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受訪者之背景資料，在個人背景方面，男女性別比例相當，

有八成六的青少年其主要照顧者為母親，近六成表示有特定宗教信仰，

就讀高中的學生稍微偏多。在家庭背景方面，有超過九成的父母是已 婚或再婚，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偏向良好，低社經地位的家庭略為偏高。

本研究的主要發現將依據研究目的，依序呈現如下：

壹、青少年對離婚的態度為「普通」偏「不認同」

在新聞媒體及報章雜誌的渲染之下，好似「離婚」已漸漸成為家常 便飯，社會事件、演藝名人甚至運動好手的離婚案例，總是充斥在報 紙、雜誌、電視、網路等各種日常生活中唾手可得的訊息媒介，成為 茶餘飯後之話題，逐漸影響人們的價值觀。而青少年時期正是價值觀 發展之階段，資訊如此發達，訊息內容不易過濾，整體社會風氣自然 會對青少年產生極大的影響。

一般大眾總認為，相較於過往，年輕世代常將婚姻當兒戲，一旦婚 姻觸礁便容易輕言放棄，然而，經本研究分析結果，卻發現整體而言，

現今青少年對離婚之態度，呈現中立偏向不認同，此結果與鄭郁芳

（2009）及簡致捷（2011）的研究結果不完全一致。鄭郁芳（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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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 1984、1995、2000 及 2005 年四個時點，探討 20-65 歲臺灣民眾近 二十年離婚態度的變遷，發現當社會的離婚率增加，人們對離婚的態 度會愈認同；而簡致捷（2011）針對大學生外遇與離婚態度進行探究，

則發現臺北地區大學生對離婚的態度較為認同，較能接受離婚的行為。

對此不同發現，研究者認為，年齡發展階段不同、抽樣地區差異，可 能是導致結果不同之因。

再者，進一步分析簡致捷（2011）對離婚態度的研究，與本研究同 為多面向測量，然而，相較於簡致捷（2011）關注大臺北地區的大學 生，本研究主要針對全臺灣高中職階段的青少年進行分析，其中，高 中職學生與大學生的差異點，可從發展階段及交往經驗兩部份切入探 討。根據艾瑞克森（E. H. 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psychosocial developmental theory），高中職學生在青春期的發展任務是「自我認同 和角色混淆」，此階段的青少年對於自我的概念與意識形態較為凸顯；

而大學生在成人前期的發展任務則是「親密和孤獨」，個人與他人的親 密關係在此階段正式展現，大學生的交往經驗相對成熟及豐富，又，

交往經驗如同婚姻的暖身體驗，不論是以他人為借鏡或是親身經歷，

透由交往和分手歷程，大學生對於離婚的看法可能會因為發展階段的 不同而與高中職學生有所差異。

此外，人們常認為：孩子是決定離婚與否的關鍵因素，且孩子長大 後父母離婚就比較沒關係了，對此，青少年的看法又是如何呢？從本 研究結果可看到，有近六成的青少年，不認同父母應為了孩子繼續留 在婚姻中，然而，因考量父母對孩子的重要性和影響力，即使父母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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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不好經常衝突，青少年的態度轉而持中立意見甚至不認同離婚。可 知，青少年與一般大眾的想法有些不同，孩子不一定是思考離婚問題 時的優先考量。至於，當孩子逐漸長大後，離婚是否較不具衝擊性？

從本研究結果亦可看到，有近四成五的青少年表示不能接受父母離婚，

由此可知，孩子即使身心發展已逐漸成熟，仍可能無法坦然接受自己 的父母離異，父母婚姻的破裂對青少年而言，仍可能造成深遠的影響。

貳、影響青少年與父母情感關係之因素

在影響青少年親子關係的背景變項中，以「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為 首要影響因素，父母婚姻關係愈好，親子關係則相對愈好，此與吳秀 櫻（1987）、周玉敏（2006）、Cooney（1994）、Booth 和 Amato（1994）

以及 Angele 和 Gayla（2004）的研究結果均是一致的，唯有父母關係 良好，親子間的感情才會親密。影響因素位居第二的是「性別」，相較 於男性，女性與父母的親子關係較良好，此與廖大齊（2004）的研究 結果一致，可知女性在親子關係的維繫上較男性積極（蔡淑鈴，2002）。

再者為「父母婚姻狀況」，相較於已婚及再婚等雙親家庭，在離婚家庭 的青少年，其親子關係反而較為親密，又，研究者進一步對父母婚姻 關係為離婚之樣本進行分析，發現在本研究的離婚家庭中，主要照顧 者為母親的家庭佔了近七成五，因此推論：相較於父親，母親與子女 的關係在離婚之後較佳，此一推論和 Riggio（2004）的研究結果是一 致的。再其次則是「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者，其親子關係較佳，此 結果與單懷聖（1995）的研究發現一致，有宗教信仰的人，較願意花 時間與家人培養感情。最後是「學校類別」，相較於高職學生，高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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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親子關係較佳，此結果則與單懷聖（1995）的研究發現不一致。

