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中國大陸的新住民蕭冬梅在二〇〇三年婦女新知基金會主辦的「請叫 我—讓新移民女性說出自己」徵文活動中寫出一段自己內心的感受：
這一句「大陸妹」，沒有鄙視，但有界線的存在。
這一句「那邊的」含有濃濃的不屑。
22 夏曉鵑主編《不要叫我外籍新娘》序文，頁 12-48。
這一句「外勞」傷我不淺，自此不再與他聯絡。（頁 54-55）23
飄洋過海來到臺灣的新住民，為了讓自己在台灣的日子少受一些折磨與難 堪，努力的讓自己融入臺灣的社會，然而，無法抹去的身分就像一只標籤，如 影隨形的跟著他們，看見他們的膚色、聽聞他們的口音，大家就能辨識出他們 是外來人士，不管是有意的揶揄、無意的試探，這些不友善的言行都讓新住民 嘗盡被歧視、陷入思索「我是誰」的苦頭。
Chris Barker 在《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Cultural Studies—Theory and Practice）一書中這樣論述：
人之所以為人，不免「受制於」（subject to）其所置身的社會過程中，
從而界定群我關係，而使我們成為為了自我及他者而存在的主體（ as subjects for）。這當中，我們對自己的認識（也就是自我概念）稱作自 我認同（self-identity），而他者的預期與意見則構成了我們的社會認 同（social identity）。（頁 199-200）
這說明了個人是在社會的過程中被塑造而成，我們生活在一個早已存在的 世界，與他人共享語言、文化和社會資源，個人的生活受制於與他人互動的社 會脈絡之中，對自我的認同可說是與社會互動的結果。
一、認同的污名
對新住民而言，他們與社會群眾的互動，接收到的大部分是負面的感受，
認為他們唯利是圖、生活水準低、沒有智慧、沒有知識，是落後的民族，處於 弱勢的他們，無法打破社會群眾刻板印象的藩籬，所以只好默默的承受這一切 的指控，久而久之，造成新住民對自我的評價不高，自卑感油然而生，甚至自 我想像、自我加諸社會群眾對他們的負面觀感，長久的互動接觸下，讓新住民 試圖拋棄自己原本正面的自我認同，開始接受社會群眾給予的認同位置。這樣 的自我認同過程即是謝世忠在《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一書中 所指出的「認同的污名」。
23 節錄自蕭冬梅〈請不要叫我「大陸新娘」〉，收錄於夏曉鵑主編《不要叫我外籍新娘》，頁 54-55。
認同的污名是在族群互動與文化接觸之下產生。兩方文化經過比較之後，
認定一方處於弱勢的地位，弱勢的一方時常為自己的身分感到羞恥。謝世忠在
《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裡有這麼一段解釋：
一個族群，特別是少數民族，具有某種確實或虛構的或想像出來的特質，
而這種特質不僅是與該族相接觸之他族所敬而遠之的，同時也是他本身 所厭惡的。這個特質常常就是該族群本身。……此外，這個特質也與「貧 窮」、「依賴」、「被拒絕」、及永遠的「低等劣勢」等密切發生關係。在表 現出來的態度或行為上，這個族群的成員也經常會因不安定感而作出防 衛自己的舉動。同時，「畏縮」、「虛張聲勢」或強烈的「自卑」與誇大的
「自尊」，也交錯出現在他們的人際關係上。（頁 29-30）
也就是說，在某一社會環境中，一個群體讓社會其他較為優勢的群體給予 負面的、成見的、刻板的形象，進而造成此一群體成員對自身的負面評價。賽 謬爾˙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誰是美國人—族群融合的問題與國家 認同的危機》（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也 說：
若在一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民都認為某個少數族裔的成員是天生落後與次 等，那麼該群體的成員便會將這樣的觀念予以內化，進而變成了他們自 我認同的一部份。（頁 40）
因此，從大陸地區或東南亞遷徙來到臺灣的新住民，當他們與臺灣社會群 眾廣泛接觸後，臺灣群眾因處地利優勢，帶著有色眼光歧視他們，當他們開始 接收到奇特的眼光、忍受不雅的稱號、忍受低劣的地位後，便開始懷疑自己、
否定自己，認同的污名便開始在新住民心中發酵，自我認同的危機也就此產生。
促成認同的污名形成主要是臺灣社會文化所造成的「外在力量」，而這股力 量又可分為「家庭壓制」及「社會建構」兩個面向來剖析，新住民受到這兩股 力量的影響，改變其自身價值的判斷，並認定他人給予自己的身分想像。
（一）家庭壓制
