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對社會弱勢者之給付行政：程序與實體
第一節 協力義務與調查義務與社會弱勢者基本權侵害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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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程序義務與社會弱勢者基本權之衝突
為了貫徹社會國原則及對弱勢者之國家保護義務等理念，而形塑出之與弱 勢者相關之給付行政體系中，仍蘊有本於社會政策中自我負責，與社會連帶所推 導出之─弱勢者須負擔一定義務之要求，亦即，當事人之協力義務。隨著社會安 全制度之發展迄今，國家之社會給付型態，已不僅限於金錢或實物上之給付，亦 包括醫療服務、就業促進等措施。因此，受領社會給付之弱勢者之相應協力義務 類型，除了「普遍型」必須提供社會給付所需之相關資料外，另外尚有「選擇型」
給付，如失業救助，則必須已為積極求職行為後未果、或接受與配合相關機關單 位推介安排之職業或職業訓練。1簡而言之，當事人之協力義務，伴隨著社會給 付之個別性與多元化，而更趨多樣化。然而，當行政機關要求相對人提供協力義 務，實務運作可能衍生之問題為：「要求弱勢者克盡協力義務的同時，侵害了弱 勢者之憲法上基本權利。課予義務及權利侵害之間，應如何權衡？」又若，「行 政機關依社會給付相關法規範執行調查義務，弱勢者有義務配合調查，亦屬協力 義務之一環，同樣可能不當侵害弱勢者之權利，又應如何處理？」此外，從社會 政策中自我負責之思維出發，英美國家遂而推展出「工作福利」（Workfare）的 想法，「然系爭制度會否不當侵害弱勢者之憲法上基本權利？」毋寧亦是本文欲 於本章中一併加以探究者，爰依序討論如下。
第一節 協力義務與調查義務與社會弱勢者基本權侵害之 衝突
壹、協力義務之案例情狀─資料提供義務與社會弱勢者之隱私權保障
1 普遍型給付與選擇型給付之分類，請參郝鳳鳴，社會法與隱私權保障－孫迺翊教授社會給付 請求權、當事人協力義務與隱私權保障與談稿，收錄於：司法院大法官一百年度學術研討會─憲 法解釋及與隱私權之保障，2011 年 12 月，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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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擬就德國聯邦行政法院一九八三年五月五日「針對不行使扶養請求權援 引 隱 私 及 私 人 領 域 」（ Berufung auf Intim- und Privatsphäre für das Nichtgeltendmachen von Unterhaltsansprüchen）判決一案為例，以資說明。
一、案例事實
原告為一名未婚單親媽媽，於一九七六年誕下一名女嬰，其不願讓女兒知悉 生父究係何人。因此該名單親媽媽為自己以及女兒向社會主管單位申請生活扶助 時，主管機關按社會法典規範，要求原告必須填寫生父之姓名。蓋因依據當時民 法規定，生父不僅對子女負有扶養義務，於一定期間內對子女之生母亦負有扶養 義務。主管機關為調查原告是否有扶助之必要，必須先確認該名男子之經濟狀況 為何，是否具有扶養能力。惟原告認此已觸及其個人私密領域，侵犯其人格自由 發展之權利，而拒絕填寫，行政機關因此拒絕其社會扶助申請。2為此，原告提 起行政救濟。德國聯邦行政法院認為，扶養義務人無扶養能力乃社會扶助給付請 求權成立之前提之一，原告就其扶助需求負有實質舉證責任，行政機關要求申請 人填寫子女生父並非不合理之要求，申請人拒絕告知女兒生父之姓名，使行政機 關無從為必要之審查，自須負擔因此所生之不利益。易言之，行政機關就其所有 事證調查結果仍無從確認原告有救助需要時，得以不符給付請求權要件而予以駁 回。至於個人隱私權固然應予保障，但並非絕對保障，個人不得以其私密領域受 到干預、拒絕履行任何協力義務，又要求國家應准許其給付之請求，而且本案僅 是拒絕扶助給付，不能與公權力措施直接干預個人私密領域之情形相提並論。不 過聯邦行政法院也承認，於某些非常特殊之情況下，即使生父有扶養能力，也難 以期待單親母子對其主張扶養請求權時，便得打破補充性原則例外給予扶助。但 申請人仍須具體告知主管機關究竟面臨何種困難，不能僅抽象主張隱私權受侵害 而拒絕踐行協力義務。3
