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討論

本節將依據四位受訪者的替代性創傷形成因素、替代性創傷的內涵以及形成歷程，

進行綜合性的討論。

壹、形成替代性創傷的背景脈絡

助人者個人的人格特質、壓力因應模式、與創傷相關的生命經驗或社會支持程度、

機構組織脈絡等因素，都有可能影響助人者產生替代性創傷（邱琇琳，2005；胡峰鳳，

2006；Pearlman ＆ Saakvitne, 1995；Jenkins ＆ Baird, 2002；Shakespeare-Finch, Gow, ＆ Smith, 2005；Dunkley ＆ Whelan, 2006a；Dunkley ＆ Whelan, 2006b；Adams ＆ Riggs, 2008），而本研究也發現，助人者個人的內在人格特質，以及原本工作情境中的外在環 境既存的長期壓力源，的確會影響助人者在創傷救助工作中，在面對受創個案而感到壓 力時，展現出來的因應調適能力；而受訪者皆曾經歷「沒有預期」的親友死亡經驗，與 意外災害倖存者的經驗類似，也讓助人者更能深刻地同理倖存者處境；在四位受訪者 中，普遍感受到家人、主管或同儕在行動上或情緒上的支持不夠，使他們在創傷救助工 作中感到孤單，遭遇挫折時，也較難被社會支持系統的成員接納與了解。

ㄧ、死亡相關的生命經驗，加深同理的程度

諮商師的創傷史會使其更能夠同理有類似受創經驗的個案；有受創經驗的心理助人 者，其替代性創傷程度也偏高（Jenkins ＆ Baird, 2002；邱琇琳，2005；Dunkley ＆ Whelan,

2006b），Vrklevski＆Franklin（2008）也發現個人的創傷經驗對替代性創傷的影響很大，

特別是容易產生憂鬱情緒及自我安全感的喪失。根據訪談結果的分析，本研究的四位受 訪者，都曾經經歷親友死亡沒有預期的過程，而親友的生病或死亡給他們無法預期、失 落感、受到驚嚇、不忍親人死前受折磨、深刻體認生離死別等感受。例如美茵的婆婆和 琮恩的母親從診斷出罹癌才過了三個月就死亡，她們對於長輩的死亡缺乏心理準備；而 小椿在退伍後，才得知有很深的情感依附的國中導師死亡了，因此感到很震驚與遺憾；

琮恩的哥哥在初次心肌梗塞時就死亡了，讓琮恩很驚嚇；安鈞也曾與一名相識的士兵一 起運動後，隔日士兵就自殺身亡了。除此之外，親友死亡前的痛苦，也讓受訪者感到難 受，例如琮恩的父親在老年連續喪子喪偶，自身又病痛纏身，琮恩對父親的無法安享老 年感到非常痛心。

除了親友的死亡讓受訪者驚嚇與痛苦，寵物與目睹路人死亡，也都讓受訪者耿耿於 懷，例如小椿在服役時，家中飼養的狗死亡，覺得非常失落，並期望愛犬死而復活。而 安鈞曾在國中時看到路上有人騎腳踏車車禍當場死亡，從此受到驚嚇不敢騎腳踏車或機 車。

綜合而言，當助人者曾經歷親友死亡的經驗，更能深刻體認生離死別的感受，特別 是沒有預期的死亡，常常令受訪者感到驚嚇與無法接受，而促成助人者在創傷救助過程 中，聽取受災者描述瞬間喪失親人或學生的過程時，更能同理受災的感受，想像的災難 畫面也更加清晰。

二、對死亡的負面認知，影響救災時的因應

Pearlman ＆ Saakvitne（1995）認為與倖存者工作是種情緒激烈且要求高的工作，如 果助人者對承受強烈的情緒有困難，可能在助人過程中經驗過多的情緒負荷，有時候會 有不協調的情緒反應，造成自體能力的失衡；本研究也發現從助人者親友死亡的生命經 驗中，個人格特質在面對死亡時的因應方式，增加未來受創的可能性。例如小椿在面對 老師和愛犬死亡的訊息時，第一個反應是「否認」，而個案自殺身亡後，也急忙丟棄個 案諮商時哭泣使用的衛生紙，企圖與死亡隔絕；安鈞在祖母過世及軍中士兵自殺死亡的 經驗後，避免面對死者及生離死別的情緒；兩人在碰觸死亡的議題時，都因無法承受強

烈痛苦的情緒，而沒有經歷疏通，接受親友死亡的事實；就如 kubler-Rossy 在 1969 年提 出的面臨死亡的五階段中，第一階段即是「否認和隔絕」（引自李開敏等譯，1995），

死亡總是令人感到害怕，「否認和隔絕」讓我們與死亡保持一個安全的距離，隔離情緒 以繼續生存；但是，否認和隔絕死亡，會影響助人者在工作上的因應能力，安鈞和小椿 不願面對死亡的人格特質，進而影響了救災時的因應能力。

