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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早在 1892 年 Bleicher 就發現了每個大都會都有一個人口中心點，且都市內 其他各點，隨著距離中心點越遠，其人口密度越低。
Bleicher 之後，都市學者仍未提出一可量化客觀分析的模型以解釋此現象。
Clark(1951)發表”Urban Population Densities”一文後，Clark 推導出負指數模型將 距離和人口密度兩變項進行迴歸分析驗證此現象。隨後，國外都市社會學家、都 市經濟學家、都市規劃學者等各學界皆開始對都會區的人口密度分布產生了不斷 的研究與修潤，試著去推導出更符合都會區人口分布和考量到都會區年齡的人口 密度與距離模型(Tanner & Sherratt,1960；Newling ,1969；Graff,1976；謝守紅、
宁越敏,2006 王宇,2008)。Clark 之後，1969 年 Newling 綜合負指數模型與常態指 數模型，提出二次指數模型(quadratic exponential model)(何金銘,1992)。Newling 應用 Clark 模型討論都市內人口密度的分布情況，發現在都市人口增加或都市範 圍擴大時，都市的人口密度會隨著都市的發展而產生人口郊區化現象，意即人口 密度最高點逐漸向外移動，市中心點的人口密度因人口外移而出現缺口的現象，
他稱之為人口密度火山口。因此模型包含了負指數模型與常態模型，使之可以較 為適切地說明人口分布現象。
陳寬政於 1981 年是我國首度引用 Clark 的負指數模型詮釋臺北都會區的人 口分布變遷的學者，之後，國內亦有許多使用人口密度模型來進行都會區的研究 (黃萬居，1981；鄭彩夷，1983；王湧泉，1985；陳寬政、林忠正，1987；何金 銘，1991)。但自民國 80 年後，國內即未有有學者針對臺北都會區以人口密度模 型進行研究，而與此相關之研究亦鮮少被探討。
都會區一向被視為具有區位系統功能性的意義，西方以及世界上各個先進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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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ling 的二次指數模型、Tanner and Sherratt 模型。惟過往台灣研究者皆使用單 一個人口密度模型去探討其研究目標都會區的人口分布，使用單一人口密度模型 觀察都會區的人口分布容易受限於所使用人口密度模型之人口分布假設，因而難 以更確切的了解都會區的人口分布狀態，因此本研究不同於過去僅使用單一人口 密度模型的方式，將(1)使用兩個人口密度模型；Clark 負指數模型以及 Newling 的二次指數模型，這兩個最常被採用的人口密度模型，去檢視尚未有研究者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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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98 年之人口密度梯度(density gradients)
探討陳寬政 1981 年＜臺北都會區的人口分布與變遷＞後至今這十五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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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形成人口郊區化的趨勢。研究者皆推翻了地理學家 Berry、Simons、and Tennant(1963)所提出的「過度擁擠」的非西方型都市發展型態(陳寬政 1981，何 金銘,1991)。尚未有研究以人口密度模型探討民國 80 年後的臺北都會區人口分布‧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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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更深度的理解都會區的「分布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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