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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WiMAX 取代原本的 LTE 佈署計畫，信實工業對外的說法是：「印度需要更 便宜的設備來爭取大眾市場,而信實工業已經迫不及待想要進入這一極度缺乏 服務的市場（Rishi Raj, 2010.06.03）。」由信實工業的官方說詞可知，該公司 的考量同樣是為了讓通訊技術普及化，因此選擇成本建置、設備費用較為低廉 的 WiMAX。
WiMAX 並不是不能使用在已開發國家，但以行動通訊技術來說，它的競 爭力與市場優勢不如 LTE。而對於基礎網路建設已相當完備的已開發國家來說，
WiMAX 只曾在英國與德國被當作偏鄉地區最後一哩的試驗方案（洪文堅，
2006），但應用在農村鄉鎮的營運利潤不高、市場難以做大，因此在試驗過後，
大部分的電信商都紛紛放棄營運 WiMAX。
無論是在開發中國家或已開發國家，我們可以從前述的歷史資料與文獻得 知，WiMAX 因為建置成本低、不需鋪設網路管線、且覆蓋率大等特性，使得 WiMAX 被通訊商與國家政府視為「消弭數位落差」的通訊技術（洪文堅，2006）， 但因為市場規模因素，WiMAX 在已開發國家較難有發展。
第二節、科技物與政治性
科技與社會研究取徑（STS）是針對絕對理性、規範式科學的反動，STS 探 討科學知識的生產活動以及其社會影響，同時以有別於「勝者史觀」的架構重新 撰寫科技史，藉以拓展科學核心知識以外的外部史。STS 不認同科技物是中立的，
許多學者都紛紛指出科技物有其政治性。Mumford（1967）在《Myth of the machine》
就提到，機械與城市、文明發展以及資本有著緊密的關聯，這是因為「機械本身」
就是一種治理方式。舉例來說，工廠內每一位工人因為有著不同的背景，他們的 工作模式也理應不同，但規格化的機械卻能控制思想，讓工人們的工作方式隨著 機械而標準化。換言之，機械統一了工人的行為，使得資本家得以管理工作效率、
掌控生產效能，因此機械不單僅是一種生產工具，更是一種與威權相伴的治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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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由此例可知，科技物並非中性的，機械不只是人們向外的行為媒介，更可能 反撲為對內的監控技術。
科技（technology）26一詞在不同理論或個案的意涵各異，大致可分為三種：
（1）狹義的科技泛指一般的「物」，例如：手機、網路技術、安眠藥等；（2）科 技是透過人類與科技物協作的行為，例如：手機用來傳簡訊、講電話時是為通訊 載具；但用手機玩遊戲時則成為娛樂性載具，又好比安眠藥在醫師眼中是治療睡 眠異常的藥物，但安眠藥也被濫用為毒品或自殺的媒介。科技物的社會意涵取決 於人的使用及社會之建構；（3）科技是一種知識（know-how），是可以被傳授與 修改的技藝與技術：例如：浣紗的手工藝，電腦程式的設計與維修竅門等。科技 是一種可以生產以及再生產的知識論述。
本文認為，我們無須單獨採行任何一種科技的定義，因為在各種科技與社會 互動的案例中都涵蓋前述三種層次。舉例來說，Winner（1986）在他的〈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一文中指出，他僅採用「technologies」指稱各種科技物以及硬 體系統，但文章中所舉的例子，像是鑄模機跟番茄採收機等科技物的意涵，都不 只討論科技硬體，同時提及人們的使用行為以及技藝知識。以本研究所欲探究的 科技物來說，WiMAX 不只是一種網路通訊技術，它更牽涉科技社群的活動；在 我國政府的眼中，WiMAX 被當作一種刺激產業經濟的中介；它同時交織著通訊 科技ㄈ阿展、治理政策及產業趨勢等多重面向。
政治（politics）的定義也同樣龐雜，並牽扯不同學門的辯論。本文則選擇採 用 Winner 的定義。Winner（1986）認為，政治是社會關係中的權力跟權威布局，
及因此而發生的各種活動。權力關係是強勢者對弱勢者的管理統治，它可能是父
26 科技（technology）一詞有時會被翻譯為「技術」、「技藝」。本文所關切的網路連線技術較接 近為中文的「科技」，因此我考量到以「科技」行文較易幫助讀者理解，因此採用「科技」的翻 譯，但亦整理出「technology」的定義層次，以避免讀者落入狹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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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監控女性、資本家剝削勞工、政府壓迫人民或者種族歧視等。不過，從 Winner 的文章我們可以讀出，所謂權力宰制所形成的政治性活動，並不一定是直接且預 謀的，而很可能是間接且無心的。例如：加州大學在 1970 年代曾研發出了一種 番茄採收機，這台採收機每採收一公噸的番茄，可以省下美金 5 到 7 元的人力成 本，對於資本家來說是一大利器，因此資本家們紛紛購入採收機，讓番茄的產能 大幅提升。但相對的，資本家所需聘用的番茄農工大幅銳減，根據統計數據，採 收機普及之後，至少削減了三萬兩千個採收工的工作機會。資本家是考量經濟成 本後，才決定購置採收機解雇工人，很可能非惡意資遣勞工。只不過在採收機與 經濟知識的交纏之下，大量採收工人失去工作，勞動權益受損（Winner, 1986）。
