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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結構變化和宏觀政策調整
自從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中共內外經濟情勢變化和經濟體制的改 革時，除了從經濟政策和產業升級等面向著手之外，也配合使用宏觀經濟的財政 和貨幣調控政策。中共的宏觀經濟政策是「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再加上
「惠民生、控物價」等目標，由於中國大陸的經濟結構仍在轉型，為了維持經濟 穩定增長，仍是依靠投入自然資源、公共財政和存貸款資金的經濟增長方式。在 這種情況下中共必須妥善調控通貨膨脹的情勢，並持續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產業 升級。
由於中國大陸的勞動密集產業優勢逐漸在改變，中共中西部省分、東南亞國 家的勞動成本低於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區，使得中國大陸、日本、南韓、
香港和台灣的製造業將生產線轉移，因此調整經濟結構是順應時勢，中共要執行 這個目標，就必須接受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不再追求高度經濟增長率，轉而追求 有效率的、健康的經濟增長。若是經濟增長速度能夠減緩，這有利於對通貨膨脹 的控制，也有利於調整經濟結構、收入分配和企業的經營效率。45
在以往宏觀調控政策的主體是政府，市場只是輔助，就如同中共十八大報告 提及的，必須加強市場經濟體制的作用，政府仍須負責宏觀調控政策的執行，但 須減少對經濟活動非必要的干預，推行政企、政社分離等；另一方面，則應放寬 市場經濟的作用範圍，使更多壟斷性產業和國營企業都納入市場經濟的競爭當中。
在調整經濟結構的目標下，使企業經營、社會管理等微觀主體，接受市場體制的 運行規範，政府應以宏觀調控政策予以轉型和升級的協助，不應一味的干預市場 體制，抑或堅持保護無效率、無競爭力的企業，阻礙總體經濟的發展。
由於中國大陸幅員遼闊，32 個省市自治區的發展情況不同，龐大的政府機 構使得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到了地方層級必須調整，才能適應地方的發展
45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編著，中國經濟分析與展望：2011～201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12年），頁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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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為了提升宏觀調控政策的執行成效，首先要清楚規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決 策權、財政權和管理權，並採用法律形式予以制度化，避免中央和地方在宏觀調 控政策的解讀和執行上認知差異過大，甚至是相互衝突的情形。46另一方面，中 央政府負責的宏觀調控政策應注重結構調整、經濟發展管理，作為決策、籌劃中 心；地方政府在發展地方經濟的同時，也應該以長期發展為目標，配合宏觀調控 政策的發展規劃。
中央政府應妥善運用宏觀調控政策的行政、計劃、經濟和法律等手段，但也 必須和地方政府以及市場機制互相協調、配合。由於地方政府是以經濟增長為目 標，但應結合市場體制使經濟有效率的發展，政府應負責就業、醫療、教育等社 會福利和貧富差距、環境保護等國、民營企業和市場較少涉足的部分，支持社會 發展的公平正義。
由於中共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對於政治、經濟、社會領域，擁有強大的管控權 力，以政府投資和出口貿易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影響中國大陸經濟結構的轉型，
中共政府應以服務型政府為轉型目標，減少對微觀經濟體的干涉。政府應減少對 部分領域的投資限制、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各種投資，增加市場的競爭力，以刺激 經濟有效率的增長；由於中共政府長期對國營企業進行補貼、產業政策優惠、提 供壟斷性產業的經營特許等，再加上國營企業資本和組織龐大，民營企業得面對 不公平的競爭環境、補貼政策和貸款條件也得不到公平的對待，中共應加快改善 民營企業的經營環境。
中共政府應轉變全能型政府的職能，使之成為服務型的政府，避免「權力部 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集團化」的現象持續作用，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提升 經濟增長的效率、減少民營企業和民眾的負擔，進一步增加社會的消費能力，提 高內需市場的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其最重要的是政府能夠提供公共財服務和維持
46鄒東濤主編，中國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報告NO.6：中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0年（2003
～2013），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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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並成為可被問責、監督、依法治理的政府。47
