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对辽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
清人对辽代史料整理用力最勤，拾遗补缺，考证异同，成果颇丰。遍搜 群籍，以致力于补充《辽史》之不足，成果可称者首推乾隆时人厉鹗，他“ 以
《辽史》缺略太甚，毕终生之业，详注而辨证之” ，编纂《辽史拾遗》２４ 卷，
参考、征引各类书籍三百余种，仿《三国志》裴松之注例，“ 自本纪外，志、
表、列传、国语，凡有援引，随事补缀” ①。新增者另立条目，史文与补文异 同者，悉加考证、按语。此后，杨复吉又据厉鹗所未及见的《旧五代史》，
成《辽史拾遗补》５ 卷，对厉鹗书中遗漏失检之处加以补订，辑录 ４００ 余条。
清朝学术研究成果卓著，也重视对辽史的研究，乾嘉时人赵翼在其《甘 二史札记》中，考察了《辽史》的编纂情况，并将《辽史》所载与新旧《唐 书》、新旧《五代史》、《宋史》等书以及《辽史》本身纪、传互校，指出 其歧互与疏漏处。乾隆《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妄改辽、金二史人名、官称，
造成了辽金史译名混乱，使后学者难于尽悉。《廿二史札记》著后又有补遗 １ 卷，辑录了辽、金、元三史中的译名，“ 以旧名在前，今名在后，使人知 旧本如此，今本如此，读史者可不迷于检阅焉” ②。
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表》，汪远孙的《辽史 纪年表》、《西辽纪年表》，万斯同的《辽诸帝统系图》、《辽大臣年表》，
李慎儒的《辽史地理志考》，汪辉祖的《辽金元三史同名录》；近人陈汉章 的《辽史索引》，丁谦的《辽史各外国地理考证》，吴廷燮的《辽方镇年表》，
罗福颐的《辽汉臣世系表》等，或考证诸书记载异同，或补著文献记载的不 足，或对名物制度加以研究探讨归纳，或对相关地理沿革加以考察。
清末，李有棠编纂的《辽史纪事本末》，“ 区别条流，各从其类，均以 正史为主” ，同时仿裴松之注《三国志》和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将《考异》
散入各条下的体例，“ 博采各书，考证异同” ①，附载于《考异》中。此为辽 史研究的第一阶段，大量工作是对《辽史》本身的考察、注释和补充，为深 入研究辽史奠定了基础。
近人对辽代史料的整理和研究
最早辑录辽人著述者为署名敬亭山人的《辽金文存》１２ 卷②，未及出版。
近人缪荃孙又搜集辽人诏令、奏疏、策问、表、文、诗、谣谚、铭、记、碑、
墓志、杂著等，辑为《辽文存》６ 卷。同时编著《辽艺文志》和《辽金石存 目》附于书后。王仁俊也从事辽人著述的搜辑、整理，采辑历代史文、方志
① 《辽史拾遗・序》、《自序》。
② 乾隆《御批通鉴辑览》，将辽、金、元三史旧名，“ 悉按国语改正，其旧名仍注于下，以资参考” 。赵 翼为检索方便，于《补遗》中列旧名于前，以新名注于下，独具匠心。参见《廿二史札记补遗》。
① 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凡例》，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② 杨家骆：《辽史汇编・序》称最早辑录辽文献者为敬亭山人的《辽金文存》共 12 卷，钞本在“ 中央图书 馆” 善本馆。敬亭山人，王姓，清嘉庆时人。
和行记等，编辑《辽文萃》１４ 卷。《辽文存》问世后，王仁俊将其未收的诏 敕、策表、奏疏、诗文、碑铭等汇为 ５ 卷出版。《辽文萃》后附《作者考》
和《逸目考》各 １ 卷，对缪书多所补益。此外黄任恒的《辽痕五种》即《辽 代年表》、《辽代文学考》、《补辽史艺文志》、《辽文补录》、《辽代金 石录》，倪灿的《补辽金元艺文志》，金文诏的《补三史艺文志》和王仁俊 的《辽史艺文志补证》，周春的《辽诗话》，罗福颐的《辽文续拾》等，对 辽朝及后人有关辽代史事的记录整理方面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１９３６ 年，陈述在缪荃孙等人搜集整理的基础上，补以碑志铭文，辑成《辽 文汇》１２ 卷。１９８０ 年，再增新发现和出土碑志铭文，以《全辽文》为名出版，
仍为 １２ 卷，补遗 １ 卷。包括诗、谣谚、诏谕、敕制、哀册、册、官告、表、
奏疏、书状、对、议论、文、牒、札子、檄、序、碑铭、颂、偈、记、塔记、
幢记、题记、祭文、墓志和杂著 ２７ 类，分别编成类目索引，附于书后，以便 检索。并附作者索引及事迹考。
台湾学者杨家骆在编纂《中华大辞典》时，广搜群籍，其中涉及辽事者，
“ 可疏释补正《辽史》原文者，不期竟达 ３５０ 余万言” ①，遂辑为《辽史汇编》
１１ 册。分为辽史史文、辽史纂修有关论著、辽史拾遗校读、辽史表志注补、
辽文献、记辽史他史、辽史论文和西文论著八大类。搜检甚丰。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后，辽史研究进入第二阶段。自王国维始，在研究元 史、北方民族史和蒙古史的同时，兼及辽朝史事，著有《辽金时蒙古考》和
《鞑靼考》。此外，方壮猷的《契丹民族考》、姚从吾的《说阿保机时代的 汉城》、柳翼谋的《契丹大小字考》、尹克明的《契丹汉化考略》和冯承钧 的《辽金北边部族考》等，或以契丹民族为考察对象，或对辽朝的某一社会 问题进行考察，或在考察辽金时期北方民族和蒙古先民的情况时，兼及辽朝。
此后，以辽史为重点进行研究且成就突出者有冯家昇、傅乐焕和陈述。
冯家昇有《辽史源流考》、《辽史初校》和与美国学者魏特夫合著以英 文发表于美国的《辽代社会史》等著作，以及《契丹名号考释》、《太阳契 丹考》和《契丹祀天之俗与其宗教神话风俗之关系》等论文。他对《辽史》
和辽朝历史进行了专题研究，有关辽史研究著作大多已收入 １９８７ 年中华书局 出版的论文集《冯家昇论著辑粹》中。与魏特夫合著的《辽代社会史》的资 料汇编部分，为冯家昇辑注，“ 取材广泛，选择精严，注释明晰，是一部研 究辽史的重要参考书” ①。
傅乐焕有《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和《辽史 复文举例》等，对辽朝特有的制度、辽宋关系的研究以及对辽史研究文献的 校勘等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１９８４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研究专集《辽史 丛考》。
１９３４ 年，梁园东翻译和注释俄国学者布莱资须纳德的《西辽史》，所注 内容丰富，为原著补充了大量资料，推进了西辽史的研究。
