將訊息如何傳遞,而接收者(Receiver)則有可能對這類框 架有所反應。

因此,新聞內容的研究其實並非指向客觀事實的研究,而是針對所謂事實的 意義與符號分析,及背後的意識形態批判。這主要是因為新聞報導原來就不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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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報導,反而事實是受到界定之後而被生產和再造的,而界定的範圍就是意義 的賦予。因此,新聞的處理是一種對事實的選擇、安排、解釋等「意義化」的過 程 ( 張 錦 華 1995 : P.37 ), 而 廣 義 而 言 的 意 識 型 態 則 是 一 種 具 有 自 然 化

(naturalization)效果的框架(frame)。張錦華(1995)提出了如何從意識形態 觀點考察新聞實踐的三個分析面向,包括(一)意識形態是新聞架構而非內容:

包含了對正反二元論述、強調「客觀」以及「人事時地物」等要求的必要性,可 能作為一種新聞產出的框架限制;(二)意識形態具有自然化的效果:意即將事 實的呈現當作原初事實的「事實效果」;(三)意識形態具有政治功能:賦予事件 某種意義是使其得以與社會權力抗衡的方式之一。綜上所述,筆者試圖藉由分析 下層的報導內容,釐清上層的框架意義,進而探問到底是在何種社會情境下,宅 男一詞的意義發生了再製以至於污名化的轉變。

第二節 研究方法

爬梳過新聞報導的客觀可能性後,本文試圖透過內容分析法,針對聯合知識 庫(包含各聯合報紙體系在內的全文資料庫) 以及中央社新聞全文檢索,進行 新聞報導的資料整理。我們旨在回答前節列舉的三個研究問題。其中對於第一個 問題,在先前文獻回顧內已簡單爬梳了日本的御宅族發展脈絡及臺灣「宅男」一 詞延伸的可能性;第二個問題將利用不同年份,提及御宅、宅男關鍵詞的新聞內 容,觀察其使用上的變化,以及是否帶有使用模式、框架的變遷。第三個問題則 是將新聞文本作了內容之分析後,判斷有無落入Link & Phelan(2001)所論的 污名概念,以及Manzo(2004)所言的污名特質。至此,我們將旨在檢視新聞媒 體的報導是否對宅男有著污名的想像。

在游美惠(2000)的討論中,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指針對文本分析的 補充,意在掌握社會及其文本的因素互動。她引用 A. Berger(1995)的概念強 調,社會中的各類文本都具有基於共有文化傳承的關連性,如同在會話時對象之 間話語的呼應。因此,這個方法視角正相符合本文欲探討宅男的發展及使用模式,

與社會情境(在地性、污名化)間的互動關係。文化鑽石(cultural diamond)模 型是由Griswold(1994)提出的概念。他以此模型指出,文本這類文化客體與社 會間的交互關係必須釐清四個要素-意指社會世界、創造者、文化客體與接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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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互動(游美惠,2000)。

透過對以上來源的新聞報導的內容分析研究,我們可以將 Link & Phelan

(2001)將污名概念化以後的第一和第二項要件,亦即將差異貼上標籤及與主流 意識形態下的負面特徵連結,納入我們的研究範疇。這將有助於釐清相關新聞報 導是否透過自我再製,發揮事實效果而誤導了原初的事實,以及是否作為一種維 護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力運作,而做出歸責性的污名指認的種種可能。至於第 三、第四點—我者與他者的辨別及使其地位喪失和歧視效果,則需利用相關文獻、

理論的探討。比如說,我們可能以該名詞的歷史脈絡進行回顧與比較,甚至是透 過問卷調查等實證資料,對一般大眾的觀感有初步了解後,才可能發展一套足以 檢證概念的實證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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