三、未解決的哀傷失落，轉移到創傷工作

導致替代性創傷的主要因素是是助人者本身，也就是助人者與工作、情境、個案的 互動是替代性創傷發展的主軸；任何助人者未解決的個人議題，都會產生替代性創傷

（Pearlman ＆ Saakvitne, 1995），本研究也發現助人者過去在親友死亡經驗中未處理的情 緒或認知，會在面對同樣遭遇親友死亡經歷的受災者時，再度展現出來。例如琮恩，在 連續經歷三位家人死亡後，因為家人避談死亡或無法同理她的哀傷，且認為朋友不願意 分享哀傷的情緒，所以覺得孤單，也因此琮恩特別敏感於死亡相關的事件，而當琮恩在 救災時幫助喪親的災民時，因為自己喪親的失落沒有處理，所以投射自己的陪伴需求，

積極投入救災讓災民覺得不孤單；此研究結果與 Pearlman ＆ Saakvitne（1995）的觀點 類似，亦即當助人者處於個人的失落中，聽到個案的失落故事，會使助人者絕望悲傷，

或是較為覺察個案所描述的失落議題。

四、經歷過天災經驗，促進對災害的警覺

助人者本身也曾經歷受到天災的經歷時，與受災者的經驗類似，除了更能同理感受 受到天災的身心壓力，也激發助人者受創的回憶與痛苦，促使助人者增加對天災的敏感 度，助人者在自己的創傷經驗中，安全基模遭到破壞後，當與受災個案工作時，則容易 感到極高的害怕和不安全感（Pearlman ＆ Saakvitne, 1995）。例如美茵童年常感受到地震 威脅，影響成年後對地震的感受敏銳；特別是目睹朋友受災和自身經歷九二一地震後，

害怕房子倒塌來不及逃生，至今都保持對地震的高度警覺；安鈞曾在颱風時，因自己的 營區水災，導致生活基本需求受損，日後每到颱風期間就害怕再度遭遇水災，也對災害 的日期特別印象深刻，因此每到那一天，都會自動回憶起受災的經驗。

五、特殊人格特質，容易造成替代性創傷

Adams ＆ Riggs（2008）認為創傷史並不是造成替代性創傷的直接因素，而是助人 者受創後，以何種自我防衛風格來因應創傷壓力，才會影響其日後是否容易產生替代性 創傷；若其以自我犧牲風格來因應創傷壓力，則更會造成替代性創傷。本研究也發現琮 恩在遭遇喪親的哀傷時，習慣先忽略情緒，犧牲自己的哀悼需求，而理性地處理家人的 後事，以致於情緒沒有宣洩處理，造成後續在創傷救助工作上對個案投射自己的需求。

安鈞原本就對工作上的表現很在意，特別是類似因士兵自殺，受到長官及家屬的壓 力，因為處理自殺事件增加工作量，同時擔心受到懲處；所以在安鈞參與救災的過程中，

對機構的限制和壓力也很敏感，特別注意受災營區幹部被處分的事情，因救災使其兩地 奔波工作，擔心無法作好份內的事情，對長官的要求感到壓力很大，導致後來對降低對 專業助人工作的認同。

新手助人者容易因過分投入於工作過程而疏忽與個案議題間界限之維持，可能導致 較高的替代性創傷程度（胡峰鳳，2006），而本研究發現，即使是資深的助人者也會因 為專業界限模糊，自責無法滿足個案多樣的需求，影響了情緒與自我認同。例如美茵雖 然已經參與義張二十多年，但是在與個案工作時，容易在個案諮商過程，跳離對個案的 專注，連結自己與個案類似的經驗，若有類似的困擾就更容易同理個案的感受，若無類 似困擾則自我提醒避免造成與個案相同的問題；而在助人過程中特別重視依照個案的需 求提供適合的協助；因此在四川救災時，美茵也藉此省思自己是否會有如同受災老師一 樣的想法或行為，加深同理的程度；此外，當美茵發現受災狀況太嚴重，受災者需求複 雜，自己無法提供適當的協助給災民時，感到無力挫折，自我否定。

六、生活緊湊，難以調適受創情緒

Dunkley ＆ Whelan（2006a）研究發現助人者對替代性創傷的因應策略可能也有影 響：例如維持身體健康和好的心靈成長、靈性調適或休閒活動，可能減輕替代性創傷的 形成風險；Bober ＆ Regehr（2006）的研究也發現：有負面信念，特別是在「親密」的 心理需求受到損害的助人者，較少從事休閒活動；而時間安排過滿、隨時需要待命的情 況也容易導致替代性創傷（Pearlman ＆ Saakvitne, 1995）。本研究也發現，當受訪者的生

活安排緊湊，缺乏調適情緒的時間時，往往造成受到創傷個案的衝擊後，沒有足夠的時 間轉化情緒壓力，而馬上投入下一個工作。例如美茵在學校工作與義務張老師工作，再 加上她為人母以及在職進修的學生身分，缺乏了留給自己的時間。特別在從四川回台 後，因為沒有足夠的喘息時間，受創情緒持續了一兩個月的時間。而琮恩緊湊的生活步 調也讓她在從四川回台後，沒有足夠的喘息時間，強迫自己快速轉換情緒。安鈞也因為 在救災後一個月就被派去受訓之後又調職，而讓受創的情緒持續了近半年才緩和。

七、既存的工作壓力，影響情緒調適的心理能力

生命中長期或急性的壓力源，會使得助人者容易受替代性創傷的影響：如健康問題、

工作過度（Pearlman ＆ Saakvitne, 1995）；當助人者本身同時承受其他的生活壓力，對工

工作過度（Pearlman ＆ Saakvitne, 1995）；當助人者本身同時承受其他的生活壓力，對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