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途徑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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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研究途徑

（一）衛生外交的歷史發展與定義

「衛生外交」的出現往往基於人類應對疾病的實際舉措，因此它是典型的先 有實踐活動，而後被概念化的詞彙（羅艷華，2011）。

追溯其歷史起源，諸多學者將 1851 年在巴黎舉辦的第一次國際衛生大會作 為現代衛生外交的開端（Zacher&Keefe，2008）。19 世紀上半期的歐洲，關於霍 亂的疾病管控是當時各國外交活動的重點，前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陳馮富珍

（2007）認為，1851 年歐洲的外交官和醫生為了保護他們的人口和商業利益、對 抗瘟疫的反復來襲而在巴黎開會尋找合作方法，這就可以稱為「衛生外交」。

進入 20 世紀後，衛生外交在全球化這一過程中逐漸概念化、機制化。1978 年，美國前總統 Jimmy Carter 的特別衛生顧問 Peter Bourne（1978）最早提出具體 的衛生外交定義，他認為當時的美國政府沒有完全理解衛生與醫藥在完善國際關 係上的促進作用。Bourne 提出「衛生可以成為建立對話和克服外交障礙的基礎，

因為它超越了國家之間那些傳統對立的矛盾」。也就是說，從最初開始，衛生被 認為完全可以作為外交政策的工具，以獲取國家利益。David Filder（2006）也對 衛生與外交的關聯進行過分析，他認為有三種情況，即衛生作為外交的工具、衛 生與外交互相影響且融合、衛生作為外交的目的。目前，大多數國家都看重衛生 的工具性作用，衛生的道德性在外交政策中的體現尚未突出，但是出於提高本國 衛生狀況而定向性制定或選擇外交策略，這樣的狀況可以看出衛生對外交的影響 作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其工具性的角色。

此外，還有學者從外交談判的角度來進行定義。Rebecca Katz（2011）等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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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衛生外交」包括國家為解決分歧與制定官方協議而進行的一系列雙邊與多 邊談判，其中雙邊協議是外交中的核心部分，具體指雙方衛生部門或其他技術部 門高層的協議，並且由雙方共同承擔責任。Paul Kadetz（2013）的定義則更為具 體，即「帶有潛在改善受援國與援助國間政治和經濟或是文化聯結為目的的衛生 活動」。晉繼勇（2008）對衛生外交進行了狹義與廣義兩個層面的定義，從狹義 來看指國家通過外交部門和衛生部門等代表國家的機關和個人, 採用談判等和 平方式來解決涉及跨國公共衛生問題的外交活動。以上層面的解釋較為符合本文 所要研究的中俄衛生外交範圍，即以國家為主體，將排除非政府組織、社會團體 等因素，研究重點為政府在衛生議題上的對外互動與外交路徑選擇。

（二）衛生外交的類型

David Heymann 和 Sudeep Chand（2013）指出衛生安全是非傳統國家安全議題 之一。衛生政策往往會影響到國家在其他領域的戰略表現，即國家安全、經濟發 展、全球發展戰略及人道主義。可見，一國衛生外交涉及安全、經濟等多方面國 家利益。通過具體的手段或形態，衛生外交在這些方面發揮其獨特的作用。

首先，需要了解衛生在安全、經濟上的影響。從衛生與安全的角度來看，諸 多學者以愛滋病為例闡述其對軍事安全及社會安全帶來的不穩定因素。P.W.