2 BVerwG, NJW1983, 2954.
3 BVerwG, NJW1983, 2954 (2955ff.); 孫迺翊，社會給付請求權、當事人協力義務與隱私權保障，
收錄於：司法院大法官一百年度學術研討會─憲法解釋及與隱私權之保障，2011 年 12 月，頁 98。
又德國聯邦行政法院早於 1970 年 9 月 3 日「公務員非婚生子女生育津貼」（Beihilfe fü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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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分析
針對系爭判決，德國 Wolfgang Rüfner 教授認為，德國聯邦行政法院指出，
在社會國原則脈絡之下，人民自由基本權利之行使將會有所限縮，蓋因該個人必 須由社會提供資源以行使其等之基本權利。人民之人性尊嚴、人格權自由發展基 本權不受侵害之主張，主要是針對國家干預人民的基礎上，而非社會給付請求權 領域。這樣的解釋就一般形式上而言是無庸置疑的。國家無須提供人人平等行使 基本權之措施，準此，無需社會扶助之人民，在某些方面，享有更多自由。此一 論 點 ， 受 到 普 遍 性 支 持 。 反 對 見 解 ， 亦 即 「 絕 對 平 等 要 求 」（ radikale Gleichheitsforderungen）之論者則認為，此乃一需要社會扶助之公民，必須容忍 其基本權自由，受到事實上限縮的問題，卻並未得到正面之回應。其與未涉及社 會扶助狀況中，人民沒有爭議地，可能受到限制，這根本是兩回事，而非可被接 受的理由。主要應釐清的問題毋寧在於，在社會給付部分，吾人「是否」（ob）
及「於何種程度上」（inwieweit）必須賦予基本權利之保障？4這些疑問在訴諸基 本權而請求救濟之情況下，逐漸白熱化。
爰此，論者以為，因社會給付所產生之基本權利衝突是一相當困難之基本權 釋義學問題。無法得到一個全有或全無的答案。毋寧只能在憲法適用之層次上，
就社會以及基本權主體之利益衝突間，尋找平衡點。在此，使用的是今天已極為 普 遍 ，而 聯邦 憲法 法院 亦持 續 使 用的方 法 ，亦即 依照「實踐 相容性 原則」
（praktische Konkordanz），5對相互衝突之原則以「最適化」（Optimierung）（而
Entbindungskosten eines außerehelichen Kindes einer Beamtin）判決一案，便有類似本案例事實之 情況。但因本案係涉及公務員非婚生子女補助與生育津貼，因機關無庸針對扶養義務人之資產為 調查，該申請人本無須告知生父有關事項。（BVerwG, NJW1971, 70.）因此本案法院便數度澄清 其見解並無前後不一，而是端視社會法相關法定要件所作成之決定。BVerwG, NJW1983, 2954 (2956).