一般而言，高職學生較早進入社會職場，其遭遇到的人事物亦較為複 雜，與父母的關係可能因此起伏較大，相對地，高中學生的身分則較 為單純，與父母的關係仍延續自小的依附關係，在情感的維繫上較為 容易。除此之外，「主要照顧者」和「家庭社經地位」對青少年的親子 關係並無影響作用。

參、影響青少年對離婚的態度之因素

就青少年整體的離婚態度而言，在所有背景因素中，最有影響力之 因素仍是「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父母婚姻關係愈不好，青少年愈認同 離婚，此與簡致捷（2011）、Amato 及 Booth（1991）、Cunningham 及 Thornton（2005）的研究結果皆一致，子女觀察到父母關係愈不和睦，

其對離婚的認同程度愈高。另，「父母婚姻狀況」在此並未對青少年的 離婚態度產生影響，此結果再次證實：對子女而言，主觀的父母婚姻 關係較客觀的父母婚姻狀況更具影響力（Cooney & Kurz, 1996; Jones, 1992）。位居第二之影響因素同樣是「性別」，女性相較於男性較認同 離婚，此結果與鄭郁芳（2009）、簡致捷（2010）、Axinn 和 Thornton

（1996）以及 Kapinus 和 Johnson（2002）的研究發現是一致的，由於 教育提升與經濟獨立的機會增加，女性對於傳統的婚姻價值開始鬆動，

且較男性能夠接受離婚。再者為「學校類別」，高中學生較高職學生認 同離婚，此與單懷聖（1995）的研究發現一致，研究者推論可能因為 樣本的選取仍有城鄉之別，高中多在都市而高職較偏郊區或鄉村，加 上高中教育制度主要以知識性教育為主，都市高中生的各種資訊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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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價值觀廣闊，許多高知識分子所提倡之女權主義或個人主義等 觀念亦較強烈，強調並重視個人利益，因而導致本研究的高中生較傾 向認同離婚。接著是「主要照顧者」，主要照顧者為父親的青少年較不 認同離婚，經研究者事後比較分析，發現：主要照顧者為父親的家庭 中，有 13.14%為離婚家庭；而主要照顧者為母親的家庭中，有 6.15%

為離婚家庭，可知相較之下，父母離婚較多以父親為青少年的主要照 顧者，而這些離婚家庭的青少年較不認同離婚，此推論與過往許多國 外的研究結果不一致（Thornton, 1985; Amato & Booth, 1991; Amato, 1996; Kapinus, 2003; Cunningham & Thornton, 2005; Miles &

Servaty-seib, 2010），研究者認為東西方的文化差異與不同的社會風氣，

可能導致人們對離婚的認同感因為外在環境的影響而有所不同。最後 是「宗教信仰」，有宗教信仰的青少年較不認同離婚，此結果與 Thornton

（1985）的研究發現是一致的，宗教活動參與愈多者，對於離婚的接 受度較低。除此之外，「家庭社經地位」同樣對青少年的離婚態度並無 影響作用。

肆、親子親密情感，對青少年離婚態度之影響力，大於父母 的婚姻關係

進一步探究親子關係對青少年離婚態度之影響，可發現：親子關係 在「離婚的困難度」與「個人及孩子的福祉」兩個面向上，具有中介 效果，其中，親子關係削弱了知覺父母婚姻關係對兩個態度面向的影 響。換言之，透過親子關係的影響，使得知覺父母婚姻關係的影響力 減弱，且親子關係愈佳的青少年，尤其認同離婚是困難的，並認為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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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承諾較自我利益來得重要，不能為了自己或孩子的私欲及福祉考量 而對婚姻輕言放棄。

由此可知，父母婚姻對青少年離婚態度的影響，並非外在結構面的 婚姻狀態，而是青少年主觀感知到父母之間實際的互動關係、相處上 的和睦情形，才是影響青少年離婚態度之關鍵。然而，父母婚姻關係 的影響力仍不及親子之間的情感關係，父母婚姻關係愈好，固然青少 年愈不認同離婚，倘若父母關係並非良好，只要青少年與父母的情感 關係是親密的，青少年對離婚依舊無法認同，換言之，透由子女本能 對父母的依附感，親子之間的情感連結，將父母對婚姻及離婚的想法 或價值觀直接傳遞給子女，這股無形力量對子女認知形成的影響，甚 至勝過父母婚姻的實際狀態或關係的和諧與否。上述發現，與 Shulman、

Rosenheim 及 Knafo（1999）、Steinberg、Davila 與 Fincham（2006）的 研究結果皆一致，均強調子女與父母的關係是調節父母婚姻關係對子 女婚姻及離婚態度影響之中介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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