許多性別政治的爭論亦非本於陰謀論，好比在醫師在治療不孕症時，即便患有不 孕症的是男性，但接受治療的卻通常為女性，女性必須承受服藥、取卵、植入等 各種侵入式的醫療，這種治療不孕的醫學技術無形之中加強了女性跟生殖的關聯，
男性僅需作壁上觀。不孕症醫療技術的性別不正確，是源自醫療體系對男性陽剛 氣質的維護，而非技術上的限制，醫療體系偏頗男性，則是因為社會長期重男輕 女（吳嘉苓，2002）。從上述的例子可以理解，社會爭議不會因科技而生，但科 技很可能牽涉某一種社會權力關係，在科技與權力關係的兩相交纏協作之下，會 引發各種面貌的爭議事件。
討論科技與社會交纏的研究取向包括科技決定論（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與社會決定論（social determination of technology）。信奉科技決定論者認為，科 技有內在演進的動力，能夠主導社會發展。傳播學者 McLuhan 就主張科技會影 響社會的走向。McLuhan（1964）在《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 of man》
中提出「媒介即為人的延伸」，他定義，媒介並非狹義的報紙、廣播、電視或網 路等媒體，而是各種能夠延伸人感官知覺的科技，例如汽車、衣著等。McLuhan
（1964）認為這一類科技不只延伸了人的感官知覺，也進一步改變社會結構與歷 史文化。他以媒介使用的進程為人類歷史分界，區分為口語、印刷術以及電子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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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並分別對應著不同的社會型態，像是口語催生出了部落 社會，而印刷術則讓社會去部落化變成集權的民族國家，在電子媒介問世後則又 引發再部落化效應，使得民族國家之間的疆界漸漸瓦解，形成一個地球村（global village）。由 McLuhan 的觀點來說，媒介作為一種科技物，不只影響著我們的使 用行為與日常生活，更建構著我們的社會型態以及國家政治。
社會決定論則認為，科技的配置、運用與生產取決於社會環境、文化與歷史，
因此社會決定論者致力於挖掘事物背後的社會因素以及權力關係（Winner, 1986）。
舉例來說，我們所慣用的「QWERTY」鍵盤是由 Sholes 在 1873 年針對傳統打字 機所發明的。早期的打字機是透過繩索牽動鍵盤運作，因此打字太快會讓繩索打 結，Sholes 則針對這個問題研發出了 QWERTY 鍵盤排列順序，如此的排列設計 能夠避免打字機的繩索打結，但相對的會使得使用者打字速度變慢。直到電腦問 世之後，鍵盤已沒有傳統打字機的困擾，因此有不少設計家發明新式鍵盤，像是
「Dvorak 鍵盤」就能有效提升操作與打字速度，不過 QWERTY 鍵盤發展已久，
民眾不願意再花時間學習新的鍵盤打字方式，廠商及賣家也不願意再砸錢推廣新 式的 Dvorak 鍵盤，因此 QWERTY 鍵盤至今仍未被取代。社會決定論者認為，
從「QWERTY」鍵盤的例子可知，創新科技的傳佈過程牽涉複雜的社會因素，
並非東西好、東西新就能夠被社會所接受，社會決定論者因此倡議，我們不可以 將科技現象簡化為技術問題，必須同時注重社會歷史脈絡（David, 2003；Rogers, 2003／唐錦超譯，2006）。
然而科技決定論與社會決定論對於科技與社會的討論各執一端，不盡公允。
科技決定論者忽略了社會因素以及科技腳本仍有被改寫的可能性；社會決定論則 排除了科技本身就有政治意涵的事實。對此，Winner（1986）提出並重科技與社 會條件的兩種思考方式，有助於我們理解科技為何具有政治性。
Winner（1986）提出的第一種思路植基在「技術安排」上。他認為，在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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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情境下，科技的設計與發明將為社群帶來問題或解決困境，而科技的政治性 就作用在不同社群的利益之間。他認為部分科技物銘刻（inscribe）著設計者的 思維，並被打造為壓迫工具。好比在路易‧拿破崙時期為了防範市民革命，拿破 崙刻意命令豪斯曼（Haussman）將巴黎的城市街道設計為寬廣的放射狀，以降 低市民集結抗議暴動的可能性，防堵重演 1848 年的街頭鬥爭。然而 Winner（1986）
提醒，大部分科技的產製過程並未存有陰謀論，他認為許多科技物在設計之初，
並未刻意圖利資本家，剝削勞工，但在科學知識、技術推廣以及企業利益等糾葛 的社會過程中，「科技」被烙上了鮮明的政治經濟戳記。以身障措施為例，早期 的建築物與公共場域普遍未設有無障礙設施，但這並非我們無法體會身障者的經 驗，進而想像出身障朋友所需的空間設計，而是因為多設一個坡道、一部電梯，
都可能增加施工成本以及日後的支出，因此無障礙設施是不符經濟學邏輯的科技
都可能增加施工成本以及日後的支出，因此無障礙設施是不符經濟學邏輯的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