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以中國大陸的幼兒父母為研究對象，探討：共親職、婚姻調適 與生活福祉的關係。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使用的研究工具 為「幼兒父母育兒及日常生活狀況問卷」，包含「背景資料」、「共親職量 表」、「婚姻調適量表」、「生活滿意度量表」。其中，「共親職量表」包含「連 帶性」、「共同家庭管理」、「支持性」、「抵制性」四個面向，以及「婚姻調 適量表」包含「夫妻雙人關係」、「家庭運作原則」、「與原生家庭互動」、「整 體的調適」四個面向。研究採立意取樣的方式，共計取得有效樣本569 份。

所蒐集的問卷資料，分別以描述性統計、探索性因素分析、驗證性因素分 析、相關性分析、多元迴歸分析、多元階層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處理。

本研究結果可分為兩方面：一為幼兒父母的共親職、婚姻調適及其影 響因素；另一為幼兒父母的共親職、婚姻調適與生活福祉之關聯,以下分別 敘述並加以討論：

壹、幼兒父母的共親職與婚姻調適

一、幼兒父母的共親職

幼兒父母在共親職中的正向知覺，主要來自情感性的聯繫以及對家庭 關係良好的自我管理，而實際的支持行為相對較弱。與陳玲玲等人（2014）

在中國大陸多個省市選取 364 對幼兒父母為對象，用 McHale 共親職量表 中文修訂版測量的研究結果有所差異，該研究結果顯示，得分從高到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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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面向分別為「團結」、「支持與抵制」、「衝突」、「貶抑」。除去指共親 職者在孩子面前說其他人的壞話，指隱形的共親職行為的「貶抑」面向。

兩個量表所測量的內容一致，但 McHale 的共親職量表是自評行為，而本 研究的共親職量表是評量自己對共親職的知覺。比較兩個研究，共親職的 主要內容「支持與抵制」呈現出「自己感覺做很多，對方知覺不到」的情 況。也許正是因為測量方式的不同，造成結果不同，體現出共親職者的行 為與對方的知覺並不一致。在進一步的研究中，可以在這個議題上加以探 討。

特別地，在因素分析過程中，原「一致性」量表中表示父母信念一致 的題目分入「連帶性」，表示不一致的題目分入「抵制性」。由此看出與西 方社會不同的，當教養信念的一致時，中國大陸幼兒父母感受為情感的相 近。而當信念不一致時，會被直接看做是對教養方式的抵制。

二、育有幼兒夫妻的婚姻調適

以婚姻調適的各面向整體情況來看，此階段的夫妻對婚姻整體感受較 好，此結果與以上海托幼機構 843 位 0-6 歲幼兒父母為研究對象的調查結 果一致（尹飛雁，馬希權，趙旭東，2012）。

在三個面向中，夫妻知覺其調適最佳的是「夫妻雙人關係」，其次是

「家庭運作原則」，相對不佳的是「與原生家庭互動」。此結果與林亞寧

（2003）對臺灣新婚夫妻的研究結果相同。對比此結果來說，不論在新婚 階段還是家有幼兒階段，夫妻的婚姻調適的內容及狀況並未發生明顯改變。

各面向得分的高低說明：在目前自由選擇的婚姻中，夫妻雙人關係較容易 保持滿意；但在家庭運作層面，此階段的夫妻均在事業上升時期，很難兼 顧對家庭的投入，以及在幼兒階段較大的親職壓力下，對生活的安排技能 還不熟練，導致此面向的調適稍弱；而與原生家庭的互動本身就不易，加 上育兒理念的不同需要與上一輩更加充分的溝通，造成與原生家庭互動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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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出現況不錯但感覺很難的實際情況。

貳、共親職、婚姻調適及生活福祉之關係

一、幼兒父母的共親職與婚姻調適的關係

本研究結果發現，幼兒父母的共親職與婚姻調適的關係不受背景變項 的影響，婚姻調適與共親職對彼此均有預測力，二者具有雙向外溢的效果 且預測力相近。

幼兒父母的婚姻調適對共親職有預測力，與中國大陸對幼兒父母的研 究（陳玲玲，伍新春，劉暢，2014）和對青少年父母的研究（劉暢，伍新 春，鄒勝奇，2014）發現一致。陳玲玲等人（2014）進一步考察交差作用，

發現丈夫的婚姻品質可以正向預測母親的共親職行為，但是妻子的婚姻品 質對父親的共親職行為沒有預測力。而共親職對婚姻調適有預測力，與過 去少有的研究（Morrill et,al ,2001; 陳富美、利翠珊，2004）的發現一致，

說明共親職與婚姻調適雖然是家庭系統中的不同子系統，但都是對方的預 測源。有些研究者認為，即使父母的婚姻關係不良，他們依然可能為保護 兒 童 而 暫 時 放 下 對 配 偶 的 不 滿 ， 在 兒 童 教 養 問 題 上 與 配 偶 相 互 合 作

（Margolin et al.,2001）。本研究結果並不能完全否認在某些家庭中存在婚 姻關係與共親職之間界限清晰的父母，盡可能地減少婚姻關係中不良情緒 或行為對共親職的影響，或者避免共親職中的不良情緒或行為對婚姻關係 的影響。但就本研究「共同家庭管理」的結果可以看到，即使是自我管理 極強的父母們，依然具有如此之高的預測力，可見婚姻調適與共親職的溢 出效應有很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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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幼兒父母的共親職、婚姻調適對生活福祉的影響

