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論討論
第二節 結構化理論（ STRUCTURATION THEO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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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來說國際標準是食品安全標準的上限，但對於食品進口國，國家的立場除了貿 易利益外還要保護國民的飲食健康，是貿易自由與公共衛生兩種價值的衝突。對 他們來說國際標準只是最低程度的保障，有能力的國家會以更為嚴格的安全標準 作為執行食品安全管理的依據。
而參與制定國際食品標準的國家主要可歸為三類：
一、已開發工業大國，如美國、歐盟，他們是主導國際標準的國家。
二、開發中國家，特別是以出口農產品為主要收入的國家，如中國、阿根廷。
雖然有參與國際標準的制定，但並沒有如歐美等大國有主導權。
三、接受國，像是台灣或中南美小國，他們在國際標準幾乎沒有影響或表達 意見的機會。
具有強大經貿實力的國家，對於 CAC 或 OIE 的影響比發展中的國家要大得許 多，原因在於發展中國家缺乏執行食品安全標準的技術與能力，在國際貿易上無 法提供保證安全的食品，以至於發展國際性食品安全標準的過程最終反映的是已 開發工業國家的標準，藉此維護它們的商業利益(譚偉恩、蔡育岱，2009)。
第二節 結構化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
食品安全概念的轉變與國家經濟結構及食品產業的技術發展有密切的關係，
可視為由時空順序下一系列結構與行動交互作用下的結果，並不單只是片面地由 結構或行動者任一方主導決定整個的管理制度的發展過程，因此，本研究採取 Anthony Giddens「結構化理論」的分析框架，從行動與結構之間為互生並存之動 態關係的觀點來分析台灣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制定與改變歷程。
結構化理論是英國社會學者 Giddens 所提出用以探究個人的社會行動與社會 結構間關係所提出的理論。傳統社會學理論在以主體或結構何者為支配地位的研 究觀點上，先後出現結構主義、功能主義、詮釋社會學。結構主義和功能主義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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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會結構與社會系統，相對於個體具有制約性，個體在社會結構或系統中只能 被動接受；而詮釋主義則認為個體透過行動與實踐，能顯示出主體的創造性與能 動性，卻低估社會整體對於個體的作用力。Giddens 認為傳統的社會思想流派，存 在著「個體」（individual）與「社會」（society）的二元對立（dualism）關係，過 分傾向某一方的後果，經常容易導致研究陷入一種二元對立的極端立場中。他強 調，個體與社會、能動者（agent）與結構並非彼此相互獨立的二元對立，而是彼 此相互依存的結構二元性（the duality of structure）。結構二元性指的是：社會體系 的結構特性(structural properties)就是結構，既是個體日常生活實踐的中介同時也是 結果(medium and outcome)，而結構既限制個體的言行，卻也使個體因此能夠採取 行動(constraining and enabling) (Giddens, 1984, p. 25)。
從結構化理論將研究焦點定位在人類社會中包含的無數「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領域既不是個體行動者的經驗，也不是任何型式之 社會總體的存在，而是在時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種社會實踐（Giddens，1984）。
社會實踐作為一種反覆實現的人類行動，是指在遵從規則下，通過引用資源，依 循慣例途徑而持續改變外部世界的定型化活動過程，改變外在的世界，也就是具 有轉換的能力。這也涉及到他所使用的兩個關鍵術語，結構(structure)與能動性 (agency)，兩者相互捲入的交互作用，以下將針對兩者具有的概念內涵作進一步地 說明與釐清。
一、結構(Structure)
Giddens 以規則(rules)和資源角度(resources)來說明結構，而他們之間具有「轉 換性」（transformational）與「傳遞」(mediating)的特性。規則指的是可推廣的程序