Singer（2002）認為愛滋病不僅會降低軍隊的作戰能力，摧毀其保護機制，軍隊 內部的衝突也會擴展為國家社會的動蕩。由於愛滋病的本身感染對象多為年輕 人，因此這更容易影響經濟生產能力和社會流動性，造成國家整體的癱瘓。

Heymann（2003）也強調愛滋病其傳播速度之快及其導致區域性不穩定，直接考 驗一國的政府安全、軍隊安全以及維穩能力。同時，更令人不安的是在衛生條件 差、疫苗短缺且政治分裂的地區，傳染病作為生物恐怖主義之工具的可能性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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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不僅打擊士兵的作戰能力，也對其心理造成傷害，而在戰爭的環境下，這 樣的心理狀態容易被利用或演變為瘋狂。可見，由於衛生問題直接關於人身安全，

因此一旦出現傳染病，將會影響社會心理，從而對國家安全穩定構成威脅。

另一方面，衛生與經濟聯繫同樣緊密。Jared Diamond（2005）認為農業的出 現使人口密度提高，聚集性的定居條件為病菌提供了理想的滋生地。此外，世界 貿易路線的發展將歐洲、亞洲和非洲有效地連接成一個巨大的病菌繁殖場，導致 全球流行病的產生。2001 年世衛組織在「Macroeconomic and health: investing in health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Macroeconomics，2001）報告中詳盡分析了疾病 衛生對社會經濟狀況的影響，比如降低個人的勞動生產力、減少生育及教育方面 的意願與支出、衝擊社會整體商業和基礎建設的投資等等。大流行病狀態下，民 眾消費意願低落，出入境限制導致社會流動性減小，農業、製造業、旅遊業和貿 易的未來收益預期都將不樂觀，經濟表現不良最終可能導致政治上的不穩定和宏 觀經濟的崩潰。

正是由於上述衛生與安全、經濟的密切關係，它能影響政府的整體表現，因 此 2000 年來，越來越多具備對外援助實力的國家積極考慮將衛生援助作為外交 的政策工具。張春（2010）主要從國際政治的角度切入，將衛生外交類型分為談 判性質的國際會議與條約、緊急性的災難救助、國家或區域組織在特定地區的雙 邊或多邊衛生外交。也有研究者（Wang，2013；Youde，2008；陳佩瑜，2016）

從具體的雙邊援助方式切入，對一國衛生外交類型進行細分，總的來說，有以下 幾類：

1、醫療服務，即長期或定向的醫療人員派遣，以及短期的醫療隊；

2、醫療設備及藥物，即醫療設施基礎建設，藥品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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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緊急救助，即發生緊急災難狀況時，派遣醫療隊實施救助工作，或提供 其他醫療物資援助；

4、醫療人員培訓，包括援助國的醫療人員派駐受援國進行醫學教學，或受 援國派遣人員留學；

5、特殊疾病項目，即援助國針對特定某種疾病，設立方案及項目對其進行 防禦、消除或抑制；

6、雙邊合作協議，即一類綜合且長期的合作項目，內容涵蓋廣泛，包括但 不限於藥物研發及進出口、疾病防治、人員派遣及培訓等方面。此外，在發達國 家間存在互惠性質的衛生合作協議，通常指兩國人民享有同等的醫療服務福利。

綜上，本文將採用上述細緻的類別分析方式，在中俄對外援助體系中做具體 討論和研究。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主要採用文獻分析法、比較研究法以及案例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主要是指客觀且系統性地搜集、鑒別、整理文獻，並通過對文獻 的定性分析研究，形成對事實科學的認識。筆者使用的文獻為一手及二手文獻，

其中一手文獻來自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艾 滋病規劃署、俄羅斯衛生部、中國衛生部等官方資料及官網數據；二手資料來自 相關學者的專書、期刊，智庫報告以及新聞資料等。

本文將對中俄衛生外交進行三個層次的比較，即機構職能、外援政策、對世 界衛生組織政策的態度差異。儘管中俄在政治、文化、人口等方面都有一定差異，

但是兩者在疾病衛生問題上面臨相同的挑戰，即作為區域上的大國，都承擔著複 雜多樣的衛生問題，都容易遭受耗時費財的傳染病問題。此外，中俄作為有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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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中國家，都意圖在國際事務上施加其影響力。最後，本文將以兩國處理愛 滋病及伊波拉疫情为案例，深入討論以上三層次的異同對實際應對疫情舉措的影 響，進而更加客觀地給予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