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俄衛生援助體系之比較
第三節 衛生援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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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衛生援助模式
首先，中國傾向於對低收入國家派遣醫療隊為主。根據《中國對外援助
（2014）》白皮書（中國政府網，2014），截止當時，中國已對外派遣 55 支援 外醫療隊，累計 3600 名醫護人員，在受援國近 120 個醫療點開展工作。其中，
43 支中國醫療隊分佈在 42 個非洲國家，為非洲國家培訓醫護人員超過 3000 名。
2010 年 11 月，「光明行」醫療隊首次赴非洲，為辛巴威、馬拉維、莫桑比克、
蘇丹等國千餘名白內障患者進行治療。除了派出專業性強的醫療人員，中國政府 從 2002 年起，開始培養青年志願者，即由共青團管理的「中國青年海外服務計 劃」，該計劃囊括漢語、藝術、科技及衛生等多領域，其中在非洲的青年志願者 多從事衛生服務，程式上與專業醫療隊的派遣類似。
其次，鑒於強大的基礎建設能力，在衛生援助上，中國政府同樣重視基建投 入。截至 2014 年，中國向非洲援建了近 30 所醫院和 30 個瘧疾防治中心，提供 8 億元人民幣的醫療設備物資和抗瘧藥品，其中，援賴比瑞亞塔佩塔醫院專案醫療 設備先進齊全，建成後由中國、埃及、賴比瑞亞三國合作運營，為該專案可持續 運營進行了有益嘗試（中國政府網，2014）。此外，2014 年西非伊波拉疫情期間，
中方通過向非洲多國提供設備及物資捐助，並且對塞拉里昂及利比亞生物等級 H 級實驗室進行援建。
最後，中國還向其他發展中國家進行藥物開發合作與捐贈。2007 年，中國 與科摩羅啟動青蒿素複方快速控制瘧疾合作專案，使科摩羅莫埃利島的瘧疾發病 率較同期下降 90%。2010-2012 年間，中方對外無償提供了 60 批抗瘧藥、甲流疫 苗及霍亂疫苗（中國政府網，2014）。
除了上述幾種，中方的衛生外交還包括緊急人道救援與短期巡診，但這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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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為隨即性的方式且政府投入不定。由此，通過醫療隊派遣、基礎建設及藥物合 作等途徑的整合，中國在 2000 年後逐步形成複合式援助策略，開始掌握主導權。
然而，由於政府角色過重的特點，中國的衛生外交事務中始終缺少國際非政府組 織、民營部門及獨立團體等行為體的多邊參與。雖然中方在海外基礎建設中採用
「企業總承包責任制」，但這些參與企業多為國有或聽命於商務部及外交部的駐 外機構管理，在項目上少有自主決策權。這些問題導致中國衛生外交的官僚色彩 濃厚且透明度小的缺陷，引發外界質疑。
俄國衛生外交同樣由其國家利益決定，在援助方式的選擇上，俄政府主要以 財政形式和物質形式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協助，而在平臺的選擇上，俄政府開始逐 漸從多邊合作向雙邊合作推進。
在參與多邊合作的衛生事務上，俄羅斯大多以財政援助為主。在與抗擊愛滋 病、結核病與瘧疾全球基金（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以下簡稱「全球基金」）的合作方面，2006 年，俄放棄全球基金受援國 的身份，並開始增加其捐款量。2010 年，俄政府返還全球基金近 2.5 億美元的受 援金額，並追加 6000 萬美元的捐款（Рахмангулов，2010），承擔起更多的愛滋
病防治工作。此外，俄羅斯曾加入由世衛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國際扶輪社 及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發起的全球消滅脊髓灰質炎專案，為此提供 1800 萬美 元的捐贈金（Бокарев，2010）。2007-2008 年間，俄羅斯作為 G8 成員國，為該 組織衛生事務提供近 2 億美元的資金，並加入全球疫苗免疫聯盟承擔 2010-2018 年裏 8000 萬美元的費用，以促進肺炎球菌疫苗的研發與生產（Корепанов，2012）。