多數的大陸或東南亞地區的女性常因原生國貧窮落後，為了改善家中的經 濟狀況選擇遠嫁臺灣，而選擇迎娶外籍配偶的臺灣男性， 多為身心障礙、低教 育程度與低社會階層的男子，以完成能向祖先交代、傳宗接代、照顧父母等任 務。在這種沒有愛情基礎、不符合現代婚姻觀念的「商品化的跨國婚姻」24下，
讓新住民家庭的成員容易形成一種「我們是用錢將新娘買回來」的錯誤觀念，
因此，他們常將新住民視為商品、視為次等的公民，可以對新住民予取予求而 不加以尊重。新住民新來乍到一個新的家庭，都還來不及適應，便已受到壓制。
這些現象我們也可以從研究的文本中看到端倪。
在《西貢小子》裡，媽媽阮氏好和阿嬷紛紛擾擾的爭吵，看在少寬的眼裡，
總是為媽媽打抱不平，在他的自述裡寫了一句話：
有時候媽媽不舒服，躺在椅子上休息 阿嬷就會凶她，要她把家裡弄乾淨
我們花這麼多錢把你買過來不是要你當少奶奶的 阿嬷總是這麼說（頁 63）
放學回家的路上，少寬偶然遇見警察在徵求懂得越南語的路人當翻譯，幫 忙處理丈夫毆打越南妻子的事件，他自告奮勇的上前幫忙，協助溝通協調，原 來丈夫常對妻子暴力相向，懷疑妻子私底下偷偷寄錢回越南，以致妻子興起逃 回越南的念頭，透過少寬的翻譯，那丈夫很凶的說：「我花了三十萬把她娶回來，
她居然想逃走，是不是欠揍？」（頁 168）。
《別叫我外籍新娘的小孩》裡的阿嬷總是對武雄的媽媽小惠冷嘲熱諷的 說：「妳知道嗎？當初我們是付了三十萬元台幣，一萬塊的美金，才買到妳這個 媳婦，哪知道你這個查某笨手笨腳的，我們真是虧大了！」（頁 8）於是，頤指 氣使的態度表現無遺，對待媳婦總像在差遣傭人一般，阿嬷不尊重人的態度，
讓小惠十分煎熬。
24 夏曉鵑在《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一書中所定義的名詞，文中指 出此種跨國婚姻的形成牽涉來自不同國度、文化的男女雙方及其家屬，更涵蓋了無數仲介 業者，並與兩國間經貿關係息息相關，與其他因留學、移民、工作等因素而形成的跨國婚 姻相當不同。（頁 4）
上述中，我們不難看到建立在金錢買賣下的婚姻，像是企業的雇傭關係，
出錢的臺灣人認為自己是雇主，有權支配新住民的一切，因為他們是自己買回 來的員工；當丈夫的、當婆婆的更不時透露鄙夷的眼神，因為我們的施捨才可 以讓自己迎娶進門的外籍媳婦從貧窮中解脫出來，使得新住民家庭的結構出現 階級現象。
《西貢小子》的阮氏好離開越南，一踏入丈夫阿新的家門，便馬上感受到 婆婆不友善的態度，她在書中自述：
一看見阿新的媽媽，也就是我的婆婆 我就知道，她不喜歡我
我怎麼知道？
眼神，我從她的眼神裡看到厭惡
她防著我像防小偷似的，進出房間都會把房門鎖起來（頁 7）
這種不友善的態度更會從新住民家庭裡往外流竄到親戚朋友的眼神裡，阮 氏好生完少寬、少南後因身體不適帶著孩子回越南調養身子，待到孩子就學年 齡時才又重返臺灣，少寬看著阿嬷、爸爸和親戚大陣仗的站在家門口迎接他們 時，他的感受是：
我們看著阿嬷、爸爸和大姑姑不知道要說什麼 他們似乎也似笑非笑的看著我們（頁 15）
這種似笑非笑的表情，是極其不自然的裝出一副笑臉，看在少寬眼裡，認 為臺灣的家人是用著虛偽及心懷惡意的眼神在看著他們，是一種區別的眼神，
不把他們看成真正的一家人。
《別叫我外籍新娘的小孩》裡，住在越南的小惠透過婚姻仲介被騙婚來臺 灣，從踏入丈夫阿龍家的第一天開始便被婆婆惡言相向，婆婆從來沒給小惠好 臉色過，因為她心中認為小惠這個媳婦是「買」回來的。小惠內心有許多委屈，
認為自己的婆婆直到現在，武雄這個孩子都生了，在家裡也沒叫她一聲媳婦，
都是用台語叫她這個「查某」。（頁 12）這一聲「查某」充滿了不尊重，也代表
著小惠在家中極其沒有地位。
《我的越南媽媽》也有著一位強勢的阿嬷薛林秀子，當學校的老師王靜娟 到家裡造訪時，由於語言不通，原本坐著和老師雞同鴨講的阮貞，一聽到薛林 秀子進門的聲音，便站到一旁，順手接下婆婆的袖套和圍裙，而薛林秀子對媳 婦正眼也不瞧，直直走向王靜娟，在剛才阮貞和薛淑芬的位置坐下。（頁 19）
坐定位後，眼看媳婦招待客人不周，便又大聲喝斥：「唉呀！說妳是外國番就是 外國番！老師來了也不懂得招待老師，去我房間拿一瓶汽水出來。」薛林秀子 一臉冰霜，邊罵邊使喚著阮貞，阮貞沒有一句反駁，只是低著頭快步走入內屋。
（頁 20）「番」在尚書的原意是「武勇」的意思，也被中國人用來指稱「好戰 的野蠻人」25，因此，「外國番」這三個字有著區隔你我的輕視之意，對很多新 住民家庭來說，娶回一個外籍媳婦，或許就像薛林秀子的想法一樣，只是為了 讓外籍媳婦照顧殘疾的兒子及完成生育下一代的任務，並不想把他們當作一家
（頁 20）「番」在尚書的原意是「武勇」的意思，也被中國人用來指稱「好戰 的野蠻人」25，因此，「外國番」這三個字有著區隔你我的輕視之意，對很多新 住民家庭來說，娶回一個外籍媳婦，或許就像薛林秀子的想法一樣，只是為了 讓外籍媳婦照顧殘疾的兒子及完成生育下一代的任務，並不想把他們當作一家