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分析結果
第四節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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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類型。
然而，在本研究中，我們發現孝道意識越高的日本受試者，除了有較高的 機率選擇反哺式以外，孝道意識在平衡互惠式的交換關係中也有正面的影響，
唯在受惠式關係中沒有顯著。在台灣方面則不同於日本，孝道意識除了在反哺 式和平衡式皆有正向的影響之外，對孝道意識越高者，選擇受惠式的代間交換 的機率亦會增加，為了更清楚的呈現不同代間交換下的孝道意識分數差異，
我們進一步比較兩國在四種代間交換中的孝道意識平均分數。
在附錄一的表格中，我們發現日本的反哺式的孝道意識分數（19.11）和平 衡互惠式交換的分數（19.13）皆高於受惠式（17.62）和自獨式（16.88）交換關 係故日台兩國方面，孝道意識皆對反哺式和平衡互惠式獲得正向的影響，因 此，在日本的代間關係中，理想的孝道互動方式並非子女對父母唯一的盡孝方 式，雙方平等且豐富的往來關係亦是日本代間往來的另一種選擇。
在台灣的樣本中，台灣受試者的孝道意識越高時，同樣會增加選擇受惠式 代間關係的機率，且在附錄一中的表格中，我們也發現，台灣受惠式（22.22）
代間交換的孝道意識分數與反哺式（22.57）、平衡式（22.95）之間沒有太大的 差異，且以上三種代間交換的孝道分數高於自獨式代間交換（20.65）。因此，
我們推測，台灣的代間中的孝道互動並非指涉一種子女對父母提供相較於父母 所給予的等量或更多的社會支持，反之，台灣的孝道實踐是存在於代間仍保有 往來關係，故在代間之間互不往來時，孝道意識的分數則會下降。
一、 居住狀態
我們曾在第二章裡指出，東亞的同住關係是一種具備孝道和強化家庭聯繫 的居住安排方式，而本研究裡，我們發現日本的同住受試者和原生家庭保持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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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林谷蘭、張金鶚 2003；Fishman 2011；傅高義 2015)，故由以上結論中可 知，日本代間同住的成員藉由享用同住生活下的公共資源和耐久消耗財以獲‧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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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淡薄，代間彼此互不往來，更遑論提供支持。故由以上結論可知，地理狀態 的遠近確實會影響日本代間進行交換的可能。
在台灣方面，代間的同住狀態非但沒有增加選擇反哺式代間交換的機率，
反而增加對受惠式代間交換的機率。由表 4-5 中可知，台灣的未婚同住的比例 會高於已婚，台灣的代間同住裡，台灣的未婚子女藉由同居提供父母情感上的 依附，同時接受來自父母的財務支持，因此，台灣的代間同住者非但未增加提 供父母更多的財務支持，反而讓台灣的成年子女在與父母在緊密的關係中，得 以持續子女青少年時期的交換方式。
表 4-5 台灣受試者生命循環階段與居住狀態交叉表(%)
代間居住狀態
同住 近鄰式 居住距離遠
未婚無子 87.32 4.5 8.18 100
已婚無子 27.56 37.18 35.26 100
已婚小孩十八歲以下 20.1 35.54 44.36 100
已婚小孩十九歲以上 12.43 47.57 40 100
Total 46.45 25.28 28.27 100
Parish et al. （1994）的研究發現，子女則會以提供父母更多的財務支持換 得不同住的權力。然而，不同住的代間關係，會因居住距離的空間遠近，而改 變代間交換的類型。陳建良 (2005)指出，台灣的近鄰式是一種同住關係的延伸 模式，在近鄰式的居住安排下，雙方可以保有一定的自主性，且子女仍可提供 父母財務支持。然而，在我們研究裡，我們並未發現此種現象，反之，我們發 現，近鄰式的居住狀態呈現自獨的機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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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獨現象亦非台灣獨有，在前段中，我們也發現日本的代間亦有自獨的 現象，但兩國的發生自獨的條件卻不相同，台灣的自獨現象發生在近鄰式的關 係裡，而日本的自獨則在代間地理距離一個小時以上時才會發生，因此，兩國 採用自獨式代間交換的因素並不一致，因此，假設 H1b 並未獲得證實，兩國的 近鄰式居住狀態下的代間交換類型並非以反哺式代間交換為主，反之，兩國的 代間關係在近鄰式的居住安排下，呈現不同於孝道規範以外的互動方式。
在前列文獻中指出，代間交換中的支持網絡結構亦會影響在代間支持的給 予其流動，且在台灣，當代間處於互動結構緊密的地理狀態時，成年代間交換 仍延續未成年時期的交換關係。然而，而本研究雖以受試者和父母之間的居住 距離作為理解代間交換的網路結構指標，但對於與受試者不同住的父母居住地 理狀態卻未多加著墨，為了解父母的居住狀態是否影響兩代之間的關係，我們 進一步分析不同住樣本中的父母居住狀態分布。
表 4-6 與受試者保持近鄰式居住安排下的兩國父母居住狀態
日本 台灣
和其他 G2 世代子女同住 40.36 63.12 53.36 沒有和任何其他 G2 世代子女同住 54.82 33.03 42.38 不適用、拒答 4.82 3.85 4.26
