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2. 文獻回顧

2.2 社會與創造力

一直以來,創造力研究大多著墨在定義個人特質、創造性人物的認知行為、以及 如何發展跟刺激個人性創造力(Barron & Harrington, 1981;Woodman & Schoenfeldt, 1990),像是創造性個體個性、價值觀、發現問題、以及新刺激等等,然而,基於 本研究探討的是創造力的時代性,加上,許多研究皆開始表示,個體性創造力的 研究對於歷史環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對於多樣生活經驗以及創造力經驗的關 注皆過於表面且有某個程度地忽略(Mockros and Csikszentmihályi, 1999 ),因此,

本章節想要以社會性的創造力為開端,循次在下一個章節再回顧個人性的創造力。

綜觀所有的社會性創造力研究,共分三個方向:首先,是群體性的創造力,例如 Parmeter and Garber(1971)以及 Amabile(1999)所說的同儕、同事的影響,談的是創 造力存在的集體組織與環境因素,再來,環境與外在刺激下所引發的創造力,像 是 Simonton(1999a)談到政治性的戰爭、經濟發展(Davies, 1969);以及 Arieti(1976) 說到的社會階級壓抑,以當時的大社會架構為分析主體。最後,則是一整體氛圍 或說意識形態,Arieti(1976)所列舉的九大影響創造力的社會文化因子,其中的文 化接受度與自由度是其一,Csikszentmihályi(1988)所談到社會(field)的評價則是其 二。這三個方向總的來說,皆可稱之為創造力的社會性,彼此互為因果、相互影 響,且密不可分。

2.2.1 群體性的創造力

人類一直以來都為了創新而汲汲營營(Barlyne, 1960),因此人群聚之處—社會—對 於「創新」一事具有其重要價值也就理所當然。1880 年心理學家開始將創造力的 探討從個人擴張至社會,認為創造性人物群聚彼此間的互動可提高創造力的發生 (James, 1880),也開始有許多文獻將研究重心轉向群體間創造力的產生(Hare, 1982;

Isaksen, 1988; Nysttrom, 1979; Stein, 1975),Amabile(1983)結論出多種影響創造力 的社會性因子,像是可效仿的對象、良師益友、以及社會週遭的輔助,對於激發 創造性個體內在的潛能至關重要,說明個人創造力必須要在群體中更能發揮,

Simonton(1988)強調社會化的互動以及群體間的腦力激盪(brainstorming)是創造力 來源的大本營。群體性的創造力,跟個體所在環境、組織有密切關係,展現的是 個人與大環境集體營造出來的結果,圖 2-1 為 Woodman, Sawyer and Griffin(1993) 所提出的群體創造力模型,該模型說明個體性的創造力凝聚為群體後,他們當時 身處的環境、情況與社會涵構,對創造力的提升至關重要,好的影響帶來創造性 的結果,不好的影響導致創造力的衰退。

圖 2-1. An interational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 from Woodman, R. W., Sawyer, J. E. &Griffin, R. W.(1993)(SC p129)

根據 Paulua, Brown and Ortega(1999)的區分,群體性的創造力可分為三種:腦力激 盪 (brainstorming) 、 電 子 腦 力 激 盪 (electronic brainstorming) 、 以 及 小 組 合 作 (teamwork)。研究中顯示,雖然群體創作對於創造力的提升有好有壞,但是對於生 產構想的數量、一些基礎性的評估以及整個自由思考的流暢度,群體性創作的確 有正面影響(Osborn, 1963;Parnes & Meadow, 1959),甚至在大量替選方案的生成 上,電子式腦力激盪,也就是與電腦互動9代替人腦互動,修正了傳統腦力激盪的 缺點,比較於傳統腦力激盪,得到使用者更高的讚賞與滿意度。從認知角度觀察 群體性創造力,其研究重點主要來自“聯想”的觸發(Mumford & Gustafson, 1988;

