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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研究實證結果顯示，兩岸銀行業分屬不同之效率前緣，且兩岸各有其技術優 勢，兩岸在自己本身的效率前緣下使用各自的投入產出，能有較好的發揮。因此推論 兩岸銀行業分為兩樣本群，接著再分別探討公司治理機制與企業經營績效的關聯性。
此外，本研究探討中國銀行業效率是否優於台灣銀行業，故使用交叉邊界分析法，對 兩岸銀行業之效率做進一步分析。所得出結論為在交叉邊界分析法評估下，中國銀行 業之效率優於台灣銀行業，但近幾年台灣的規模與純粹技術效率有高於中國的趨勢，
這有可能符合曹嘉琪(2008)在研究中國銀行業的效率與規模關係部分，指出由於中國 大型銀行的壞帳比例、員工缺乏誘因機制等，造成全國性銀行在規模效率上無法發 揮。
在機構投資人部分，本研究將機構投資人持股分為國內機構投資人、國外機構投 資人與政府持股，並分別討論其對兩岸銀行業經營績效之影響。結果發現，國外機構 投資人對兩岸銀行業的經營績效並無顯著的影響。而國內機構投資人對中國銀行業的 經營績效呈現顯著負相關，而台灣是正相關，台灣國內與國外機構投資者對於公司都 有正面的影響，最主要還是因為機構投資者通常具有專業經營能力與豐富的資源，對 於公司政策上的選擇也會正面的影響力，可以為公司帶來經營上的正面幫助，但兩者 並不顯著，而中國在國內與國外法人機構持股上對公司有不良的影響，呈負向關係之 原因可能是因為機構投資人可能為了自身的利益，而非以公司整體利益為考量，進而 運用自身對於公司的控制能力影響公司決策，導致公司績效下降，符合利益衝突假 說。
政府持股方面，雖然兩者都未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但台灣呈現負相關，中國 呈現正相關，可能是因為中國的獨特背景，因此官股具有先天上的優勢，使得官股比 高越高，其績效較佳，但台灣銀行業開放已久，制度也較為透明，過去政府的優勢已 經不再，而官股又代表著制度僵化，因此政府持股對於公司績效有不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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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獨立董事比率方面，兩岸銀行業之獨立董事比例對經營績效之影響，對中國 銀行業為顯著負相關，但台灣銀行業的純粹技術效率，則為顯著正相關，在規模效率 上則為負相關，可能是因為獨立董是屬於外部專家，雖然能對公司的技術上有幫助，
但是公司的規模選擇上，反而有錯估的情況產生，因此產生負相關的結果。兩岸皆對 獨立董事的設置訂有規範，但在兩岸銀行業的實證結果卻顯示，獨立董事比率對中國 銀行業經營績效竟有不良影響，蔣神州與汪敏達(2010)提到獨立董事制度的實證研究 發現，其在提高治理績效和經營績效方面作用有限，並面臨很大的執行難度，造成了 較高的交易成本。問題根源在於獨立制度的目的和基礎與中國國情不符，並受到很多 現實中的限制。最主要還是由於獨立董事是由大股東所推舉，造成獨立董事受限於大 股東，獨立董事變成形式上的職位，公司選擇獨立董事不是以監督能力為考量，可能 是以獨立董事的人脈、名聲、遊說監管機關的能力或其他資源作為選擇依據，因此讓 獨立董事制度產生不良的效果，這也是目前獨立董事制度在中國面臨的問題，但這套 制度在台灣有正向幫助，為了確保獨立董事選任過程不受管理階層或大股東不當干預，
台灣在公司法第192條之1規定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並賦予少數股東提名權，讓少數股 東能獲得適當的發言權，因此研究結果顯示此制度對於純粹技術效率具有顯著正相關，
但整體技術效率並不顯著。故雙方政府應對該制度之設計重新思考，使其達到應有的 效果。
至於在負債比率方面，台灣銀行業與中國銀行業則有明顯不同之處。中國銀行 業方面，負債比率與其經營績效為正相關但不顯著；而在台灣銀行業，負債比率與公 司績效則呈顯著負相關。所以說負債比率對兩岸銀行業而言，影響並不相同，推論可 能中國銀行業現正處於成長期與成熟期間，中國有著龐大的市場需求，但台灣銀行業 已過度競爭，各項營利指標都會呈現逐漸下滑的趨勢，吸收過多儲金也無法有效操作 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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