中共已經推行改革開放政策超過 30 年，內外在環境的改變使得中共持續完 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能夠維持中國共產黨對全中國大陸 各層面和各領域的控制或領導的地位；以發展經濟為目標的市場經濟體制，則必 須在接受社會主義指導之下，進行資源的配置和國內外的商品貿易。中國共產黨 自 1992 年第十四屆全國黨代表大會，就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了 2013 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仍然以此為指導性的大政方針，只是在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 兩種制度之間，調整兩者的作用程度，使這個組合能夠發揮最大的功效。不僅社 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仍未完善，中共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必須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 策之間，尋找更適當的調控組合，由於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有各自的調控優勢，
因此必須積極促進兩者的協調和配合，充分發揮宏觀調控政策的功用。
中共目前著眼於調整經濟結構，透過宏觀調控政策來推行經濟結構改革，在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使用上就有所差別。理論上財政政策透過收支規模和轉移 支付的方式，改變資金的分配和調節收入的差距；貨幣政策則是透過調節貨幣的 供應量和存貸款利率，改變社會的供給和需求，以調節經濟總量。48實際上利用 財政政策來改善民生生活、縮小貧富和收入的差距，以利內需消費的成長，並將 政府稅收做有效率的支出分配，獎勵技術創新和維持民生物價的穩定，加強城鄉 地區基礎設施的建設、交通運輸機能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應確保資源有效的投 入社會福利和保障領域，實踐政府提供公共財的職能，以促進中國大陸各區域、
各階層經濟和社會的公平發展。
在貨幣政策方面，則應確立價格作用的項目，特別是民生物資、能源價格、
房地產價格等項目，透過人民幣利率和匯率的調整，穩定或降低進口資源的價格，
47王東京、田清旺、趙錦輝編，中國經濟改革30年．政府轉型卷（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151－154。
48鄒東濤主編，中國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報告NO.6：中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0年（2003
～2013），頁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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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控制國際熱錢流入中國大陸市場而造成的物價上揚，透過優惠的利率政策，發 展中小企業和技術創新產業。在壟斷性產業方面，應提供資金貸款給予參與經營 的民營企業，以提高壟斷性產業的市場競爭和資金使用效率。
中共為了應對 2008 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啟動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促使貨 幣供應量快速成長，這也引發通貨膨脹的問題，再加上銀行貸款和社會融資的增 加，為了控制通貨膨脹的風險，中共必須轉變宏觀調控政策，採行穩健的貨幣政 策，以利通貨膨脹的控制，並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在宏觀政策的趨勢上應以小 幅度調整為佳，若是過度放鬆貨幣政策，會助長物價上漲和經濟泡沫化，不利於 通貨膨脹的宏觀調控；相對的，若是過度緊縮貨幣政策，在中共追求 GDP 增長 率的前提下，會增加經濟成長的壓力以及中小型企業的融資經營的困難。
除了維持穩健的貨幣政策之外，面對更複雜的經濟發展目標，中共需採行積 極的財政政策配合宏觀調控的任務。政府財政收入穩定的增長，有利於中共實行 積極的財政政策，利用財政政策在微觀面向調控的優勢，如：提供民營中小企業 營運資金的貸款、減免企業稅負等，促進經濟增長；在調整結構方面，透過財政 收支的調整，以「有保有壓」的方式，較準確的控制通貨膨脹的漲幅。財政收入 的穩定增加，有助於保障性住房的建設；有助於推動結構性減稅，以減少重複課 稅、提升企業經營、研發和創新的動力、增加居民的收入和消費的意願；有助於 提高在就業、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福利項目的支出，保障城鄉居民的生活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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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陸章 結論
本論文將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和 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的狀況和中共 政府的應對措施，進行文獻資料的整理和分析，主要目的是為了釐清中共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演變，以及觀察中共政府在應對亞洲和國際金融危機時，隨著 國內外經濟環境變化，採用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並檢驗其政策成效。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論文提出第一個問題是歷經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中共如何 使用宏觀經濟調控政策，達到刺激經濟增長和規劃經濟發展目標的問題。
本論文研究發現，由於兩次金融危機發生時中共的政經體制、國際經濟情勢 有所不同，因此在宏觀調控政策的實行上也會有所不同。亞洲金融危機雖然造成 中國大陸出口貿易量下降、外國資金撤離，且受到亞洲各國貨幣大幅度貶值和經 濟增長下跌的牽連，經濟增長率被迫放緩，但中共在有效的金融控管下，穩住人 民幣預期貶值的趨勢，直到中國大陸經濟增長放緩，才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
本論文研究發現，由於兩次金融危機發生時中共的政經體制、國際經濟情勢 有所不同，因此在宏觀調控政策的實行上也會有所不同。亞洲金融危機雖然造成 中國大陸出口貿易量下降、外國資金撤離，且受到亞洲各國貨幣大幅度貶值和經 濟增長下跌的牽連，經濟增長率被迫放緩，但中共在有效的金融控管下，穩住人 民幣預期貶值的趨勢，直到中國大陸經濟增長放緩，才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