１９４６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金毓黻的《宋辽金史》。
１９４８ 年，陈述《契丹史论证稿》出版，对契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契丹民族的来源、部落组织，辽朝的建立与统治等作了全面考察。
① 《辽史汇编・序》。
① 夏鼐：《<冯家昇论著辑粹>跋》。
１９４９ 年以后的辽史研究成果
１９６３ 年出版的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从阶级关系、土地占有形式、
农牧业经济、城镇建设、商业发展等方面，全面考察了辽朝的社会经济及其 特点。７０ 年代以后，辽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和郭 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两部通史对辽史有专章叙述。１９８６ 年上海辞书出版 社出版了由蔡美彪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对辽 代的国号、年号、行政建置、官制、军制、法制、社会经济制度、人物、事 件、史迹、文化典籍、宗教等方面皆有专条。１９９２ 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 书・中国历史卷》亦列有辽史方面诸多条目。此外，大量的论文和专著也相 继面世。
１９７９ 年，中华书局出版张正明的《契丹史略》，该书简明地叙述契丹民 族的起源、发展、建国，辽朝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是全面、扼要介绍契 丹和辽朝历史的著作。１９８４ 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杨树森的《辽史简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舒焚的《辽史稿》。《辽史稿》比以往的同类著作叙述 更详尽、更全面，对契丹人的部落组织、契丹社会的奴隶制等方面提出了一 些新观点，对文献记载的某些歧异也做了必要的考察，并提出作者的看法，
书中还附有契丹人各个时期的部落、州县和机构等各种图表 ２１ 幅。陈述又在
《契丹史论证稿》的基础上，出版《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版）。
１９９５ 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桂芝的《辽金简史》，这是国家教委统编的 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的一种，该书除对辽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 发展状况作了较全面系统的叙述外，又适当地增加社会史、民族史和民族关 系史的相关内容。对史学界尚未取得一致看法的问题也提出作者的观点，“ 虽 与前人和当代一些专家有不完全相同的看法，然均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①。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专题研究著作也相继问世。１９９１ 年，是辽史专题 研究成果丰收的一年，三部专著同时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杨若薇 的《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这是对辽朝的行政制度、军事制度特别 是契丹特有的斡鲁朵、行宫和糺军等的专题研究和全面考察，“ 在思考问题 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在进行纵的和横的联系方面，都有其特长和独到之处”②。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魏良弢的《西辽史纲》，它是作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
全面系统阐述西辽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疆域、纪年及其对中亚社会 的影响的一部专著，“ 作者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或言他人未尽之言。它的 出版填补了中国史研究的一大空白” ③。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李锡厚的《耶律 阿保机传》，它是由民族史学家史筠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库》的一种，
该书“ 首次较具体地将耶律阿保机的事迹呈献给读者” ④，全面叙述辽朝开国 皇帝、契丹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耶律阿保机的一生及其对北方民族的发 展和中国统一所作出的贡献。贾敬颜教授的《民族历史文化萃要》和《东北 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分别于 １９９０ 年和 １９９４ 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和中
① 王钟翰：《辽金简史・序》。
② 邓广铭：《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序言》。
③ 魏良弢：《西辽史纲・内容简介》。
④ 《耶律阿保机传・内容提要》。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贾敬颜教授勤于文献的考索和校订，尤邃于北方民 族史，他知识面宽，“ 经史之外，涉猎诸子百家” ①。他“ 爬梳故籍，钩沉索 隐” ②，将多年的读书笔记和考证所得汇成两书，“ 多言之有物，征而有信”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贾敬颜教授勤于文献的考索和校订，尤邃于北方民 族史，他知识面宽，“ 经史之外，涉猎诸子百家” ①。他“ 爬梳故籍，钩沉索 隐” ②，将多年的读书笔记和考证所得汇成两书，“ 多言之有物，征而有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