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 年距離十九世紀中葉臺灣開放貿易港口 30 餘年,我們能夠從當年臺中盆 地內所發生的事件,觀察到多少當時社會所呈現的樣貌呢?日本近衛師團醫官在 臺灣北中南港口見到熱絡的交易景象,這告訴我們當年的臺灣社會並未因為清日 兩國的戰爭,而脫離它與中國沿海及全球的貿易活動。
在這篇論文中,我們仔細追查了清日政權轉換期間臺灣縣城周遭發生幾個重 要的社會變化,其中包括五大事件:(1)西大墩街的廖姓家族,嘗試奪回同治年 間被清朝官員所沒收、又撥作城內宏文書院學租的租穀。(2)當年香港市場上的 樟腦因日本即將接收臺灣而價格飛漲,在臺中盆地東側林地從事製腦生產的資本 家們,再度投入生產樟腦的事業。(3)在臺灣縣城內以宏文書院長為首的仕紳,
積極聯絡日本軍隊進駐城內的過程中,受到四張犁街附近村民的襲擊。(4)猫羅 堡阿罩霧庄從事樟腦生產的資本家,為維持樟腦的生產事業,從近衛師團的參謀 長取得許可,雇用私人武力(隘勇),防禦生番經常性的襲擊。(5)藍興堡新庄 仔仕紳及猫羅堡阿罩霧庄族長,自晚清政府設治以來即成為城內事務的意見領袖。
他們在臺灣總督府接收臺中後,再度與日本的縣級官員建立合作關係,成為日本 縣級官員面對地方事務上的首要合作對象。儘管臺灣總督府一開始在設計地方制 度時,並沒有採用日本國內已經施行的地方自治制度,但這些清代的仕紳及堡庄 總理,仍然在縣級官員進行地方行政的實際需求下,間接地進入臺灣總督府地方 行政的日常運作之中。
我們在進行臺中盆地社會樣貌的考察當中,發現:當年日本近衛師團與後來 官方記述中稱為「賊徒」的村民,與同年城內仕紳指稱為為亂搶官租的「土匪」,
都是來自捒東下堡內的村民。這些村民的行動應該是由莊豪在村落內所領導的集 體行動。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主要地點活動位在堡內的核心市街,西大墩街與四 張犁街。
那麼,從捒東下堡人的視角來看,那一年社會上的衝突似乎是捒東下堡內村 落與那群掌握縣城事務主導權的仕紳間的衝突,而不是過去熟悉的從日本軍隊視 角所呈現的,是一群抵抗日軍的「賊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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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內堡的境界,可以讓我們觀察到社會上集體行動中的人群區分。那麼,
堡的境界就不只是一種地理界線,也可以視為區分村民在地方上的歸屬的界線。
捒東下堡它與其他三個堡最不同的地方在於,其他三個堡,境內都有大範圍的林 地歸屬其下(參見圖三與圖四)。在十九世紀下半葉,製腦是中部產業中獲利最 高的產業。從當時捒東下堡人的眼光來看,這樣的林地分配對他們肯定是相當不 利的。有了這個認識以後,我們就可以把當年捒東下堡在社會上與其他團體的衝 突,與境內居民在十九世紀下半葉被排除在東側林地的拓墾熱之外的狀況,連接 起來。
究竟十九世紀中葉臺中東側山地間「堡」的界線是如何劃出來的,這與該時 期同治年間由四張犁街人戴潮春所領導的戴潮春事件、西大墩廖有富叛案有什麼 關聯?這可能是後續關心區域經濟社會史的研究者值得追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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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臺北:南天書局有限 公司,1992).
doi:10.6342/NTU201903164
doi:10.6342/NTU201903164 59
蔡懋棠,〈鹿港綠香居主人自述——菜耕紀事〉,《臺灣風物》第 30 卷第 2 期,
1980,臺北,頁 83-102。
盧德嘉,《鳳山縣採訪冊》,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7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
doi:10.6342/NTU201903164
1975,臺北,頁 116-139。
洪敏麟編著,《臺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二冊(下)。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doi:10.6342/NTU201903164 61
興興建築師事務所編,《吳鸞旂墓園研究規劃—臺閩地區第三級古蹟》。臺中:臺 中縣文化局,2005。
賴志彰,〈1945 年以前臺中地域空間形式之轉化:一個政治生態群的分析〉。臺北: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城鄉所碩士論文,1991。
檜山幸夫,《臺灣總督府檔案之認識與利用入門》。南投:臺灣文獻館,2002。
鍾淑敏,〈日據初期臺灣總督府統治權的確立,1895-1906〉。臺北:國立臺灣大學 歷史所碩士論文,1989。
瞿同祖著,范忠信、何鵬、晏鋒譯,《清代地方政府:修訂譯本》。北京:法律出 版社,2016,二版。
瞿海源、章英華主編,《臺灣社會與文化變遷》。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1986。
羅士傑,〈清代臺灣的地方菁英與地方社會:以同治年間的戴潮春事件為討論中 心,1862-1868〉。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0。
嚴漢廷,〈日治時期臺中市街的飲食空間與消費文化〉。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 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