俄羅斯還針對特定地區，與多邊組織展開合作。2007 年，俄政府與世界銀 行、世衛組織簽署關於防控非洲尚比亞與莫贊比克瘧疾疾病的救助基金協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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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投資 2000 萬美元（Bliss，2010），該專案成效顯著，2008 年，瘧疾感染率已 在當地明顯下降。2006-2009 年，俄方制定了發展周邊國家公共衛生系統的一攬 子計畫，花費數百萬美元安裝並升級各國 40 多個實驗室設施，為 200 名專家提 供流感病毒檢測與防治的專業培訓（Guardian，2011）。 2008-2010 年，俄為獨 協國家愛滋病疫苗研究投入近 3800 萬美元，同時，俄政府開始建立創新的危機 應對合作機制——歐亞穩定與發展基金並承諾投資總額為 75 億美元，向周邊中 亞國家提供貸款（Bliss，2010）。此外，為提高對病毒擴散的監控能力，俄羅斯 曾倡議在其境內建立世衛組織歐亞和中亞流感合作中心，以促進該地區愛滋病疫 苗研究的協調機制（Росбалт，2006）。
由於 2014 年克裏米亞危機，俄羅斯與美國、歐盟的關係緊張，在同年頒佈 的《構想》中，俄政府表達關於擴展雙邊合作的前景和意願，並且開始熱衷於宣 傳其在非洲的衛生合作。2015 年，俄羅斯聯邦主要向獨立國家聯合體成員以及 敘利亞，塞爾維亞和幾內亞提供雙邊發展援助，優先領域是公共衛生，糧食安全，
營養和教育等方面。俄政府以技術援助專案，能力建設以及預算支持和債務減免 的形式提供雙邊發展合作。 2014-2016 年，非洲伊波拉疫情再度爆發，俄中東與 非洲事務特別代表 Mikhail Bogdanov 稱，俄政府已為西非抗擊疫情提供 6000 萬美 元的資助（TASS，2018）。不僅如此，俄聯邦衛生部聯合РУСАЛ企業在幾內亞 共和國建立伊波拉病毒研究實驗室，並於 2018 年 12 月宣佈成功研製出抗伊波拉 病毒的疫苗，並將在幾內亞傳染病學和微生物學臨床診斷中繼續觀察研究。俄衛 生部部長維羅妮卡·斯克沃爾佐娃指出：「俄實驗中心在伊波拉疫情時期提供了 良好的技術使幾內亞眾多病人康復，所接收的 62.5%確診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病人 被成功治癒。」（Минздрав России，2018）此外，俄羅斯還向幾內亞援助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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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物資設備，比如，向其供應 150 噸藥物和野戰醫院醫療設備以及由俄羅斯 消費者權益監督局派遣的以卡馬斯卡車為基礎的移動實驗室等（透視俄羅斯，
2015）。
第四節 小結
在衛生援助體系方面，筆者主要從援助對象、動因和模式三個層面來深入探 討。在援助對象的選擇上，中俄都專注於區域地位的開發和保障。隨著「一帶一 路」及「南南合作」的展開，中國加大了對東南亞和非洲地區的援助，以保證在 發展中國家群體裡的影響力；俄羅斯則看重其在中亞地區的傳統勢力，通過獨協 機制，加強與中亞國家的政治經濟聯繫，另外，俄政府也一直經營著與拉丁美洲 國家的合作關係，彌補在全球戰略中的缺失，牽制美國。
衛生援助的動因可以從政治、安全、經濟三方面闡述。從政治利益上講，中 俄都需要通過衛生援助形塑其大國形象，增強軟實力外交，並增強與特定區域國 家的聯繫以建立地緣政治話語權；從安全利益上講，兩國都面臨來自周邊地區的 毒品和愛滋病等輸入問題，中國亟需遏制東南亞毒品和愛滋病的傳播，而俄羅斯 則警惕中亞地區移民帶來的疾病和毒品問題；從經濟利益上講，中國需要與非洲 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強經濟聯繫，以確保其政治戰略的順利實施，而俄方 主要為促進國內醫藥產業的發展，擴大其對外貿易輻射範圍。
兩國的援助模式也各有差異。中國以資金援助、醫療隊派遣和基礎建設為主，
俄羅斯則以財政援助為主，並且隨著與歐盟、美國的關係惡化，俄政府開始積極 尋求雙邊合作，以擴大其影響力，尤其在對非援助上，俄方提供了大量技術援助 來顯示其合作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