（generalizable procedures），它為行動提供一種相應的程式，是行動者通常所了解 的方法或技術；資源是行動者完成事情的工具，因為任何行動者除了明白相關的 方法外，透過對資源的應用，賦予「使事情成為可能」的能力(石計生，2006)。
規則基本上是由知識庫存(the stock of knowledge)所構成，具有意義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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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itutive)與規範管制(regulative)兩種特性，我們藉此能進入社會互動之中，並 回應各式各樣的社會環境。社會實踐活動實施與再生產過程中所運用的技術或加 以「一般化的方法性程序」(generalizable procedures)，它與具體情境下的實踐活動 互相交織，輸出能動主體可供考慮的行動範圍。但規則提供的行動範圍並無法涵 蓋所有可能遭遇的場合或情境，因此，當面對無法確定的社會情境時，規則提供 的是施為與反應的一般化能力(Giddens，1984)。因此，人類能動者的日常社會實 踐乃透過社會互動而產生，個人與制度實施互動，藉此得以有規律地遵守並再製 了合宜的行為。
社會結構也由資源構成，資源包含「配置性資源」(allocative resources) 與「權 威性資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兩種類型，藉以控制和限制某些社會互動。「配 置性資源」為人對於自然的支配，其指支配物質產品與世界之權力的生成過程中 所需要的物質資源，而此物質資源則包括自然環境與人造物質產品。「權威性資源」
為人類活動的協調，其指行動者產生權力或控制支配他人所需要的非物質資源，
亦即對人、社會具有影響力。當人們行動時，必定會動用到某部分的配置性資源 和權威性資源，在資源被運用的同時，即產生出「形塑」他人行動之權力，因此 資源亦可視為權力得以展開的媒介。規則和資源可以轉換為許多不同的模式和外 觀，例如人們經由行使不同形式或程度的權力，就可以運用各種方式去動員資源，
從事各種活動並達到目的。而規則能夠產生各種方法和程式的組合，用以引導人 們溝通、互動及相互適應的方式。
二、能動性(agency)
當這些規則和資源結構了眾人的日常生活時，人並沒有被當成消極的。能動 性透過個人的互動以行動者(Agent)之姿展現，其行為執行、在生產和改變了他們 在其中運行的規則和資源。Giddens 認為所有的人都是具有認知能力的行動者 (agent)，這種認知能力是在複雜的日常生活中所展現出來的實踐意識與反應。「行 動者」中有三種意識所對應的三種意識活動：(1)論述意識所對應的反思監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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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意識所對應的理性化；(3)潛意識所對應的動機激發過程(石計生，2006)。在社 會實踐的循環往復安排過程裡，行動主體牽涉最深的因素為人類行動者認知能力 (knowledgeability) 所持有的反思性(reflexivity)特徵。「行動的反思性監控」
（reflexive monitoring of action）是日常行動的慣有特性，他不僅涉及到個體自身 的行為，也涉及到他人的行為。人們不單監控(monitor)著自己，也期待著別人如此 監控著自身的過程，同時，人們亦監控著周遭生活情境中的各種社會與物理特性 (Giddens，1984)。我們作為參與者如何去監控社會行動，並藉此左右了、有建設 性地改變了社會行動的動態與持續方式。
圍繞在 Giddens 結構化理論的爭議，主要集中在這理論是屬於甚麼類型的理論，
以及是否它成功綜合了行動/結構的二元對立。常見的批評是結構化理論並未完成 綜合的目標，它只是再製和再確認了二元對立的存在，偏好二元對立的面向更勝 於其他面向。定位結構化理論的思考取向似乎取決於批評者的立場。結構主義的 批評者指控 Giddens 企圖將結構化約為行動，沒給予限制行動的社會力充足的分量。
相反地，詮釋主義視結構化理論為，將詮釋面向置之於本質上是結構主義的、系 統化的架構，期最後結果卻是失敗的。(Cuff，1999)
本文認為食品工業化改變了食品供應系統，糧食供應從農業社會到工商業社 會社會結構改變，隨著科技日新月異，人類對飲食條件日益要求，伴隨科技逐漸 蓬勃以及產銷全球化的趨勢，當食物的生產方式不再以人體自身需求做為考量，
而是為了超市及全球運送販賣系統等外在因素而為，食品安全政策為行動者在面 對食品工業化過程的社會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