4 Vgl. Wolfgang Rüfner, Sozialhilfe für die nichteheliche Mutter und ihr Kind, JuS 1984, S. 681.
5 「實踐相容性原則」，根據德國 Konrad Hesse 教授所闡釋，蓋憲法所保障之法益發生衝突時，
不應率爾為實現一方法益而完全犧牲他方。本於憲法一體性原則之要求，必須為彼此衝突之法益 劃定界限，以便各方均能獲得最大可能的實現。又各該情況中，界限的劃定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之 要求。Vgl. Konrad Hesse, Grundzüge des Verfassung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20 Aufl., Heidelberg 1999, Rdn. 72. 中譯部分，可參陳愛娥，憲法作為政治之法與憲法解釋，收錄於：翁 岳生，當代公法新論（上）─翁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2002 年 7 月，頁 732；張志偉，
比例原則與立法形成餘地─由法律原則理論出發，探討審查密度的結構，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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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最大化）之目標，而作相互之權衡。聯邦憲法法院運用此原則，以處理基本法 中形式上無限制保留之基本權的限制問題，同時也用在不同基本權或憲法原則衝 突時之決定上。6
然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藉由實踐相容性原則，提供操作法律原則衡量之此 一適切起點，俾達成實現基本權最適化之目標。首先會面臨到的難題，便係「符 合比例地」為各方法益劃定界限之權衡考量。而考量之方式，除了透過「類型化」
所為之「具體化」過程一途外；7另一種則是觀察個案中情形，以確定原則間之
「條件式優先關係」（bedingte Vorrangrelation）8加以解決。關於後者，德國 Rober Alexy 教授針對實踐相容性原則之操作嘗試發展出之一種思考模式：「一、首先 應確定，抽象地看來，各該法律原則所擬保護之不同利益間，有無絕對優先劣後 之關係；這在前述實踐相容性考量下，自然係很難成立。二、如是，便須決定，
抽象上看來同等重要的各種法益，在具體情況下，何者較為重要。於此須留意，
三、針對具體案件事實，就互相矛盾之原則間所規定之優先劣後關係，其取決於 具體之規範、事實條件；於另一類案件事實之況，結論可能相反。」9一言以蔽 之，或可循 Rober Alexy 教授所提出之「衡量法則」（Abwägungsgesetz）加以闡 述：「若一原則不被實現或被侵害的程度愈高，則另一原則實現的重要性就必須 隨之愈高。」10換言之，若一原則被加以限制或被侵害之程度越強；則相對地，
要求之公益目的重要性亦須合乎比例地提高。
惟衡量法則在具體案見操作上，於何種情形與條件下，何種原則應為「有條 件之優先關係」之實質問題，仍未解決。11對此，德國 Klaus Stern 教授則指出，
雖法益衡量操作仍然未能免於「主觀性」（Subjektivität），但若衡量之進行取向
第 24 期，2008 年 5 月，頁 23。
6 Vgl. Wolfgang Rüfner, a. a. O. (Fn. 4), S. 682.
7 例如，關於藉由「類型化」所為之「具體化」過程，可參見陳愛娥，「法律原則」作為行政法 的法源，收錄於：城仲模，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則（二），1997 年 7 月，頁 67-85。
8 Vgl. Robert 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Baden-Baden 1994, S. 81.
9 陳愛娥，同註 5，頁 733；陳愛娥，同註 7，頁 66；陳愛娥，憲法基本原則：第一講導論－憲 法、國家與社會學，月旦法學教室，第 9 期，2003 年 7 月，頁 50；王鵬翔，基本權的規範結構，
臺大法學論叢，第 34 卷，第 2 期，頁 17。
10 Vgl. Robert Alexy, a. a. O. (Fn. 8), S. 146.
11 陳愛娥，同註 5，頁 733；陳愛娥，同註 7，頁 66-67；陳愛娥，同註 9，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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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領域（Privatsphäre）及公開／社會領域（Ö ffentlichkeits-Sozialsphäre）13之三種 態樣觀之，其中受到最嚴密保護之領域係涉及個人內在情感與思想世界，尤其是12 Vgl. Klaus Stern, Das Staatsrech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Band I, 2 Aufl., Müchen 1984, S. 133.
13 BVerfGE 6, 689 (433); 27, 344 (351f.); 32, 373 (379); 33, 367 (676f.); 35, 35 (39); 35, 202 (220);
80, 367 (373). 關於領域理論部分，可參見 Bodo Pieroth/Bernhard Schlink, Grundrechte-Staatsrecht
80, 367 (373). 關於領域理論部分，可參見 Bodo Pieroth/Bernhard Schlink, Grundrechte-Staatsrec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