Total 100 100 100
由表 4-6 中可知，與受試者呈現近鄰式居住狀態的日本父母，亦有較高的 比例未與其他子女(受試者以外的 G2 世代)同住，故日本父母有五成四的比例未 與任何一名子女居住，因此，日本的父母需要與不同住的子女進行代間交換；
在台灣方面，我們在表 4-6 中發現與受試者保持近鄰式居住狀態下的台灣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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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則到六成的比例和其他子女同居，因此，與台灣受試者採近鄰式居住狀態 的父母，亦有更高的比例與另一名子女同住。
故在日本社會裡，與受試者(G2)持近鄰式居住狀態的父母有較高的比例未 與任何一名子女(日本其他非受試者的 G2 世代)同住，因此，日本的父母藉由與 具有地理親近性的子女(日本受試者中近鄰式居住下的 G2 世代)進行交換關係，
另一方面，與受試者保持近鄰式居住狀態的台灣父母，卻得以和其餘同住子女 (台灣其他非受試者的 G2 世代)進行財務和情感之間的依賴關係，對於分居的子 女(G2 世代的受試者)自然不會再提供更多的財務支持。利翠珊、張妤玥 (2010) 指出，台灣的代間交換裡，父母對子女陪伴的需求有時會多於實質的給予，故 成年子女對父母的支持上，提供陪伴支持有時會多於給予父母實質的支持。而 在本研究裡，我們發現，近鄰式安排下的代間關係可能則會傾向以藉由空間的 便利性、代間相互探望的方式作為支持的方式。
二、 生命循環階段
子女（G2）生命循環階段是影響代間交換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日本社會 裡，本研究與山田昌宏( 2001)發現一致。在東亞社會裡，未婚子女在家庭中仍 兼具成年人的身分和孩子的身分，未婚的子女仍是原生家庭的一份子，因此，
父母仍會提供成年但未婚其財務、生活和房屋的協助，且高於未婚受試者對父 母的支持。故未婚受試者（G2）則會增加代間呈現受惠式代間交換的機率，且 此種交換類型在受試者（G2）進入到在已婚且有未成年後代（G3）時，仍會接 受父母較多的財務支持。
而在台灣方面，台灣的和已婚有未成年子女的受試者(G2)皆雖然並未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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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亦納入控制變項，並發現，未婚者仍會接受父母的支持，因此，台灣確實存 在一批如同日本的單身寄生族般，仰賴家庭支持的年輕族群，此批仰賴原生家 庭未婚者並非全然出自個人就業狀態的因素而接受原生家庭的支持，而可能存 在其他影響父母提供日台未婚子女更多支持的原因。
三、 性別
性別另一個影響代間交換的重要因素。在本研究裡，日本的性別雖受到子 女工作狀態的干擾顯著，但仍可知日本的男性選擇反哺式代間交換的機率會高 於女性；在台灣方面，儘管分析結果中係數不顯著，但從係數方向性來看，台 灣男性選擇反哺式代間交換的機率會高於平衡互惠式。故日台兩國的男性皆會 增加代間呈現反哺式代間交換的機率。但在接受父母支持的受惠式代間交換 中，兩國父母選擇支持的性別卻不相同，日本女性選擇受惠式代間和自獨式交 換的機率會增加，然而，在台灣方面，台灣男性比女性有更高的機率選擇受惠 式代間交換。而下列則分別解釋兩國性別在代間關係上的差異。
由以上可知，日本的男性是財務支持的主要來源，日本女性則是傾向接收 父母更多財務支持，而日本女性的收受是受到女性的就業狀態影響。在表 4-4 中可知，日本女性有較高的比例是從事不穩定、未有個人收入的工作，非典型 就業是已婚女性，尤其是二度就業已婚女性的重要特徵(Yu 2009)因此，日本女 性在經濟上的弱勢，以至於需仰賴家庭成員的財務支持，且此結論與 Motonishi (2012)的結果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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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本女性甚少被視做提供家庭經濟的來源，且日本女性的婚姻是一種「重 生」，無論女性的婚前的生活水平如何，婚後的經濟開銷皆由丈夫所負擔，故日 本女性財務支持提供者會隨著婚姻關係，從父母的轉至丈夫，而在台灣方面，
過往的研究中指出影響婚姻亦影響台灣女性的代間關係，而已婚女性的代間支 持給予則會低於已婚男性(Lin and Yi 2013； Parish et al. 1994； 伊慶春 2014；
葉光輝 2009)，故我們對女性在不同的生命循環階段中的代間關係變化做進一 步的了解。
四、性別和生命循環階段的交互作用
在分析結果裡，日本女性在已婚無子的階段時，會提供父母財務上的支 持，因此，日本的女性在已婚但尚未生育時，會提供父母保持較為親密的往來 關係，故可得知，日本女性在已婚離家後，仍需要與原生家庭保持來往以維繫 自己在新家庭的生活，然而，此種往來關係在未婚和已婚擁有未成年後代時並 未出現。
然而，我們也發現台灣的女性在未婚、已婚無子和已婚有未成年後代時，
皆有較高的機率和父母保持反哺式的代間交換，故台灣社會中，女性無論處於 在未婚和已婚的階段，皆被期許成為家庭照顧、陪伴等而非財務支持的來源，
皆有較高的機率和父母保持反哺式的代間交換，故台灣社會中，女性無論處於 在未婚和已婚的階段，皆被期許成為家庭照顧、陪伴等而非財務支持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