菁英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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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意識所對應的理性化；(3)潛意識所對應的動機激發過程(石計生，2006)。在社 會實踐的循環往復安排過程裡，行動主體牽涉最深的因素為人類行動者認知能力 (knowledgeability) 所持有的反思性(reflexivity)特徵。「行動的反思性監控」

（reflexive monitoring of action）是日常行動的慣有特性，他不僅涉及到個體自身 的行為，也涉及到他人的行為。人們不單監控(monitor)著自己，也期待著別人如此 監控著自身的過程，同時，人們亦監控著周遭生活情境中的各種社會與物理特性 (Giddens，1984)。我們作為參與者如何去監控社會行動，並藉此左右了、有建設 性地改變了社會行動的動態與持續方式。

圍繞在 Giddens 結構化理論的爭議，主要集中在這理論是屬於甚麼類型的理論，

以及是否它成功綜合了行動/結構的二元對立。常見的批評是結構化理論並未完成 綜合的目標，它只是再製和再確認了二元對立的存在，偏好二元對立的面向更勝 於其他面向。定位結構化理論的思考取向似乎取決於批評者的立場。結構主義的 批評者指控 Giddens 企圖將結構化約為行動，沒給予限制行動的社會力充足的分量。

相反地，詮釋主義視結構化理論為，將詮釋面向置之於本質上是結構主義的、系 統化的架構，期最後結果卻是失敗的。(Cuff，1999)

本文認為食品工業化改變了食品供應系統，糧食供應從農業社會到工商業社 會社會結構改變，隨著科技日新月異，人類對飲食條件日益要求，伴隨科技逐漸 蓬勃以及產銷全球化的趨勢，當食物的生產方式不再以人體自身需求做為考量，

而是為了超市及全球運送販賣系統等外在因素而為，食品安全政策為行動者在面 對食品工業化過程的社會實踐。

第三節 菁英理論

食品安全政策從一開始的行政專制轉變為多元互動，在時空的跨越下發生了 行動者的轉換，權力關係趨向民主。本文認為在食品安全政策上，行動者可用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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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理論來解釋，是由主管機關制定政策由上而下到民眾，政府擔負徹底執行食品 法規、蒐集資訊並深入研究、強化對工商業者及民眾之宣導教育及提供民眾相關 健康照顧的責任。菁英理論有階段性，存在著循序漸進與按部就班的理性決策。

菁英理論（elite theory）約起源於 19 世紀末，興起於 20 世紀中。菁英理論 者認為，一切政治系統皆可以區分為兩個階層，一個階層為「統治者」，另一個階 層則為「被統治者」，而在統治者中能夠真正掌握政治權力並且可以藉由行動對政 治事務產生實質影響力者，就是政治菁英。(呂亞力，2001)

Dye (1998)認為菁英理論的要義可以簡單歸納為以下幾點：

1. 社會可劃分成菁英與群眾，菁英享有分配社會價值的權力，群眾則沒有權 力，未能影響公共政策。

2. 少數管理者並不具多數被管理者的代表性，菁英的流動不成比例地來自社 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上層階級。

3. 非菁英往菁英地位的流動須是緩慢而持續，才能維持社會穩定，避免革命 發生，唯有已經接受菁英基本共識的非菁英，方能被接納進入統治團體。

4. 菁英對於社會體系的基本價值具有共識。在美國菁英共識的基礎包括財產 權的神聖性、有限政府與個人自由。

5. 公共政策所反應的不是群眾的需求，而是菁英普遍性的價值，其變遷不是 革命性而是漸進性。

6. 積極的菁英很少受到冷淡群眾的影響，菁英影響群眾多於群眾影響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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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olas Henry 著，蕭全政等譯，2003)

由上圖可以看出社會是一個金字塔，金字塔的上方是政治菁英，底層為一般 民眾，少數的政治菁英掌握決策權。政策輸出的方向是「由上至下」，所以愈往下 層必須承受的政策結果愈多。所以，在整個政策制定過程中，沈默的大眾很少能 夠直接影響菁英，菁英卻藉著控制財富、資訊、地位及專業知識等優勢資源，決 定公共政策的制定。

對於菁英理論的決策模式，朱志宏(1995)不認為群眾是冷漠、消極與被動，對 政治缺乏興趣的，提出以下反駁：

1. 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之一為民意政治，政府施政應以民意為依歸，必須反 映其需求而獲得其支持，否政治系統就不會穩定與持續，所以政策不該只是菁英 的偏好而已。

2. 菁英模式似乎對一般大眾的潛在能力不甚重視，但根據最近一些研究顯示，

民眾對於與其切身相關的民生、經濟問題，民眾會主動積極地表明立場，提出政 策主張，並促請決策當局面對問題，而且隨著教育日趨普及，民眾已非井底之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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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天下大事。

3. 菁英模式似乎是依據漸進主義來解釋政策的變遷，決策制定實際上是根據 以往的經驗，在現有的政策基礎上實現漸進變遷，早期威權時期民眾沒有太多管 道可以參與政策制定，但隨著台灣逐漸民主化，參與政策制定的機會增加，加上 技術日新月異，漸進主義無法應付瞬息萬變的現代社會所發生的政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