本研究結果發現，幼兒父母的共親職、婚姻調適對生活福祉的影響不 受背景變項的影響，共親職越好、婚姻調適越好，則生活福祉越高，且婚 姻調適對生活福祉的預測力更強。

不同於西方社會中的家庭以「夫妻軸」為主，在亞洲文化中，特別是 受儒家思想影響影響較大的國家中，家庭以「親子軸」為主。但在社會變 遷下，受西方文化以及都市化的雙重影響，亞洲家用網路的結構和文化屬 性都發生了變化（Kurrien, 2004）。母親開始進入社會工作擁有獨立的社會 地位，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也促使父親由「道德導師」、「經濟提供者」的傳 統角色逐漸轉向與妻子共同照顧孩子的協同教養者（Lamb,2000;武新春等，

2012），男女關係逐漸趨於平等，傳統的文化在慢慢改變。本研究的結果 清楚呈現了，對於目前中國大陸育有幼兒的家庭來說，家人關係似乎已由 傳統的「親子軸」傾向「夫妻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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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貢献與建議

壹、研究貢獻與限制

一、研究貢獻

(一) 本研究針對中國大陸的幼兒父母，進行共親職相關議題的研究

目前中國大陸有關共親職的相關研究仍處於發展中，針對共親職與其 他變項之關係探討，研究數量並不多，本研究參考的三篇研究也都是使用 McHale 編制的共親職量表中文版（如:劉暢，伍新春，陳玲玲，2014）進 行測量。研究者探討:原生家庭對共親職的影響（劉暢，伍新春，陳玲玲，

邢學瑋，2013），婚姻滿意度對共親職的影響（劉暢，伍新春，鄒勝奇，

2016），以及共親職對婚姻滿意度對父親教養投入的中介作用（陳玲玲，

伍新春，劉暢，2014）。相對來說，本研究使用不同的量表試圖呈現共親 職的完整樣貌，除證實了前述中國大陸學者研究中指出:婚姻調適對共親職 的溢出效應，更進一步證實:共親職對婚姻調適的溢出效應亦成立，並且共 親職、婚姻調適對幼兒父母的生活福祉具有顯著的影響力。

(二) 改編「共親職關係量表」呈現共親職之完整樣貌，適應本土研究。

雖然中國大陸學者曾經對 McHale 編制的共親職量表以中國大陸父母 為對象進行了中文版的修訂（劉暢，伍新春，陳玲玲，2014），但較少從 華人教養文化的視角針對量表的題目進行改編。而從先前文獻探討中也可 以看出，McHale 編制的共親職量表採用自評共親職行為的方式可能無法反 映出共親職的互動歷程此一限制。因此，本研究參考臺灣學者發展的共親 職量表，加入反應華人文化題項進行改編，期望同時測量共親職者知覺測 量共親職中的情感與行為，亦擴充了家庭共同管理來反映父母在共親職系 統中對其他家庭子系統的管理，也更符合華人家庭的親職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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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婚姻調適與共親職的雙向外溢

以往婚姻品質與共親職關係的研究中，主要探討婚姻調適對共親職的 溢出效應（陳玲玲，伍新春，劉暢，2014；Pedro et al., 2012），較少研究 探討共親職對婚姻調適的溢出效應（Morrill et al., 2001; 陳富美、利翠珊，

2004），但缺乏探討婚姻調適與共親職對彼此的預測情形。本研究證實了:

婚姻調適與共親職對彼此均具有相近的預測力，也就是二者具有「雙向外 溢」的效果。

二、研究限制

(一) 本研究採立意取樣，樣本取得來自某連鎖幼教機構在北京市各行政區 幼兒園和幼教機構，故可能存在樣本同質性的情形。且相對於母群體 來說，樣本的代表性有限，進行推論時應注意。

(二) 本研究是以個體資料為單位進行分析，並非夫妻對偶分析，因此對研 究結果的解讀時，並非指一對父母或一對夫妻的內部情況，而僅能說 明整體人群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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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建議

本研究針對研究結果與討論，分別對一般民眾、家庭生活教育及未來 研究三方面具體提出建議

一、對民眾之建議

(一) 為人父母後仍應該重視婚姻關係

研究結果首先反映出婚姻調適與共親職可以彼此預測，且預測力相近，

表明婚姻與教養並非互相獨立的兩件事，而是相輔相成的兩件事。其次，

對個人生活福祉的預測中，婚姻調適比共親職更高，表示讓個人產生幸福 感更強的是美滿的婚姻而非合作性的教養。華人在生育之後，較容易從情 感上重視親子關係而忽略夫妻關係，如果真是如此，就更應該重視婚姻關 係的經營，不僅可以提升幸福的感受，還能對教養產生積極的作用。

對個人生活福祉的預測中，婚姻調適比共親職更高，表示讓個人產生幸福 感更強的是美滿的婚姻而非合作性的教養。華人在生育之後，較容易從情 感上重視親子關係而忽略夫妻關係，如果真是如此，就更應該重視婚姻關 係的經營，不僅可以提升幸福的感受，還能對教養產生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