Mednick, 1962; Mendelsohn, 1976),這類研究指出個人在群體中表達想法的同時,

會帶動群體中其他個體的新創意發生,越多新想法就產生越多聯想的機會,這是 創造力的流動性(fluency),而想法的範圍也遠比單一個體所想的廣泛,這是創造力

創造力時代初期模型 19 的靈活性(flexibility),也因此會有更多產生新奇、特殊聯想的機會,這就是創造力 的獨創性(originality),這些恰好符合 Guilford(1967)提出判定測量創造力的四大因 子:流動性(fluency)、靈活性(flexibility)、獨特性(originality)、精細性(elaboration)10, 換句話說,這種群體中的相互學習影響,對於創造力的提升有絕對性的幫助,也 是探討創造力議題不可忽視的一環,重要的是這類群體性創造力的激發,以相關 領域的人群聚效益最為明顯,Mednick, S. A. & Mednick, M. T. (1976) 即補充說 明,群體性的創造力激盪,彼此間需要某種程度在語義及知識系統上的共同認知,

他們一方面要從彼此的領域中吸取精粹,一方面也要有能了解彼此的主旨與基本 知識,才能在這樣的工作模式中得到最大的啟發,而建築學門間跨領域的互動,

正是這類創造力最好的藍本。

2.2.2 社會環境下的創造力

如前所述,社會性的創造力包括了人與人之間的影響—如上個章節談到的群體性 創造力,再來為整體大社會架構的影響—如政治因素、經濟因素,階級結構的改 變等等,本研究稱之為社會硬體因子。

從 1970 年後,歷史評論家就常提到戰爭衝突對創造力的不利影響(Norling, 1970),

Price(1978)和 Simonton (1976a, 1980)認為戰爭對創造力來說有某種指標性的關 聯,有兩點可供討論:1.戰爭衝突會短暫的壓抑創造力,但當和平來臨暴力平息 的那個時間點,創造力會回升,甚至增加。2. 戰爭的種類至關重要;國際間的戰 爭會造成創造力衰退,是對創造力最明顯也最強大的打壓,例如第一次與第二次 世界大戰,而國內發生類似革命、抗爭、反對、刺殺活動雖說沒有國際戰爭來的 強大,但對於人民的影響卻較為長遠,甚至超過 20 年之久。有趣的是,一些對一 般 人 民 影 響 較 小 , 屬 於 文 明 上 的 革 命 、 衝 突 , 卻 對 創 造 力 有 正 面 的 影 響 , Simonton(1999a)稱之為文明騷動(civil disturbance),而這種騷動持續發生約 20 年 後,似乎就會看到一些顯著的創造性人物在數量上的成長,也就是說當一個壓抑 性的國家開始對不同或者外來文化、制度抱持自由與接受開始,該國的創造力就 會達到一個高點,這與 Arieti(1976)談到影響創造力的九大因子的其中一點不謀而 合,他說:在強大的壓抑或者被排外之後,重獲自由或者是減緩迫害,其創造力 得以提升,並建議可以以猶太人的經驗來做驗證,Dacey and Lennon(1998)針對 Arieti 的建議以小篇幅的論述證明了這個說法。

經濟是另一個影響創造力的社會環境因素,Davies(1969)、McClelland(1961)、

Norling(1970)及 Rainoff(1929)皆說明過經濟繁榮是創造力的基石,生活在困頓與 缺乏中的人民,不會有心力與時間創造不朽的作品。Simonton(1999a)認為經濟與 創造力的關係至為複雜,舉出下列三點現象分別討論:

1. 經濟發展能夠支持科技創造,而科技的進步又能再次刺激經濟與人口的 成長,這些成長又回過頭來成就科技發展。

2. 經濟是創造力的必要條件,但是創造性社會的根本卻不只在於經濟。經 濟成長到某個點之後,創造力的成長幅度並不會與經濟成長成等比發展,甚 至有可能反而衰退。

3. 經濟衰退對創造力會有影響,而這影響並不會單純因為經濟回溫而逆 轉。其主要原因不在於經濟衰退造成當時生活水準降低,即便物質環境轉 好,人民因為長期處於生活的威脅下喪失了冒險精神,使得當時人民的心態 轉向較為固執與獨裁(Doty, Peterson, & Winter, 1991; Sale, 1973),視創造力為 神秘主義而非理性的、心理分析可操作的學門,同樣的,也影響了創造力的 發展。

除了政治、經濟,還有許多其他的社會環境因子會影響創造力,尤其是在於創造 力質性的提高上,像是 Klingemann 等(1982)和 Simonton(1975a)都有提到的哲學系 統的改變,以及特殊科學與科技的新發現(Simonton, 1975b, 1976b),這些都對創造 力的提升有正面的影響。

2.2.3 文化影響下的創造力

本章節討論的是在社會環境架構下的內涵,本研究稱之為抽象的社會軟體因子,

像是意識形態與文化導向,也就是我們說的 “文化”;談的在某個歷史時段中,在 那些天才人物聚集時期中的 “文化特質”。這裡的文化特質,與創造力個體身處的 某個特殊領域較為相關,相較於上個章節的社會環境,更靠近創造性個體的專業。

Csikszentmihályi(1988)所談,針對創造性個體所身處的社會結構,就傾向於以個體 專業領域為出發的創造力系統,有以下論述:創造力的發生是一個複雜多面的互 動系統下的產物,該系統的問題在於它涵蓋了三個面向;個體(person)、範疇 (field)、領域(domain),同時也包括了社會與文化的驅動來影響這三個面向的次系 統(圖 2-2)。其中「個體」代表了創造性個體所成長的環境、性格養成並受到其身 處領域的薰陶,「範疇」意指當時該領域有名望的評論家、報章雜誌以及具公信力 的組織單位,而「領域」則涵蓋了從古到今該專業領域的所有知識。

以圖 2-2 來說,範疇與領域都屬於本章節的文化特質,其決定了創造性個體發展 的適應性與方向,「範疇」表達當時社會篩選的機制,也就是社會強化(social reinforcement)與社會競賽(competition),說明了當時社會所賦予的榮譽會激發創造 性個體創造的動機(Simonton, 1977),進而提升創造力,「領域」則意指該專業當時 的意識形態,架構了當時該專業的中心思想,也是個體創造力來源的根基,

創造力時代初期模型 21 Simonton(1999a)強調了意識形態在創造性社會中的位置,他所說的意識形態泛指 整體的信念系統,包括了宗教、哲學、以及政治,等同於 Csikszentmihályi 在「領 域」之上所談的文化符號系統,講的是該時代的「整體氛圍」,Sorokin(1937-41) 稱之為文化「精神狀態」(culture mentalities),說明人類文明取決為這樣的文化精 神,該文化精神是一個關於真實世界、知識基礎、道德標準、以及一種個體面對 面的社會(individual vis-à-vis society)之下的連貫系統,而創造力的型態(type)與量 (amount)就由該時代主要的文化精神主導著,這種說法,除了大量以歐洲時代為背 景的案例可為驗證之外,Simonton(1992a)亦以日本為例,討論日本的創造力來源 與文化發展,大多以當時的武士道與相撲精神為藍本,也因為這樣的意識形態導 致對婦女的壓抑,連帶影響了婦女在文學、藝術上創造性的發展。

圖 2-2. 創造力之動態架構 (取自 Csikszentmihályi, 1988)

影響時代下創造力的文化因素,除了上述領域內的符號系統以及大範圍的精神層 面,或可說是所謂的社會風氣之外,Arieti(1976)更具體地列出促進創造力的社會

影響時代下創造力的文化因素,除了上述領域內的符號系統以及大範圍的精神層 面,或可說是所謂的社會風氣之外,Arieti(1976)更具體地列出促進創造力的社會

相關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